现有对俄汉语教材的不足及非学历化教材编写的必要性

现有对俄汉语教材的不足及非学历化教材编写的必要性

王治理　裴紫伊　李修斌^[1]

摘　要：对俄罗斯而言，由于汉语在当地的推广及孔子学院的开办，大规模针对成人的非学历汉语教学空前繁荣，但是新教材的开发尚处在慢慢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俄罗斯孔子学院的教学现状表明，从现有教材之中很难挑出完全适合于当地教学环境的教材。而编写一套科学的，尤其是针对成人的非学历的汉语教材是对俄汉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通过对俄罗斯当地及孔子学院等汉语教学现状和所用教材的研析，我们认为在教材编写时，应以国别化的设计为基本理念、以非学历的成人为中心、明确体现语言技能性和交际性等几点作为设计教材的基本原则，并且把复杂汉字的书写内容作为补充材料，由精通俄汉两种语言文化的中、俄专家合作完成。

关键词：俄罗斯　现有教材的不足　零起点　非学历化

一、引言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日趋发展，国别化教材的编写已经成为了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对于俄罗斯而言，随着孔子学院的创办，大规模针对成人的非学历汉语教学空前繁荣，但是针对“零起点、非学历化、非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学习的教材却少之又少。许多教材仅仅是把国内对外汉语教材的样式稍作修改或是用所在国家的人名、地名替代原教材课文中的人名和地名就出版发行。这样生搬硬套的教材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相结合，从而降低了学习效率和学习兴趣。

对于非学历化的学生来说，学习汉语的目的并不在于研究汉语本体，更多的是在于运用汉语进行交际和了解中国文化。所以脱离交际、语法点过于繁重和汉字书写过难、过多的教材是不适合这类教学对象的需求的。

由此，针对俄罗斯的汉语教学，开发一套科学的“零起点、非学历化、非汉语言专业、针对俄语为母语的成人使用”的国别化教材是一件迫在眉睫的课题。

二、俄罗斯汉语教材编写的必要性

（一）政治背景和经济形式决定了教材编写的必要性

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迅速发展，俄罗斯各行各业急需大批的懂汉语的人员。因此，俄罗斯汉语教学的需求空前庞大。孔子学院在俄罗斯各地的诞生也为对俄汉语教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而挑战之一就是对俄汉语教材的编写。

教材是教学的核心及其成功的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也不例外。对俄罗斯而言，由于汉语在当地的推广及孔子学院的开办，大规模针对成人的非学历汉语教学空前繁荣，但是新教材的开发尚处在慢慢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如何加速新教材的开发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教材编写的国别化要求

编写国别化教材是汉语国际推广的必然。所谓国别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不同母语的学习者在汉语习得时的重点和难点的差异性。

就汉语和俄语而言，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俄语属于印欧语系。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学习者在汉语和母语的字、词、句、语法以及表达法中都极易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出现混淆现象。这要求教学者和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对两种语言中的不同点着重注意。

例如：汉语对事物命名时注重统一观，倾向于对事物的类属概念给予相同的标志，即泛指，词义概括；俄语对事物命名时重视分析原则，习惯于从事物的个体差异赋予不同的名称，即特指，词义较具体。如：

酒—葡萄酒вино，烧酒ханшин，白酒водка，烈酒грог，啤酒пиво，香槟酒шампанское，鸡尾酒коктейль–относятсяккатегории酒；

鸡—公鸡петух，母鸡курица，小鸡цыпленок–относятсяккатегории鸡；

牛—公牛бык，母牛корова，小牛теленок，水牛буйвол—относятсяккатегории牛；

车—汽车автомобиль，火车поезд，自行车велосипед，摩托车мотоцикл–относятсяккатегории车。

汉语的表达法中，对于某一类的事物通常会出现某一个概括性的词语，用以统称和标类，“葡萄酒”、“烧酒”、“白酒”等都属于“酒”类。所以在构词法中把同种类型的事物进行限定和归类，“酒”字作为这些事物的共同特点和统称出现在词中。实际上，俄语里没有与“牛”、“鸡”等值的词，只有与它们的下位概念等值的词。而汉语中，把“鸡”、“牛”等词语作为某类家禽或者动物的统称，在其下又有“小鸡”、“公鸡”、“牛犊”、“奶牛”等词语。俄语中虽然有与汉语中“车”的意义最接近的译词，例如Повозка（指“有轮、无簧、结构简单的马车”），但在言语中，往往要使用具体特征的更明确的词。这些特征在汉语里有的是借助词组中的限定词来体现的，俄语对应的词却不含有这些义项。^[2]

在进行教材的编写过程中，针对中俄两种语言的不同表达情况需要尽量避免母语对于目的语的影响。以如上词语为例，由于俄语中并没有“酒”、“鸡”、“牛”、“车”等词，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需要把这几个词的意义进行重点阐述，并要说明限定词和其他词语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树立一种整体思维，并致力于在交际场合中对词语进行阐述，使词语不脱离语境，语境又有丰富词汇的支撑。以“酒”字为例，可以尝试把场景设计在酒吧，不同的参与者可以点不同的酒，这样使学习者熟悉“点餐”、“点菜”和“酒吧”语境中的交际方法。同时，由于酒吧文化在外国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比重，学习者也更有兴趣，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中的词汇和固定句式，学以致用。由于“酒”字在课文中出现率、重复率高，使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也使学习者可以更加直观的接受，并总结与母语运用情况的不同之处。

又如，汉语的语序用语义因素作为语言单位相互联系的主要手段，主要依靠词语或句子所含意义的逻辑联系来实现它们之间的连接。词语在句中的先后顺序受到时序上的“先后律”的制约，其语序通常是“固定的”，语法关系靠语序表达。例如，“狗咬人”和“人咬狗”，“我爱你”和“你爱我”的意思截然不同。由于考察事物时，俄语分析思维的态势习惯于把考察对象从其所在系统中分离出来，因而使俄语语句中的每一成分均能从整句中析取出来而意义无损。多数情况下，语句中的每一成分放在句中的任何位置都无关紧要。与汉语语序中强烈的逻辑律相比，俄语的特点是形态律，以形态为中心往往打乱逻辑的顺序，因此俄语的语序有较大的灵活性（Свободный），“Собакакусаетчеловека”，“человекакусаетсобака”没有区别。许多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无法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汉语语序的问题成为汉语难以学习和掌握的难点之一。就此问题，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可以把学习和训练的重点，放到练习上，尽可能多地出现替换练习和造句练习，使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多接触和了解汉语中语序变化对语义产生的影响，从而达到学习和深化印象的目的。

可见，对俄汉语教学的重点与难点与别国不同。教材的适用性和针对性成为了编写教材的重要因素之一。科学合理的对俄汉语教材，应突出汉俄两种语言使用的差别，而绝非简单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对俄非学历化的教学目的是使教学对象获得汉语语言的使用能力，而并非只是为其提供一套完整的、细致的目的语语法系统。其初衷在于交际，重点也必然落在语言的使用上。

最近几年大量问世的新汉语教材，如《快乐汉语》、《新实用汉语》^[3]等，已使从前具有“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称的汉语变得较为容易了（俄语中的成语“китайскаяграмота”形象地说明了汉语对于斯拉夫语系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俄罗斯孔子学院的教学现状表明，从现有教材之中还是很难挑出完全适合于针对成人的、非学历化的教材，所以教材的缺陷仍然是对俄汉语教学的瓶颈。

有鉴于此，针对俄罗斯本土的汉语教学编写一套科学的教材是对俄汉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三、现有对俄汉语教材存在的问题总结

俄罗斯现有汉语教材甚多，虽有不少优点，但不足之处亦多。

俄罗斯汉语教学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公立大学的汉语专业的学历制教育已经非常成熟，其配套的汉语教材也比较全面、丰富。

而目前，俄罗斯学习汉语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为非学历的、非汉语言专业的成人。针对这类群体的汉语教材相对缺乏，且不够成熟。在已有的众多的教材之中，为他们选择适合的教材时遇到的问题是：大多教材内容含量过大，更适合语言专业的学习者使用。虽然多数教材配有俄语注释，但不少是将原英语注释版的翻译而成的，即没有突出俄语为母语的教学对象学习汉语的重点与难点，不具备国别化的特点和要求。因而导致俄罗斯各地的汉语学堂及部分孔子学院使用的教材五花八门，学生几年学习后水平高低差异甚大。此外，俄罗斯孔子学院所用教材存在的问题还有：“普遍陈旧，并且相当一部分为台湾教材。”^[4]由于台湾教材使用的是繁体字，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对于语音、汉字等部分易于产生偏误且十分不利于交际。加上教材普遍陈旧，与当代中国现状和汉语学习现状严重脱轨。具体而言，俄罗斯现行教材中存在着问题和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材的针对性不强

现有教材不完全适合于非学历下的成年学员的汉语教学：难度过大，即教材中会出现课文难度突增、每一课的词汇过多、重复率不足、练习不足等现象；语法解释繁琐或过难，汉字教学缺乏系统性等问题。

俄罗斯大学一般在东方学系和外语系开设有汉语课程，通常使用俄罗斯教育部规定的系列教材，例如：一、二年级使用的《汉语入门》、《基础汉语》等，将汉语语音、汉字偏旁部首、汉语的语法点用俄文予以详细讲解，同时配有发音示意图，有利于学生对汉语“声母、韵母、声调”的掌握。汉字书写部分，每课插入了汉字偏旁部首表和笔顺规则表，并将偏旁部首名称翻译成俄文，方便学生直观地了解汉字的偏旁部首。而在使用这样的教材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在汉字教学方面却出现了问题：汉字出现的难易度并未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依次出现，而是先出现了由许多部件构成的合体字，而简单基础的独体字却因为在课文中没有提及而推迟到教学的中后期才出现。这样的教材，易于使学习者在前期难以理解十分复杂的汉字，在学习中后期又易于产生混乱情绪，从而对汉字“敬而远之”。以《实用汉语课本》^[5]为例，“谢”字出现在教材的第4课，而构成谢字的部件“言”字出现在第13课、“身”字出现在第21课、“寸”字出现在第25课；“吃”字出现在第5课，而“口”字却出现在第31课。在《汉语会话301句》^[6]中“好”、“她”、“妈”都出现在第1课，“姐”和“妹”出现在第2课，而“女”、“子”、“马”、“且”、“未”等构成这些合体字的独体字都未曾在这本教材中出现。那么当学习完这本教材之后，学习者掌握的汉字只是死记硬背得来的几个合体字，而对汉字构造，部件、部首和偏旁的作用，合体字的组合形式，甚至汉字如何将表形、表音、表义相结合的特性都不会有任何的了解。这样只教其表不教其里的学习方法是不可取的。就这一问题，教材的编写应重视由易到难的原则，对生词的出现位置进行调整。使常用的独体字及作为构字部件的基础字出现在生词表之中，或者在生词后面附加“补充生词”，在补充生词中可以出现独体字。如“好”、“妈”、“她”“谢”出现在生词中，“女”、“马”、“言”、“身”“寸”等出现在补充生词之中。又如，俄罗斯许多教材的设计并不符合交际，也不实用。更多的课文是为了讲解语法点而设计的，并非为了交际和沟通。许多学生反映，学习一段时间汉语之后，仍然很难与中国人进行一般的聊天和沟通，也无法与他们交朋友、做生意。因为课文中设计的语法点，多运用在书面语中，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并不实用。例如：为“又……又……”句型而设计的课文中的句子：“这条裙子真是又漂亮又大方”，“你买的水果真是又新鲜又便宜”。一般中国人在购买东西和赞扬他人时，很少出现“又……又……”句型。这样仅仅为语法而设计，全然不顾其它部分的教学，也是不合理的。此外，这些教材针对学生听、说等交际能力的教学和练习也较少，不适用于成人非学历的汉语教学及孔子学院的教学课堂。

（二）教材内容（选材）不合适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技术大学孔子学院选用《汉语新目标》系列教材之一（俄语版）（张晓光等编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作为初、中级班的主干教材。选用《体验汉语》系列教材中的《生活篇》和《文化篇》（朱晓星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作为初级班口语教学的辅助材料。教材的语音部分发音要领均有俄文注释，易于学生理解；语言材料生动活泼、贴近生活；每篇课文最后附有语言知识，诸如“汉字的历史”、“汉字的发音特点”、“图画文字和表意文字”等，这些内容不但丰富了学生的汉语知识，还大大提高了其学习的兴趣，深受学生的喜爱。

其不足之处在于：部分课文缺乏针对性，口语性不强，尤其是语法点的阐述过于繁琐；汉字书写内容过多过难；课文过长，生词过多，生词重复率小；教材每篇内容缺乏衔接性，内容跨度较大。

对于其它教材而言，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内容（选材）与学员的实际需求契合不足，缺乏实用性。信息量不足，即课文中所阐述的相关文化知识不够；汉语教材的目的之一向爱好中国语言及文化的俄罗斯人介绍中国的一个窗口，不仅仅是语言教学的材料，同时也应涉及一些中国国情、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如何把文化知识导入课文编写和课后练习的设计之中，并和语言教学紧密结合是教材编写需要突破的难点。

教材中的交际目的不明确也是问题之一。教材的编写者对交际的目的不够重视。他们将语言技能与语言交际能力混为一谈，认为对于语言技能的训练可以直接变为对于语言交际能力的训练，并将语言技能训练作为培养语言交际能力的唯一手段。实际上语言技能并不等同于语言交际能力，语言技能训练本身也不能导致语言交际能力的自然形成。许多学生在学习之后发现，虽然学到很多语法和语言技能的知识，但是却无法完成最基本的语言交际。“所用非所学，所学不好用”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影响了学生对于学习汉语的兴趣，更使他们对所学知识是否有用，产生怀疑。

（三）编者的问题

目前，不少对俄汉语教材的编写者从事汉语教学的时间较短，缺乏丰富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许多教材的编写者目前虽然从事对俄汉语教学工作，但在这一队伍中，中国一些高校的俄语教师、非汉语专业甚至非对外汉语专业出身的志愿者教师、对外汉语专业的研究生占了相当比例。

许多教材的编写者，所学专业方向不同，对于编写教材的思路和预期效果也不同。此外，编者中的一些，由于从未参与过对俄汉语教学，或者毫无教学经验，使教材的编写总是架空于实际教学，何谈贴近教学。同时，由于对俄语不精通、对俄罗斯民族的思维、文化、生活、语言表达习惯的不甚了解也使得教材的针对性有所欠缺。

因此，教材的编写应该吸收一些具有多年国外教学经验、专业知识强、精通俄语和俄罗斯本土文化的优秀教师参加。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母语为俄语的汉语教学专家参与。

（四）翻译和译者问题

目前同时编写多语种教材已成为主流，国内外流行的主要汉语教材都可以找到俄文版本，但教材的国别化远远不是简单的翻译工作。真正意义上的国别化的教材应以两国文化差异、两种语言之间的语法差异与语法比较、双语翻译练习等题目为其重点内容。

就翻译目的而言，是为了让俄罗斯的汉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对应的汉语单词的意思和语法知识。有些汉语教材虽然有对应的俄文翻译，但翻译有误或不够贴切，从而误导学生，影响汉语学习。

就译者而言，有些教材的翻译人员俄语水平虽高，但不少译者的汉语言本体知识明显不足，并且缺乏对外汉语教学经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对汉语研究不够专业或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不够熟悉而导致翻译有误或不够贴切。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编写开发零起点、非学历化、非汉语专业、针对俄语为母语的成人使用的交际性强的教材是当务之急。

四、编写原则

就俄罗斯当地和孔子学院等非学历的汉语教学现状而言，教材编写的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以国别化的设计为基本理念。将所编教材密切与俄罗斯的教学制度和教学实践相联系，使之能够有机地融入现有的教学制度与实践之中。同时，教材的内容应该突出汉、俄两种语言的语言文化差异，尽量降低俄语负迁移对教学对象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以教学对象为中心。

注重教材的针对性与适用性，针对非学历化者汉语学习目的性强、见效须迅速等需求设置内容。就此群体编写教材的原则是：短、平、快。因此，教材含量应适合总学时550～600学时，完成该学时学生可掌握的基本词汇、句型和常见的语法现象；在词汇上和语法上跟现有的HSK资料挂钩；以简单、实用的内容为主，循序渐进地介绍语法点，以交际为教材编写的主旨和目标。此外，考虑到其中一部分学员在培训之后有志到中国继续深造，教材水平定位为HSK考试三级。

（三）转变教材编写的传统观念，明确体现语言的交际性。

结合教学对象的自身用语特点和实际生活编写，选材尽量全面和实用，内容、话题、练习等贴近生活实际，将800～1 000左右的日常用语贯穿在教材之中，并且达到10%～15%的重复率。使教学内容符合初学者的交际需要，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其听、说、读、写的初步能力，最终使之达到运用汉语进行一般交际的水平，满足孔子学院课堂教学任务的需要、满足教学对象的需要，起到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

（四）每课内容要有衔接性，使学生所学到的知识能够得到延续和有效的复习。

非学历的成年人一般没有整块的时间来对所学知识进行记忆，与系统学习过汉语的学生相比，更加容易遗忘。所以，在课文中进行有选择、有重点的延续和重复，不仅仅能在学习中帮助学生进行复习和反复记忆，更能使所学知识更加系统化、整体化。例如：许多教材在第一课中都是以“你好！”“你好吗？”“你叫什么名字？”为头，而后面的课文这些句子的使用率、重复率也很高，加上这些句子简单易学，记忆起来特别容易。所以对于重点句型或者使用率高的句型，应该在之后的课文中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复出现和扩展。

（五）复杂的汉字书写内容作为补充材料。

汉字，凝结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思维方式、文化和智慧的精髓。它是语言和文化的最佳契合点之一，也一直是汉语教学的难点之一。由于汉字是一种音、形、义结合的文字体系，而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在汉字的音、形、义的学习方面，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母语背景和接受情况不同的影响。江新把这种情况概括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生学习汉字时对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间的关系，随学生母语背景的不同而发生变化。”^[7]俄语母语背景的学生对于汉字学习的热情并不高，对于汉字的认识也不全面系统。在教材的编写中，把复杂的汉字书写作为辅助和补充材料，在学生已掌握主要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介绍汉字结构、偏旁部首的具体含义及书写方式。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一定的、常用于交际的汉字，从而可为今后学习复杂的汉字打下基础。为了增加汉字学习的乐趣，可以适当地附上一些与本课汉字学习相关的小故事，介绍汉字中的故事，介绍中国历史与文化。这不仅使学生对于所要学习的汉字印象更深，同时也可增添其学习兴趣，更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五、结语

本文在分析俄罗斯现有汉语教材的基础上，提出编写一套科学的针对零起点、非学历化、非汉语言专业、俄语为母语背景的成人使用的国别化教材。教材编写将本着内容简单、知识点明确、实用性强的原则，旨在快捷提高学习者的汉语实际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李泉：《对外汉语教材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李如龙、吴茗：《略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两个原则》，《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2期。

李如龙：《论对外汉语基础教材建设》，《国际汉语学报》，2010年第1卷第1辑。

刘乐宁、胡灵均：《从学习策略到教学策略》，“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中山大学，2008年12月21日。

刘乐宁：《论汉语国别教材的适用性》，《国际汉语学报》，2010年第1卷第1辑。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续十七）》，《世界汉语教学》，1997年。

张会森：《俄汉语对比研究》（下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注释】

[1]王治理，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华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裴紫伊、李修斌，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硕士生。

[2]参见张会森：《俄汉语对比研究》（下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79页。

[3]李晓琪、罗青松、刘晓雨：《快乐汉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刘珣、薛客卿：《新使用汉语》，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年。

[4]李永欣：《俄罗斯孔子学院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6月第37卷第3期。

[5]刘珣：《实用汉语课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6]康玉华、来思平：《汉语会话301句》，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年。

[7]江新：《不同母语北京的外国学生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间关系的研究》，《语言与研究》，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