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文化教育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教育，是世界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形成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中，不断融入世界文化教育中。一方面以其博大的胸怀汲取着异域文化乃至异质文化，从中采撷精华为我所用；另一方面，随其足迹所至，以其独特的文化教育理念影响了那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在西欧则协助催生了西方近代以来以理性反对神权的启蒙思想和文化教育观，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
一、16～18世纪欧洲传教士对儒家文化教育的传播与认同
儒家文化教育思想的西传，首先是儒家经典的译介。在源远流长的中欧文化交流史上，曾长期倾心于器物文化交流层面。13世纪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除言及元朝施行“德政”、国人“礼敬父母”、店主“敦好礼仪”等现象(108)，未能更多留下儒学西传的明显印记。自16世纪，欧洲传教士陆续来明朝布道，在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将儒家经典翻译介绍到西方。传教士翻译介绍的儒家经典，以及根据各自见闻和经历写下的札记、日记、书信和论著，不断扩展着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的视野。
西班牙传教士、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沙勿略（1506—1552）较早向西方报道儒学影响下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特点。在日本传教期间，他就深切感受到日本国民进行辩论时如何“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在涉及宗教崇拜问题以及事关行政问题时如何“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109)他尽管未能进入中国腹地，但在写往欧洲的信中，大致描绘出儒学教化下“全国信于一尊”的文化特点，赞扬中国“以正义卓越著称，为信仰基督教的任何地区所不及”“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中国人聪明好学，尚仁义，重伦常，长于政治，孜孜求知，不怠不倦”。(110)他还在信中介绍中国的宗教习惯、教育方式、文人学者的地位及对外国学者的态度。
儒学第一个西传译本是西班牙道明会士高母羡（1546—1592）翻译、范立本所编的《明心宝鉴》。该书载有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等儒学家有关劝善、修身、励志的论述，译成西班牙文后，逐渐在欧洲流传。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1543—1607）在华期间以拉丁文翻译并于回国后出版的《四书》（《大学》部分章节1593年另刊），成为最早以拉丁文向西方翻译出版的儒学著作。拉丁文作为西欧文化之源在当时极为盛行，书被出版后极易流传。
在早期来华传教士中传播儒学最有影响者，当属意大利“杰出的孔夫子的诠释者”(111)——利玛窦（1552—1610）。利玛窦称孔子是“博学的伟大人物”(112)，“中国圣哲之师”(113)，“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利玛窦坦言：“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在中国最为盛行、最受重视，“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之尊敬他，以致不敢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稍有异议”；统治者也给予孔子以“最高敬意”“感激地承认他们都受益于他遗留下来的学说”。(114)利玛窦在《中国札记》（又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突出介绍了孔子儒家学说特别是“四书”和“五经”对教育内容、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并称“四书”是“充满卓越的智慧之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的考试制度，指出中国的考试内容完全是根据儒家学说制定的，文人们只有熟读儒家经典才能“进身仕途”；对中国的“文官”制度给予赞赏：“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115)；赞赏中国文人“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会令人惊异地表现出“品德高尚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的情操，并由此推断：“人们有了学问，心灵也就高尚了”；由中国人尚文轻武推断：文官制度更适合于“一个很少或没有兴趣扩张版图的民族”(116)；还发现：“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著称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117)，而且“中国人比我们更尊敬老师”(118)；他通过比较发现，儒学并非借助于“天启”，而是直接诉诸理性，能为政治、哲学、科学、教育体制与礼俗规范提供准绳，使精神、文化生活与社会结构融为一体。1614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将利玛窦札记手稿从澳门携归罗马，译为拉丁文于次年在德国出版，后在欧洲被译为多种文字而广为传播，一时“轰动了欧洲”“重新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门户”(119)；“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十七世纪的历史著述”。认为“它把孔夫子介绍给欧洲”，“它开启一个世界，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120)。
17世纪中后期，来华传教士向欧洲大量介绍儒学。1662年，耶稣会士殷铎泽和郭纳爵合作，将《大学》（取名《中国之智慧》）译成拉丁文在建昌刊印，并曾刊印《论语》拉丁文译本。殷铎泽还翻译了《中庸》（取名《中国政治伦理学》），于1667年和1669年分别在广州及印度刊印。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在巴黎出版拉丁文译著《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全书包括柏应理上法王路易十四书，中国经籍之历史与要旨导论，孔子传，《大学》《中庸》《论语》并附译注疏，颇受关注和好评。旅行家贝尼蔼读后感慨地说：“我不再惊奇何以这位道德哲学家和立法者（孔子）两千年来在中国如此享有盛名了——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对人的内心了解是何等的深刻，他对于一个国家的君主和政府又抱着何等伟大的见解；他认为唯有当他们有德行时，才会有幸福存在。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如此之多的智慧、如此之多的审慎、如此之多的虔诚、如此之多的仁慈；他简直没有一句话、一件事情和故事、一个问题，其目的不是提倡德行的，而且其中总是包含着某种明智的教导，或则是教导着一种良好的为政，或则是教导着具体的做人的行为。”(121)
部分传教士还著书立说，推崇和传播儒学。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1585—1658）所编《中华大帝国志》（又称《中国通史》）介绍了儒家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处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关系的准则；高度赞赏作为哲学家、教育家的孔子自强不息的人格；认为《四书》强调一个圣人政府应建立在家庭和个人道德之上；《易经》是论述自然哲学之作，中国早期圣人均由此而发展道德和思辨科学。该书于1641年在马德里以葡萄牙文出版，后译为多种文字而广泛流传。法国传教士白晋所著、出版于1699年的《中华帝国史》预言：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域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
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增多，仍以多种形式向欧洲传播儒学。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于1711年将“四书”完整地译成拉丁文，并在所著《中国哲学》中系统介绍儒家经典和古代哲学思想。1735年杜哈德编辑出版的《中华帝国详志》（四册），精选了27位耶稣会士的报告，堪称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关章节介绍了《春秋》《礼记》《论语》《大学》《中庸》《孝经》等儒家经典，阐述了儒家伦理纲常。
经过耶稣会士的传播，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在欧洲形成了持续百余年的“中国文化热”，法国巴黎大学成为中国文化热的中心。孔子、儒学在欧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有识之士看来，儒学包含了所有中国的教义和实践，是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钥匙，其伦理思想具有普遍意义。
二、儒家文化教育对欧洲启蒙思想家和近代文化教育的影响
传教士当初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的本意在于宣传中国是传播“福音”的理想之地，但同时将不同于基督教神学的儒学文明传入欧洲，为启蒙思想火花的燃起带去“理性”的酵母，致使欧洲中世纪神学权威因受儒学文明冲击而发生动摇，许多思想家深受启蒙，进而对其文化教育产生了影响。
（一）儒家文化教育思想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利玛窦之后，在儒学西传的过程中，围绕中国人是否信仰人格化的神、中国人的祭祖典礼与尊孔仪式是否属于偶像崇拜、儒学经典是否可与基督教义相互依存等问题，展开了持续百余年的“礼仪之争”。其实，孔子“不语怪力乱神”(122)，赞赏天之“不言”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23)，强调理性地积极入世，修己以安人。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以反对宗教神学、提倡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启蒙运动兴起之时，而儒学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天道观，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以“理”为天地万物最高法则，与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多有吻合之处；儒学影响下中国的教育制度和选士制度，因有别于官位世袭、贵族拥有极大特权的欧洲而备受赞赏；耶稣会士所报道的中国盛况，恰与欧洲中世纪之黑暗形成鲜明对照。于是，中国成了欧洲启蒙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孔子学说成为时髦的东西，引起了欧洲一般知识界人士对于孔子著书的兴趣，大大耸动了人心”(124)。“儒家无神论的哲学思想、德治主义的政治思想、重农轻商的经济思想、融政治与道德为一体的伦理思想，尤为启蒙思想家所倾倒。孔子思想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所表现出的强大威力，更为启蒙思想家所折服。”(125)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家、法国百科全书派以及重农学派等，纷纷从中国古典著作中吸取养料，将儒学作为倡导理性、探寻和重建社会思想和秩序之基础。
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创始人莱布尼茨（1646—1716）21岁就读过有关孔子论著和传记，曾建议把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列入德国国家研究院。他通过潜心研究白晋介绍的《易经》而推出“二元算术”，从而“把东西文明拉近了几步”，并证明“东西文明相契合”。(126)1667年他在《中国近事》一书中赞赏中国人民具有“善良的美德”，认为儒学影响下的中国民族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我们从前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为进步的民族存在。但事实上，我们却发现中国民族了，它竟使我们觉醒了”“我几乎相信，中国应派人教我们自然哲学的宗旨与实行，好像我们派教士教他们由神启示的哲学。”德国启蒙运动先驱、理性主义哲学家沃尔夫（1679—1754）与其老师莱布尼茨一样推崇中国文化，重视研究和传播儒学。他于1712年撰文介绍法国耶稣会士诺尔翻译出版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等经典。1721年7月，他在担任启蒙运动重镇——哈勒大学校长期满时以《中国的实践哲学》为题发表的离职演说提到，他的实践哲学与中国孔子的学说并无二致。他认同孔子“择善而从”的主张和“至善至美”的理性追求；赞赏孔子身处乱世而力图发扬光大尧舜之道的济世精神；为中国人没有宗教而仍有良好的道德风俗而赞叹，并视中国为欧洲之楷模。他确信，儒家学说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大于《圣经》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
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1694—1778）对儒学推崇备至。他在《哲学辞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127)他确信儒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合乎理性的哲学，被中国人崇拜的孔子，尽管“为人类创造了最崇高的思想”，但“人们对孔子的信仰不同于对神的膜拜”(128)。他认为，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教人行善，而不是像基督那样只禁止人们行恶。
狄德罗（1713—1784）在《百科全书》“中国”条目中介绍了自古代至明末的中国哲学，认为其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称赞中国儒学“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1694—1774）因于1767年发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而被誉为“欧洲的孔子”。他视《易经》为“中国人的学问基础”；《尚书》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为孔子以来所有中国学者所公认；《礼记》涉及家庭和各种社会关系的一切礼仪习俗；《论语》中孔子的道德格言“胜过希腊七贤之语”。视孔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著名哲学家”“第一位教育家和学者”“他的著作有如此权威，以致有人曾经建议对这些著作稍加修改，竟被视为犯罪而受到惩罚。一经引用他的学说中的一段话，便可削弱一切争议，连最固执的学者也不得不放弃他自己的见解。”(129)他认为，中国文化制度一切以自然力为依据，虽皇帝也须守此大法，受天理支配，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
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美国汉学家顾立雅于1945年出版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作了深刻阐述：“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法国和英国的实情是，中国，在儒学的推动之下，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现在儒学又成为攻击这两个国家的世袭特权的武器。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30)
（二）儒家文化教育对欧洲近代文化教育的影响
儒学向欧洲的传播，深深影响了欧洲的文化、学术与理念。被誉为“魏玛的孔夫子”的德国文化大师歌德（1724—1804）很早就接触儒家思想，潜心阅读过“六经”，曾将《中华帝国全志》中的《赵氏孤儿》改编为《哀兰伯诺》，还赋诗期望加强中德交流与合作。德国文化名人席勒（1759—1805）曾先后写下两首《孔夫子的箴言》，借孔子之名阐发其人生哲理。儒家“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选贤与能”的用人之道，“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学优则仕”理念下的科举制度，都为近代欧洲许多思想家所赞赏和向往，对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儒家“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曾影响欧洲的民主政体。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131)，“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132)；《大学》主张：“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133)。这都曾成为近代欧洲尤其是法国民主思想的渊源。18世纪启蒙学者从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34)的古训中领悟到：为民众谋幸福，方能得到其拥护，否则，民众就会造反，甚至将其推翻。孟德斯鸠（1689—1755）曾写道：“中国的皇帝……据说如果他的帝国不公正，他将被剥夺去帝国和生命。”(135)霍尔巴赫（1723—1789）在《社会体系》一书中特别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必须“移植中国的精神”；法国要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1789年，法国国民会议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称：当政府侵害人民的权力时，对于人民，以及对于人民一部分来说，起义造反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与中国民本思想如出一辙。
其次，儒家“选贤与能”的用人之方、“学优则仕”理念下的科举制度，曾冲击近代欧洲的贵族世袭特权，影响其教育制度。启蒙学者意识到，中国自古信奉“天下为公，选贤与能”(136)的用人之方，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37)，长期推行科举考试制度，并以此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经过启蒙学者的阐发，这些思想成为反对欧洲贵族世袭制度的思想武器，也成为当时欧洲教育改革的思想来源。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就特别“欣赏中国的教育制度”。维吉尔·皮诺特指出：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是，“一个人靠着良好的品质达之于高官显位；每个人都是根据其优点而排列其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尽管有王公的青睐和出身的有利之处，却不能使一个被认为既无德行又无学识的人欺骗性地被任命在某个官职上。这种情形在欧洲是罕见的或者甚至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的传教士们，不分国籍，都用狂热的词句赞美这个令人称奇的、中国的等级制度，其基础不是别的，只是良好的品质”(138)。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按照“中国教育模式”在法国倡导和推行了教育的世俗化和普及化，促进了法国教育的发展。法国大革命后制定的教育发展计划，引进了考试制度，满足了平民登上政治舞台之需。中国的“用人之道”曾深刻影响英国的文官制度。远在1599年，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伊特就深为中国科举制所吸引，对中国十分重视学问而羡慕不已，赞赏“中国伟大的君主将高官显爵赐予他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毕业生”(139)。尽管欧洲学界对中国科举制度实行中的弊端进行过揭露，但对中国官员非世袭制且须经系列考试、竞争和筛选的用人制度给予肯定，对法英等国家选人用人制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儒家“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观影响近代欧洲的教育民主。孔子基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40)的认识，率先主张“有教无类”(141)，不分少长贵贱贫富地域，都可获得受教育机会。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提出，被欧洲人视为“教育平等”思想的新纪元。欧洲学者认为，孔子基于对所有人的信任，期望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素质，以实现德治仁政，这对欧洲具有借鉴意义。近代欧洲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教育平等思想，普及教育思想及其与实现民主政治的关系，都与中国儒家教育思想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近现代民主社会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民主制度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国民受教育的程度。在一个国民教育程度很低的国家里，很难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更难建设具有高度民主的国家。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至少为近代民主制度的实现提供了一种思路。
三、几点思考与启示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在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交互进程中，儒学逐渐为世人所解读、了解、体认和吸收，从而成为世界性的学说。回首孔子儒学在西方传播中的曲折而复杂的历程，留给今人以经验与教训，启迪与反思。
（一）中西异质文化教育双向交流是必要而有益的，贵在持续的良性互动
面对相对成熟的异质文化，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早期传教士努力适应中国文化环境，在不根本违背基督教义前提下，遵循中国习俗，易华服，习华语，读儒书，从儒教，广泛搜罗、潜心研读中华典籍，逐步意识到中国“政教合一”的文化特点，认识到儒学的价值和儒家文化教育的地位。他们在将基督教引入中国并努力建立“儒化的基督教”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将儒学源源不断地介绍给西方。无论对来华传教士整体上作何评价，就其在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中所起的桥梁作用而言，是应给予肯定的。
在16、17世纪欧中文化教育交流中，“两种文明的最有代表性的文人成了主角：耶稣会士和中国士大夫，前者是当时文化领域的佼佼者，后者则是传统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文人”(142)。以“西儒”利玛窦、“西来孔子”艾儒略为代表的传教士，以徐光启、王韬为代表的中国有识之士，共同推动了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相逢，开启了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对话、比较与融会之路。尽管传教士用已经熟悉的西方文化和宗教观来诠释中华文化，所理解的儒学未必精当，徐光启等名士所理解的天主教也难免有失真之处，但是，中西方有责任感和进取心的有识之士，不拘泥于正统，敢于思考与创意，所做出的尝试和表现的睿智，至今仍引发人们对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价值的深思。
双向交流毕竟是有益的，持续不断的良性互动尤为需要。就耶稣会士与中国知识界之间的接触与交流而言，莱布尼茨曾称之为“一笔智慧和知识的大交易”，有益于“谋取人类的普遍利益以及加速科学与技术的进步”。(143)莱布尼茨期望：“我们不仅要派遣传教士去中国，而且中国也应该为正确地处理和实践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派遣传教士到西方来”(144)。遗憾的是，在其后长达两个多世纪中，中国知识界赴欧洲者寥寥无几。如果说中国人在包容和吸收外来文化上有较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那么在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上则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倘若中西方都怀抱开放的心态，既“输入”又“输出”，中西文明之间不断形成良性互动，那势必出现另一番景致。
（二）异族文化交流应基于本民族固有文化及价值取向作理性选择，“求同存异”“为我所用”不失为明智之举
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都具有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的性质。任何一种文化与异族异质文化会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就其形成而言，都并非只有单一来源，而是由多源汇合而成。对多种文明、多种文化的吸收与融会，各民族应作理性把握。文化教育交流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教育理性选择的过程。对于客观存在的外来文化教育，接受者选择什么要素，与选择者自身素质与价值取向不无关联。在文化教育交流中，任何对异族异质文化教育的解释和接受，都会有一个重新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自古以来，每个国家对中国的儒学都给予了自己的诠释和再诠释。儒学的国际传播过程，实际上是儒学作为学术‘文本’在彼国彼地的生长和‘本土化’过程。”(145)
从利玛窦到伏尔泰，由于采用了“适应文化”的解释，以西方文明的视角审视和诠释儒学，使西方思想与儒家思想达到某种沟通与契合。在利玛窦等人看来，“儒家”与“耶稣”相通，具备沟通交流的基础。当然，西方人的理解与解释都从本民族固有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出发，全盘或原汁原味的接受是不可能的，出现“误读”或“偏见”在所难免。而“偏见并非必然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146)。从利玛窦到伏尔泰，再到当今的西方汉学家，对儒家文化教育的解释和接受，始终保持了这一基本特点。西方主流文化中，已有中国文化因素。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茨等思想家的解读，包括误读和改写，而融入西方文化。尽管伏尔泰等思想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不精通汉语，但他们以中国文化为外在视角，审视自身文化，并善于从中国文化中获取灵感，受到启迪，不失为“求同存异”“为我所用”的明智之举。
（三）文化教育传承具有超越时空超越意识形态之特性，在传承借鉴基础上的创新是永恒主题
利玛窦有感于中华悠久文明博大精深而采取“合儒”策略，“其言多与孔、孟合”，他以行动促进了中西文化教育的融会。“唯就利氏本人而言，除重新在华建立天主教传教事业外，其最大贡献仍在有选择地将中学西传，使欧人因他的媒介而对另一文化产生新的认识”(147)。德国传教士汤若望（1591—1666），正是读了利玛窦的书，才激起了前来中国的强烈愿望。欧洲大陆开始发现和研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而且，西传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社会多方面产生了影响。儒家思想贡献于人类文明特别是影响欧洲近代文明的事实表明：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民主在孕育诞生时期，就已超越时空，融入中国文化的基因。毫无疑问，儒学的国际影响力在未来的岁月中将日益凸显。
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孔子和儒学的钟情与褒扬，在18世纪欧洲思想史上留下的深刻印记，这种文化现象的确耐人寻味。尽管他们对作为“异域文化”的中国儒家文化的研究和汲取，难免深受自身的认识水准与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制约，尽管他们所表达的是对新的社会秩序的渴望，是从儒学中寻求建立新社会秩序的思想基础的努力，但从中不难体察出文化传承所具有的超越意识形态的特性。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预言：“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取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一线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之业绩。”(148)基于此，我们应在理性地审视中国儒学并从中汲取文化教育智慧的同时，积极吸收西方文化教育具有永恒价值的成分，在传承和借鉴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有所发现和创新，不断提升现代教育的品质。
（四）人为地将中西文化教育对立起来必有偏失，而对话与善意的批评均为有益
中西方文化都是人类长期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文明成果。人为地将中西文化对立起来，只看到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对话与交融，必然出现文化教育上的偏失。中西文化教育完全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实现交流与融合。中国文化教育具有包容性，其本身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故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与外部文化的交流而不断吸纳各种有益的因素并不断地更新。只要扬长避短，合理吸收与整合，中国文化教育必将呈现勃勃生机。
我们注意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在不同地域的遭遇大不相同。在“儒家文化圈”中，儒学曾被视为先进文化而备受推崇，日本和朝鲜等国还长期效仿，甚至一度视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欧洲人最初接触儒学，因已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怀有优越感，接触儒学主要目的在于将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渗透于儒学，甚至取代儒学。当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到了世界前列，便滋生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可见，西方人长期对儒学缺乏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和客观、公正的态度。尽管如此，欧洲传教士和某些学者，对中国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的批评，令人深思。金尼阁刊行的利玛窦遗著《中国札记》，既向欧洲介绍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优良之处，又指出中国科举制对中国科学和学术研究发展的制约。安文思于1668年编写的《中国十二绝》，总体上对中国给予好评，但同时指出中国人因自我封闭而盲目自大，中国政治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现象。孟德斯鸠指出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是家国同构，将宗教、法律、风俗、礼仪相混合且被道德化。黑格尔尽管认为孔子是“世间智者”“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149)，但同时指出，中国人的个性缺乏主观性因素，没有发展出独立人格。此类批评可谓入木三分，不乏卓见。
（五）决定文化教育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不限于社会进步发达程度，尚须看重其理论建树，并善于挖掘其积极因素
大致而言，某个民族文化被了解、认同或接受的程度，某种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家和民族政治经济发达的程度。经济强势的国家和民族，其文化教育往往更容易被看好。中国文化教育西传之初，中国经济社会状况在世界上大致处于领先地位，其背后的文化教育因素自然更易受到西方有识之士的重视。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危机，促使西方人对自身的文化进行深刻反思，试图从东方文化中汲取智慧，获得启示，谋得出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儒家文化圈”各国相继崛起，其背后所蕴涵的儒家文化因素备受关注。中国近30年飞速发展成就，再度向世人昭示了中华文化的价值，使“欧洲文化中心论”受到了挑战。随着世界文化日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重人文、讲中道、谋和谐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才逐步得到较为客观的研究、评价与运用，欧美学者更多地将目光从原始典籍转移到现实，努力发掘儒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这也昭示人们：儒家文化教育思想不再是走向现代化的包袱，而是走向现代化的有益因素和独特资源。加强儒学的理论建树，深入探究并挖掘儒家文化教育的积极因素，丰富人才之素质内涵，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进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乃当务之急。
（六）增强国人对儒学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构建核心价值观与和谐文化，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兴国族者，常先自觉兴其文化。中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自觉，是近百年来中国有识之士的宏愿。1921年，梁漱溟就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150)1997年，费孝通预言：“19世纪在西方出现了文艺复兴‘人的自觉’，看来21世纪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人类开始要求认识自己的文化了。”(151)2006年，胡锦涛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152)觉醒并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特别需要复兴中华文化与文化自觉。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应与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相联系。复兴中华文化，首要的是重建“文化认同”，重新定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确信儒家文化中存在着不朽的生命力和不朽的民族精神，珍视依然存活至今的本民族传统文化基因，把握本民族繁衍生息的文化要素，善于挖掘儒家文化中独特的价值。要让儒学固有的独特文化基因孕育在今天的土壤上，不断地从外部吸收营养，中华文化必将日益茁壮，最终获得复兴，立于世界强势文化之林。
“全球化增加了人们对于文化认同的渴望。我们的世界越变得全球化，我们也就越是热切地要去寻根。”(153)加强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文化自觉，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一环。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能力，其力量源泉是基于该国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认同感而产生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为此，必须“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自觉“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54)。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曾为世人所普遍认同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在其引领下，中华民族的文明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当代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需要传承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使其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儒学所蕴涵的“和谐”理念，更是培育当代人和谐精神、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力量之源。
文化自觉不应只是“各美其美”，不限于对本族群文化的认同，还应“美人之美”，将自身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具有豁达的胸怀和多元的问题诠释与解决视角，善于理解、尊重、宽容、接纳和认同异族文化，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优点，吸取异族文化之精华，进而相得益彰，“美美与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55)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6)的普世伦理观照下，在“和而不同”(157)的理念导引下，孔子儒学必将为世界文化步入多元而共荣、相安而和美的“大同”之域，贡献应有的智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