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影响下的哲学

近代科学影响下的哲学_欧洲科技文化史论

三、近代科学影响下的哲学、文化与艺术

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之后，科学作为人类理性知识在实践中获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功。人们开始为科学创造的奇迹喝彩（如对哈雷彗星回归的预测、天王星的发现），人类可以凭借科学在自然面前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由此一种乐观主义思潮开始产生：科学可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难题！普特南说，“科学的无与伦比的成功把哲学家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⁶⁷⁾。在这种背景下，科学主义发展起来，成为一种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文化潮流，它直接影响了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哲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造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竞相模仿、移植、借鉴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有力地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

1.近代文化的科学要素

近代自然科学以数学为基础，以物理学为范本，成为近代人类文化的核心要素。科学技术的核心精神强调人类文化各个领域都以自然科学为模本，建立科学的方法论，主张以逻辑、数学为人类文化唯一的标准方法，即用自然科学代替了所有其他文化学科。这样，人类文化要仿效自然科学：以实验为起点，以实验为归宿，强调以实验的权威代替神的权威，建立包括社会科学等在内的科学体系。近代文化科学化成为一大重要趋势，近代科学所形成的完美独立体系，对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是数学主义在人类现代文化中的决定性影响。笛卡尔说，“这种新的普遍哲学具有数学的，或更确切地说，物理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意义，因而被称为作为普遍数学的哲学。它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⁶⁸⁾，数学对近代文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鲍曼曾断言，几何学是现代精神的原型，莫里斯·克莱因也指出过，近代人们要“利用理性重建所有知识，以及到大自然中寻求真理之源的运动……思维敏捷的学者寻求在确定无疑的知识基础上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数学的真实性正好符合这种要求”⁽⁶⁹⁾。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计算，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也认为，现代启蒙理性的基本精神就是思维和数学的统一，数学与理性精神的统一是现代性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伽利略通过让数支配运动，为物质和运动新概念扫清道路，“运动遵守一个数学定律。时间和空间由数的定律联系在一起”。而笛卡儿进一步用纯数学的运动学概念取代尝试性物理学观念，保证了柏拉图主义的最终胜利，并驱逐了已占据位置很长时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这种信念直到19世纪末一直占优势，在那个时期，探索自然界的数学设计方案被人们认为就是探索真理。”

在近代经验主义影响下，与数学理性主义相结合，近代机械论自然观产生。柯林武德在《自然的观念》中指出，中世纪上帝创世观在近代机械大量制造、使用的社会影响下，人们类比得出了自然是一部机器的结论，“上帝之于自然就如同钟表匠或水车设计者之于钟表或水车”；开普勒的话也很具有代表性：“我的目的在于证明，天上的机械不是一种神圣的、有生命的东西，而是一种钟表那样的机械，正如一座钟的所有运动都是由一个简单的摆锤造成的那样，几乎所有的多重运动都是由一个简单的、磁力的和物质的动力造成的。”⁽⁷⁰⁾这种机械论自然观认为：自然中真实存在的只是物质微粒，物质的性质、大小、色彩、形状等是由于物质运动所造成的；自然与价值、意义不再相关，它是纯客观的、独立于人的存在，而人是自然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这样，就可以把自然还原成为一个量的、数的世界（也就是近代科学还原论思想）。传统有机论自然观代之以精确的、严格决定论的阿基米德式的宇宙观，因此，自然可以从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用精确的数学方法描述自然，精确性科学的产生指日可待了。用柯瓦雷的话说就是“cosmos 的瓦解以及空间的几何化”⁽⁷¹⁾。从中世纪开始，宇宙就逐渐被视为由上帝按照某种法则创造出来的统一体，自然是按数学原则改造出来的，人类具有理性，可以认识整个世界。与古希腊文化相比，基督教借助于神学的力量又把数学唯理主义和机械论自然观强行灌输给了人们，这就为以后机械自然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几何学提供的逻辑范式，天文学、力学提供的事实材料和工艺技术提供的仪器手段——它们集中地表现在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身上。伽利略自己制造实验和观测仪器，用数学方法整理实验和观测数据，并且对自然界确立一种卓越的见解：自然界是用数学写成的。有趣的是，使科学最终同哲学及神学区别开来的实证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哲学思考的结果。实证方法促成了近代机械论世界观的形成，该世界观又反过来为实证方法树立了合法地位。它把外部世界置于完全与主体相分离的纯粹客观性之中，断言它遵循必然的因果规律，因而是严格可预言的。反过来说，预言的成功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确切洞悉了自然的奥秘本性。使实证方法合法化、权威化的另一个因素是技术知识在改造自然中获得的空前成功。实证方法使人类建立起实在的物质力量，它们是思辨和玄想所不可能提供的。上述因素导致了一股思潮，欲把实证方法拥戴为唯一合乎理性的方法，表现为自然科学家对哲学（形而上学）的厌弃和拒斥，乃至实证精神闯入文化领域之中。

恩格斯说，“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领域研究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⁷²⁾。特别是在唯科学主义者看来，即使是人和社会这种在人文知识分子看来有着无限丰富和复杂内涵的研究对象，只要我们拥有科学的头脑，遵从科学的规范，不仅可以将其做条理化清晰的说明，还可以通过有效的技术对问题加以妥善解决。然而，人文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哪怕是一些在常人看来极为简单的问题，他们却总喜欢将其放大，诉诸终极意义，因而使之成为悬垂千古、似乎永远没有确定性解释的疑难。

科学成为社会建制，不仅标志着科学文化已完全独立为一个体系，也暗含着它已被社会充分接纳和重视，并取得了举足轻重的统治地位。从此，科学文化不自觉地横行于各种社会建制之中，侵占其他文化的地盘。而科学文化价值观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抛弃了科学价值中立论，也抛弃了它本应负载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当科学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时，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对峙便成为逻辑的结果。正因为对人类命运的这种认识，韦伯才会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尾处对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未来作出了极度悲观的预测：“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牢笼之中，或者，在这场巨大发展告终时，是否会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会出现旧观念、旧理想的大复兴；如若两者皆非，是否会出现病态的、以自我陶醉为粉饰的机械僵尸。因为就这种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而言，确实可以这样说：专门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这种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意味着文明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⁷³⁾为此，“科学文化被认为是一套标准的社会规范形式和不受环境约束的知识形式。这些规范典型地被认为是一套明确地限定特定类型的社会行为的规则。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它们被解释为要求科学家采用一种无私的、政治上中立的态度对待客观事实资料”⁽⁷⁴⁾。

自然科学所倡导的研究方法与原则已经扩展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对人自身的分析上，主张采用心理学和生理学方法对人加以研究、解剖与说明。然而，作为完整存在的人不可能还原成无生命的东西，他的灵感、意志、感情等主观体验均是科学所无力剖析的。同时，正是这些不可剖析与量化的情感给予人生以意义和美感。它不仅能够使人摆脱物质现象的奴化，而且能够使人获得超越具体生活的意义，即把生活综合为一以贯之的不断向善跃进的整体。如果说，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那么显然文化中的这种功用是文化精神中的“硬核”。科学现代性不仅仅带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经济运行模式，它还是一种新的发展观、价值观和文化观。随着近代科学革命的完成，自然科学进一步深入人心，以启蒙主义理性为原则的现代性科技理性主义思想建立起来。科学成就及其思想在社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以至于“对于知识和各种实践，科学的标签具有特殊的信誉和权威性……总之，科学已变成了当代的宗教”⁽⁷⁵⁾，实证的科学方法和技术理性逐渐成为一种主导的文化思维方式。马克斯·韦伯就把现代性解释为“工具理性日益增长的历史性趋势”。无独有偶，海德格尔也把现代性理解为“技术主宰一切”⁽⁷⁶⁾。总之，他们都强调了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的突出支配地位，技术理性是科学现代性运动的核心文化理念。从普遍意义上讲，近代科学将我们带到了现代性社会。科技的现代性作为近代社会的构成性力量，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构成了人类当下的处境或存在本身，“完全支配着构成这个时代的特色的所有现象”。

最后，传统科学与技术之间关系发生转化。如果说18世纪中叶以前科学与技术的结合还不十分经常和普遍，科学从技术和工业中得益多，而给予技术和工业的甚少。那么自产业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贝尔纳所说，发动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全新的科学观念和熟练工艺（技术）的反复结合。工业革命初期，由于没有新的科学观念的注入，纽克门蒸汽机几乎70年内没有根本的改进。而瓦特由于接受了布莱克的“潜热”概念，发明了分离冷凝器，使热效率和机械效率得以大幅度提高，从而使全新的蒸汽发动机问世，工业革命由此被推向高潮。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科学与技术之间并未呈现出科学领先于技术的关系，但是，技术一方面与社会和工业上的需要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开始与科学原理（如牛顿力学与刚刚出现的热学）联系起来，从而改变了18世纪中叶以前科学与技术彼此割裂的状况，使技术的未来发展与变革逐渐按照科学的理论原理而进行。这就使不久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科学发现开始领先于技术创新。电磁学理论的产生所引起的电力与电气工业，以及热学发展引起的内燃机技术群的产生就是例证。科学改造世界的力量从工业革命开始显现，传统的经验技术被科学重新解释，纳入科学技术体系之中；而从科学推导出来的“科学的技术”则显示了更为强大的力量。人们相信，人类所面对的和将要面对的一切问题都将因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于是，唯科学主义在社会层面表现为技术主义，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统治论”：J.福拉斯杰、D.贝尔、Z.布热津斯基等人认为随着微电子学、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未来社会（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将会出现新的社会结构，它不以所有制关系为基础，而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科学技术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它能避免政治、经济、宗教和其他对抗，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科学及其技术成了新的救世主。

简而言之，近代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近代科学诞生以后，人们首先注意和强调的是科学对价值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独立性，马克斯·韦伯最先明确表述了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这一原则在一定时期内确实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并被看做科学划界的标准和科学家的行为规范。但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对价值的这种独立性又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在抽象的层次上才有完全的意义。在社会实践中，科学与价值总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互相引导，在它们的循环反馈中完成其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日益密切的相互作用，不仅显示出科学和价值的深刻的内在统一性，也产生了人们把握科学技术对社会作用机制的要求。科学的社会价值最明显的方面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它直接进入物质生产（包括其管理）过程和结果中，改造着社会生产的手段、条件，改变着劳动力的素质。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和重要的社会财富。科学始终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因素，这种进步作用的发挥又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和人的作用。科学的误用和滥用也会给人类造成危害，但从根本上说这不能归咎于科学，危机的解决也要依靠科学，包括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来改造社会和人类自身。

2.近代科学对哲学的影响

自文艺复兴以来，经过科学家数百年的探索、积累、奋斗乃至流血，迎来了19世纪自然科学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人们称15世纪是“文艺复兴世纪”，16世纪是“宗教改革世纪”，17世纪是“力学世纪”，18世纪是“启蒙世纪”或理性时代，而19世纪为“科学的世纪”，是科学理论化、技术化、建制化的世纪。

从19世纪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已从经验水平上升到理论水平。物理学中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电磁场理论是继牛顿力学之后科学史上的两次理论大综合；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则揭示了自然界运动的方向性问题；化学原子—分子论、元素周期律等揭示了物质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使化学有了坚实的系统的理论基础；生物学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的创立，使生物科学从经验科学上升为理论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19世纪的科学是把“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⁷⁷⁾。现代工业真正开始了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为其技术基础的历史。继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与前一次相比，不是技术的发明在先，而是科学的发现在先。由于电磁学的创立并转化为电动机、发电机等技术而引发了电力革命；由于热学的发展而导致了以内燃机为主导的新技术群的诞生。从此，科学经过技术的中介而转化为生产力要素第一次成为现实。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过渡为大学实验室、工业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等形式，科学社会建制已经形成，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在社会中已经确立。

我们在上面一节中就已经讨论到了近代科学革命之后自然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全面影响，在科学不断取得进步的乐观主义情绪影响下，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了。

科学主义是流行于近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在内，只有自然科学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它确信科学技术进步是无限可能的，确信科学是解决人类生存发展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充分而唯一的工具，希望通过科学及其自身的进步和完善来实现理想社会。“科学崇拜”、“技术统治”论者即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唯科学主义思想源自启蒙主义，成于实证主义。17世纪F.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后世科学主义者一个常用的口号，其中“知识”被理解为“科学”。牛顿理论使人看到了科学在阐释世界方面的理性力量，宗教对自然的阐释逐渐让位于科学，使得科学获得了宗教的部分神性。19世纪，科学完成了几个大的综合，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所谓六大学科都自成体系，并互成体系，形成了以数学为基本语言，以实验为基本手段的庞大的演绎体系。科学被认为反映了自然的本质规律，是绝对正确的客观真理。特别是十七八世纪以后，随着经典物理学大厦的正式建成，它以机械力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地球上的物体以及天体的运动规律。一个个重要的科学人物登上科学历史舞台，科学在各个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在揭开自然奥秘的同时，也增强了信心，鼓足了人类战胜自然从而成为自己命运主宰的勇气。托马斯·库恩在评价哥白尼革命的功绩时说，他不仅带来了“天文学基本概念的更新”，标志着“人类对大自然理解的一次根本性变更”，构成了“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⁷⁸⁾尤其是在随后的科学实践中不断获得成功，科学的威望空前提高了。到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即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相继提出，自然科学的胜利战场不断扩大，深入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新的社会权威。随之，对科学的崇拜思想也逐渐蔓延开来。在18世纪和19世纪人们一般视科学为绝对真理，成为人类知识的典范，查尔莫斯这样描述人们对科学知识的看法：

许多研究领域被其支持者称为科学，力图暗示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如传统的科学（例如物理学或生物学）一样有着坚实的基础和可能富有成果。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现在是平常的事了。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科学。此外，图书馆学、管理科学、讲演科学、森林科学、奶品科学、肉类和动物科学以及丧葬科学都出现在大学课程里。关于“创世科学”的争论仍然如火如荼。在这种情境下值得注意的是参与争论的双方都认为有某种特殊类别的“科学”。他们有分歧的是创世科学是否有资格称为科学。

孔德

物理科学的成功不仅对其他自然科学，而且对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W.Ostwald）就试图用能量理论对伦理学意义上的快乐作出自然科学式的解释，他认为人们快乐的程度可由一个数学公式来计算。⁽⁷⁹⁾物理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一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在所谓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里的许多人同意这样的论证路线。过去三百年物理学无可争议的成功应归因于一种特殊方法，即科学方法的应用。所以，如果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要模仿物理学取得成功，那么首先就要理解和表述这种方法，然后将它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种论证路线提出两个基本问题，即作为物理学成功的关键的科学方法是什么，以及将这种方法从物理学转移并应用于别处是否合理合法？（查尔莫斯）

从哲学上看，从孟德斯鸠、孔德等人开始，哲学家们就试图凭借科学的理性方法揭示人文社会和人类本性的规律，构建所谓“社会的数学”和“社会的物理学”。人们也坚信科学方法为人类提供了一条通向真理的大道，凭借严密的逻辑和客观的科学方法，所有的科学领域的问题都能够最终得到完满的解答。而“科学主义”概念的形成来自于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之后在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经验主义哲学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孔德看来，哲学应以经验为基础，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建立起清晰明白的知识系统。可以说，实证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要以实证自然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流派。他的主要理论诉求就是推广科学实证精神，“我们今天在适度普遍推广实证科学方面所应追求的，首先是精神的然后是社会的效果；这种重要效果必然取决于严格遵循序列规律……所有的人首先要吸收普遍实证性的真正起码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个”。

孔德认为，人类思维的历史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阶段。其中与人类理智发展的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阶段相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分别为神权政体、王权政体和共和政体。这样孔德就把人类社会历史完全归结为人类的理智发展史，因而与理智发展最高阶段相匹配的社会组织形式——工业社会就具有普遍的、全人类的品格。实证的阶段是理性的科学阶段，它标志着人类智慧的成熟。人们“处处以单纯的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来代替无法认识的本义的起因”。穆勒不仅要求使他的逻辑方法成为物理科学（各门自然科学）的方法，也要成为精神和道德科学（包括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的方法，也就是要把逻辑变成一种普遍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孔德也认为，为了获得实证知识，要采用观察法、实验法 、比较法和历史法。

孔德不仅提出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而且也身体力行，他按照物理学的方法，把社会学分为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他认为社会动力学是从社会变迁的连续阶段和相互关系的过程来研究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规律；社会静力学旨在研究社会各个不同部分的结构关系，以及彼此间持久不断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也就是研究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几个不同层次的结构和相互关系的各个方面。孔德主张把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看做是密切联系的和相互补充的科学，为后来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奠定了基础。英国学者汤姆·索雷尔的《科学主义》中指出：“科学主义就是这样的信念：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它最有权威，最严肃和最有益。”⁽⁸⁰⁾ 科学主义主要是指对科学方法的极端推崇，以至于认为只要掌握了科学方法就能在认识上获得真理，在实践上取得成功。

到了20世纪，这种实证主义发展为一场哲学运动。实证主义思想向各个领域蔓延，其特征是把哲学归结为知识论和方法论以至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认为哲学的进步只有通过对科学方法研究才能得到。唯科学主义逐渐为西方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社会思想的背景。甚至20世纪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都充满着牛顿物理学的味道。自然而然，科学成为最高的判断标准。人们希望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人类其他文化成果如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等，并希望这些人文学科具有科学一样的严密性、准确性、可预测性，一句话，成为科学。

达·芬奇自画像

3.艺术与科学的分离

科学和艺术本来是具有同源性的。人类精神生产的两个领域——科学和艺术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在人类意识的黎明时期，科学与艺术原本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无论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还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它们既是古代学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艺术精品，也是当时人类已有科学知识之集大成。在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思维中，科学与艺术也结合为情投意合的伴侣。到了漫长的中世纪，科学与艺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只不过这种结合是基于宗教的需要，科学与艺术同为神学的婢女。由于科学的理性精神（其中特别是它的怀疑精神）与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在本质上的矛盾，致使这种结合严重压抑了科学知识的增长，扭曲了科学的灵魂。然而，由于艺术自身的特点和手法在一定意义上更适合于表达宗教感情，更易于展现所谓圣灵的光辉，于是使艺术得到某种畸形的发展。

近代科学的兴起对人类的艺术文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科学是艺术家创作的新源泉。科学为艺术家提供题材、情节、构思，提供形象和典型。画家描写人体就要研究人体结构和比例；为了正确表现空间，就要研究数学、几何学，掌握线条、透视的画法。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艺术家——达·芬奇。他说，“绘画是一门科学”，“科学是将领，实践是士兵”，因此他特别重视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他借助光学、解剖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来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经过多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锻炼，在漫长的艰苦劳动中，成为集众长于一身的艺术大师。可以说他是在科学知识中获取灵感，并在实践中寻觅创作源泉。当时的很多艺术创作都以不同的形式反映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

不仅科学知识本身是文学与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影响，同样是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源泉，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源泉。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科学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美国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主演的影片《摩登时代》艺术地再现了在隆隆机器声中人们被不停转动的机器所驱使而不得不紧张工作的情景：劳动者操纵着机器，表情木然，不停地、快速地、机械地重复着简单的动作，人变成了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跟机器一起飞转，以至于在仅有的几分钟用餐的时间里，劳动者仍然做着惯性运动，此时的劳动者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自豪感和满足感。自动化使人和机器之间形成了刚性联系，机器成为统治人、奴役人的异化力量，而人却变成了“活的机器”。这正揭示了自动化生产的非人性方面。事实上，电影《摩登时代》中所展现的技术的负面效果仅仅是人类现代科技发展中的一个侧面。

其实，艺术家们从来就懂得科学对艺术生产力有着强大的甚至鲜为人知的影响力。法国杰出的非古典派作曲家德彪西（1862—1918年）对航空时代赞叹不已，并宣布他有写相关旋律的权利；法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1798—1863年）很想参加数学协会；英国作家萧伯纳（1856—1950年）喜欢与细菌学家交谈；在非欧几何刚刚诞生并且遭到批驳的时候，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借他自己创作的小说中主人公之口，说出了他关于非欧几里得空间即非平面空间的遐想；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力主一种“绘画的科学”，《蒙娜丽莎》作为其代表作，就运用了透视学、解剖学和光学等科学原理；诗人里尔克在谈到罗丹的艺术成就时，称之为“沉默的科学”；中国文坛巨匠鲁迅先生早年的医学生涯对他的文学作品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对旧中国国人心态的深刻剖析，多么像出色的解剖学家对人体生理结构的细微探究！

任何时代的艺术大都产生于该时代的科技成果基础之上。在古希腊雕塑、音乐、绘画和古代原子论之间，在达·芬奇、拉斐尔美术杰作和透视学之间，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等现代主义小说和意识流与深层心理学之间，都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可以说，现代科学的发展是引起西方现代艺术变革的重要动力。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一方面，现代艺术从相对性、分立性、随机性和非决定论等现代科学观念中获得启发与参照，发展出游戏、无序、荒诞、象征等艺术形式。如，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以罕见的艺术手法创造了变化多端而新颖独特的想象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际，法西斯分子猖狂地叫嚣战争，西班牙佛朗哥政权早已作好了战争准备。达利敏锐地预感到战争的来临，他着眼于破碎和醒悟，用细腻的笔法揭露了一场血肉横飞、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二战后，他潜心研究了原子物理和量子力学，对物质分立性尤加关注，并大量注入自己的艺术实验与探索中，这使他的宗教绘画《利加特港的圣母》所描绘的对象毫无依托、飘浮空中，但其构图相当严谨，具有神奇的艺术魅力。

另一方面，生活在声势显赫的科学文化环境中，并由此产生出许多困惑与矛盾的感受，使艺术家把笔触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如：俄罗斯抽象主义画家康定斯基运用富有动势的三角形、圆形、方形以至直线等几何图形作画。他从科学革命中不仅看到原子的分裂，而且似乎感受到世界的分裂，甚至认为世界赖以存在的基础突然崩溃了。他说：“倘若我见到抛在空中的石头在那里气化，我并不感到惊讶。”由于对所有看来玄奥的事物及其“反常”状态的理解有关，康定斯基后期绘画作品更趋抽象与幻想。无论如何，科学成为艺术的抚育者已经有目共睹。艺术创作受科学的影响，最根本原因在于真正的艺术家总是站在时代生活的前列，并善于把各种文化汇成一个整体，从而进入他从未涉足的反映时代精神的新的创作领域。

尽管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科学与文学艺术之间从来都存在着相通与互渗的关系，但二者之间的分离运动还是极为明显的。特别是从20世纪以来，在科学文化和技术理性急剧膨胀，而人文文化和价值理性相对萎缩的情势下，更是如此。西方不少学者扩大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差异，从而使得两者之间发生某种人为的断裂。科学与艺术的分野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当说是从近代。严格地说，科学与艺术分野的过程是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逐步开始的。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科学与艺术发生了分化。科学和艺术作为人对世界的两种把握方式——认识自然的理性方式和体验世界的感性方式，具有不同的本质、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随着人类精神活动的发展与成熟，科学和艺术这两种文化从古代和中世纪混合文化的母体中逐步独立出来，并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甚至在两者之间厘定了一条清晰的界限：艺术求美，而科学求真。

发生于14—16世纪的欧洲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建和再造，从而使这一时期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描绘出一幅无限壮丽的文化图景。⁽⁸¹⁾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身兼数职的学者，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艺术家，甚至还是哲学家。最出色的当数达·芬奇。他既是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工程师，又是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为了满足他的各种技艺的需要，他把自己造就成真正全面发展的人。作为画家，他不得不研究人体解剖学、光学定律、眼睛的结构以及鸟雀的飞翔规律；作为民用和军用的工程师，他不能不探讨当时还没有发现的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基本原理。由于他在多方面为人类文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而流芳千古。

近代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分野，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新兴资产阶级为壮大自己的力量必须用科学来武装自己，近代的哲学大师们（不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作为当时时代精神的代言人无一不为科学的复兴而摇旗呐喊。于是，科学和艺术这两种文化从古代和中世纪混合文化的母体中逐步独立出来，并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这对于科学与艺术来说并不是坏事。但一些学者过分夸大二者之间的差异，则人为地加速了分野的进程。近代实验科学的倡导者弗兰西斯·培根曾经劝说科学家要像个自然的征服者，把力量集中于专门的科学目的上，而不要去细致地学习艺术。他把艺术排斥在知识的范畴之外。从17世纪起，科学自身开始了分门别类和专业化的进程，除了极少数艺术家用自己的笔来为科学鸣锣开道外，大多数艺术家由于科学知识的缺乏，也无意于去征服自然，一些人孤独地钻入自己的感情世界之中，甚至于看不起诸如镜子、试管之类的世俗科学。此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相互游离与分化日益明显。艺术家保持着纯洁的灵魂和干净的双手翱翔于云端，去找些什么事来做；而科学家则以自己勇敢的探索行动重新安排地球。除了某些偶然的意图使二者能和谐相处外，在20世纪以前科学和艺术就完全分化了。正如C. P. 斯诺所指明的那样，它们简直就像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

当然，不可否认，正如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标志着人类文化的进步一样，科学和艺术的分野以至于各自独立，从学科发展和人类知识的分门别类的角度看并非坏事，因为混合文化和共同文化毕竟是人类文化不成熟阶段的表现。

在某种意义上，科学认识确立的过程就是由个人认识转化为共同认识的过程。而科学评价则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机制。为了把作为创造性思维产物的科学家个人认识变成能为专业同行所接受的以逻辑形式表示的共同认识，就要在科学创造的最后阶段将个人认识加以逻辑表述，使个人的主观认识转化为清楚明确、逻辑上无歧义的客观知识，以便通过科学评价及时提炼那些尽管逻辑上不清楚却包含着深刻、合理思想的概念，发现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类的各种新思想、新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并从中选择那种最富竞争力的理论，最终将其纳入人类科学知识体系。显然，这是一个扬弃个性、发掘共性的过程。

与此相反，艺术领域却充满了个人的因素。在艺术领域中，不论是创造过程本身，还是创造成果，每个角落都浸透着与个人和个性有关的因素，都能感觉到创作者的存在。这一点是由艺术的任务决定的。艺术不是简单地反映周围的世界，而是反映艺术家眼里的世界。如果在作品中感觉不到创造者的心声及他特有的思想方法和形象特点，那就不成其为艺术。一个艺术家对生活素材进行加工时，总是让它们通过自己内心世界的折射，并把内心感受以艺术的形式再现。在艺术中不管多少作者去写同一个现象、题材和情节，结果都各不相同。如果社会生活的全部素材恰好和艺术家个人的感受发生共鸣，那么就能形成他们作为个人在艺术作品中独特的“指纹”。从《堂吉诃德》中我们看到了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年）特有的气质，它和《鲁宾逊漂流记》作者笛福的风格没有丝毫共性。同样，从交响乐《命运》的旋律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贝多芬式的明朗与深沉，而不是约翰·施特劳斯式的愉悦与轻盈。

到20世纪，科学和艺术这对孪生姐妹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科学文化和技术理性急剧膨胀，而人文文化和价值理性相对萎缩；加上不少西方学者人为地扩大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差异，从而使得两者“反目成仇”，以致产生某种断裂。诺贝尔奖得主、英国科学家马丁曾公开宣称：“文学不会对科学产生影响。”他认为，正如科学家很少接触作家感兴趣的问题一样，作家也很少涉猎科学家的领域，往往吸引作家的并不是科学，而是类似于心理分析那样的前科学。美国生物化学家尤德金更是认为，在科学与艺术之间架桥，至少是徒劳无益的。他说：“科学家可以毫不困难地搞清绘画或音乐作品的内容，但为了让艺术工作者明白科学家们说的话，那就需要毕生的时间，而且恐怕还不一定够。”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1714—1762年）一直被誉为“美学的父亲”或“美学的教父”。可是对于科学美学来说，他不啻是一个真正的灾星。鲍姆嘉通明确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凭感官认识到的完善，而逻辑学和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凭理性认识到的完善。牛顿定律的完善是科学所研究的真，而不是美学所追求的美。他明显地把科学排斥在美学大门之外了。鲍姆嘉通认为，先天的审美感知力是艺术创造的首要条件，它包括情感、想象、洞察力、记忆、趣味、预见以及表达个人观念的能力等基本素质。虽然他承认这些素质属感性认识范围，但其中包含了理性因素，因此要求艺术家应当具备关于人、历史、神话、宇宙以至神的各种理性知识。然而，他并不主张艺术家要具备自然科学的知识，因为他觉得自然科学的知识是与艺术创作无关的。

牛顿力学的成功，使科学家们逐渐习惯了F.培根的教导，无心于美学领域的探求，自毕达哥拉斯以来的科学美学传统中断了。美学在没有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以前，美学家们并不拒绝讨论自然科学中的美。可是，自从鲍姆嘉通武断地划定了美学的对象以后，“正统”美学家再也不论及自然科学中的美了。从此，科学美学思想脱离了美学发展的主流。特别是鲍姆嘉通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绝然割裂开来，对于自然科学和艺术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偏见和误区是科学与艺术的人文断裂的反映。

4.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人类认识史表明，在人类社会早期的漫长时代里，尽管物质自然界从来就客观地存在着，而且人类社会也早已出现，然而由于受原始生产力水平和人类活动范围、内容和认识能力的局限，人们还不可能把自然界和社会的诸多事物、现象和过程作为自己独立的认识对象，甚至于还没有产生主客体分化的意识。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Levy-Bruhl，Lucien，1857—1939年）在对原始思维的研究中发现，原始人由于不能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而具有拟人化的自然观，由于不能把自己同集体或社会相区别而具有非个体的社会观，由于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思维区别开来而具有“灵魂不死”的思维观。这种不能把自身同对象相区分的状况正是导致人类知识的早期形式——神话、幻术和原始宗教产生的根源。尽管人类在同外部世界发生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通过经验的长期积累，初步具有关于外部事物某些属性的意识，然而仍有许多感官所及的外部事物被人们赋予了神秘的属性，并反过来成为人类盲目崇拜和信仰的对象。在这种认识条件和水平之下，当然谈不上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类自身精神生活领域的严格区分和分门别类研究。

科学史，特别是科学前史的研究表明，即使到了古埃及和两河流域诸王国时期，由于认识对象尚未分化使得这个时期的知识传统和认识成果主要以经验性传统和幻想性知识的形式存在着，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还被包容在一种由神话、幻术、工艺传统、宗教和神学等所组成的“混合文化”（即“共同文化”）之中。

当人类认识史进入了古希腊罗马时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精神生活的认识不再以经验传统和幻想知识的形式存在，而表现为哲学认识的形式。哲学认识形式的产生标志了人类思维能力和抽象概括水平的飞跃。尽管它仍未分化为以研究上述不同领域的本质特征和特殊规律为任务的各门类科学，但却是产生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思想史前提。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其所导致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大分工，精神生产也开始了自身的分化进程。

首先，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基督教和封建神学在精神领域中统治地位的动摇，学者们开始重新反思人、神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特别对人的价值、尊严、智慧和力量有了崭新而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最初集中地表现为文学艺术形式（如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等）。它们同随之出现的侧重研究人的心理、意识、思维、语言、审美观念、信仰和行为规范方面的著作一起，成为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从共同文化中独立的标志。

在作为文艺复兴前奏的早期人文主义及其反经院哲学思潮的推动下，以研究自然界物质形态和运动形式特殊本质与规律为己任的自然科学终于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促成这种分化的认识史条件有二：第一，近代哲学的变革即“重新觉醒”⁽⁸²⁾。这种觉醒表现在，从对上帝和圣经的研究转向对自然的研究，从对世界的目的论解释转向根据事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说明事物，从推崇空洞的思辨和烦琐的论证转向尊重实验观察事实，从迷信教条与经典转向用人的理性审视一切传统观念和先入之见。第二，学者思辨传统与工匠经验传统的结合⁽⁸³⁾。文艺复兴以来，早期资产阶级对发展生产力和增强人类支配自然能力的极大关注，打破了自古希腊以来这两种传统相分离的局面，使贤哲们思辨的头脑为工匠们积累的感性经验和技能知识所充实，并将其转化为理论分析和概念批判的对象，从而为关于自然的经验知识向理论形态的过渡准备了条件（近代科学所以未能产生于东方，正是由于缺少这两个条件）。以哥白尼日心理论（1543年）的诞生为起点，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体系的建立（1687年）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分离，一方面表明人类认识史上更高级认识形式——科学认识形式的产生，从而使人类进入科学地认识和自觉地改造自然的新时代，另一方面也使哲学从共同文化中摆脱出来而获得新生。

以侧重研究整体性的社会存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的发生发展规律为己任的社会科学远在自然科学之后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由于人的社会历史活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及社会历史发展既作为客体而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人作为主体而参与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于是人们对各种社会建制的特殊运行规律和人在其中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与研究，显然要受一定时代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发展状况与水平的制约。因此，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的思想史条件和社会史条件不仅关系密切而且往往融为一体。一方面，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教会与神学在欧洲的精神独裁受到严重削弱，“人文主义的影响不顾当时流行的宗教的专业的划分而深深侵入到文化的每一个领域”⁽⁸⁴⁾，从而逐步造成了对社会生活诸领域及人自身价值等问题进行自由研究的思想环境；另一方面，自17世纪至18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伟大变革的推动下，荷、英、法、德、美等国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先后展开的关系到历史发展方向的全面决战，使欧美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人自身价值的传统认识，同时引发了空前增长的亟待分门别类深入研究的社会诸领域的问题，从而使各门社会科学应运而生：以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的政治学与法学（1748年）、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1776年）、赫尔姆霍兹的心理学（1839年）以及孔德的社会学（1839年）的产生为起点⁽⁸⁵⁾，而以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理论的成熟（1867年）为标志。

笛卡尔

其次，近代科学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以后出现了明显的自然科学方法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趋势。首先，实验方法的运用使心理学进入自然科学。近代心理学在刚刚产生的时候，属于哲学心理学，而不是科学心理学。其理论是思辨的，其方法是唯理的。到17世纪，在科学实践领域中注重实验研究的法国唯理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人体活动的机械解释，即把人的机体说成是一架机器，而把人的心理归结为一种符合机械原理的现象。他给心理学以自由人的灵魂和被机械决定了的人身。尽管这种思想具有某种机械决定论的倾向，但是对于实验方法最终引入心理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后来，在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心理学逐渐成为一种感觉主义的，这为心理学追求实验证明准备了最初的前提。

近代科学发展初期，科学家比较注重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在无生命领域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研究中的应用，但是对于定量的实验方法能否在生物学中应用，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基本上持怀疑态度。只是到了19世纪，德国科学家才率先打破了英法学者的疑虑，把科学中的所有方法包括实验方法的应用推广到全部知识领域。比如德国生理学家G.E.缪勒采用实验方法进行生理学研究，最著名的是他的感官生理学的实验研究，并且在欧洲生理学研究中居于毋庸置疑的领先地位。在德国科学研究中出现大量的大学实验室的普遍背景下，他还建立了欧洲最早的生理学系。另外，德国哥丁根大学的生理学家哈勒也倡导用包括实验方法在内的科学方法研究生命过程。直至19世纪初，德国心理学家从感觉、反射、神经兴奋和脑机能等领域，为实验心理学的建立准备了大量的材料。

另外，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开始，欧洲逐渐出现了建立生理心理学和反射学的趋势，对于实验心理学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公平地说，对于实验心理学的建立发挥最为重要作用的无疑应当是德国心理学家。19世纪中叶，著名的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对心理测量作出了贡献；物理学家兼心理学家赫尔姆霍兹、冯特和G.E.缪勒分别作为创始人和推动者，对视觉和听觉进行了大量研究。德国心理学家对实验心理学的贡献以纳粹统治的开始而告中断。与此同时，是英国心理学家的贡献。达尔文的动物心理学对于实验心理学的进步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受到达尔文影响的高尔顿在心理遗传和心理进化研究中提出了心理测验和心理统计测量等基本概念，大大促进了心理学的科学化进程。

总的说来，实验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最初，它几乎全部集中于感觉和知觉问题的研究，这是19世纪中叶从实验生理学那里得到启迪而引进实验心理学中来的。然后，出现了关于学习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并且由此开始了关于高级心理历程的心理学研究。最后，是动机心理学其中包括无意识心理学研究的发端。

正是实验方法的引进，使得哲学心理学从思辨转化为实证的研究，从而使心理学进入自然科学的行列。实际上，除了实验方法使得心理学从哲学变成了科学之外，首先在生物学中大量运用的比较方法向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中的渗透与移植，使得这些学科产生了比较语言学、比较历史学和比较政治学等等新学科。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社会科学的数学化、模型化进程已经开始。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移植，是从自然科学中所应用的数学理论与方法向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展开始的。数学作为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对一般科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一门学科的数学化水平是其完善成熟的标志，因此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

从历史上看，数学在社会科学个别领域（如经济学）中的局部应用早在配第时代就开始了。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才全面展开。据哈佛大学丹尼尔·贝尔的统计，本世纪以来62项社会科学重大进展中定量研究占2/3；自1930年以来，定量研究占29项重大进展中的5/6。其中，主要为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所需要的数学分支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是由定量分析推导出的重要理论（如经济增长模式）等。⁽⁸⁶⁾特别是本世纪中叶与电子计算机相结合的机器数学出现以后，它不仅仅限于计量，而且包括用算法进行数学模拟，从而加深了人们对社会过程及其规律（特别是经济规律）的认识。数学模型方法、运筹学与系统分析、控制论和对策论等的应用还促进了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计量社会学（Soiometrics）、计量史学（Cliometrics）等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应当指出，同自然科学相比，由于社会运动内部具有更加复杂的数量关系，由于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自由意志使他的活动在某些场合下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与随机性，这就使社会科学的数学化有自己的独特性。但不可否认自然科学数学化的历史及规律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科学史表明，科学理论体系的演化大体要经历这样几种形式：①定性描述的假说体系，②概念推演的公理体系，③定量分析的公理体系，④形式化和符号化的演绎体系。而社会科学大多数学科的数学化进程目前尚处于由①向②的过渡阶段，只有极少数学科开始向③的过渡。无视这一点而急于超越，不但会使数学方法的应用过分简单化，也容易把从整体上实现社会科学数学化的目标降低为数学工具在局部领域的零星运用。不论还有多少困难，毕竟“坚冰已经打破”，特别是由于数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已经不再是不可逾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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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刘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8.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

(1)爱森斯塔德：《抗拒与变迁》， 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

(2)巴里·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鲁旭东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75页。

(4)Stephan Fuchs，The Professional Quest for Truth， A Soci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p.1.

(5)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8—39页。

(6)Stephan Fuchs, The Professional Quest for Truth, A Soci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2.

(7)Feyerabend, Aganst Method: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1979, p.259.

(8)Peter Riggs, Whys and Ways of Scienc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92, p.10 .

(9)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2—23页。

(10)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70页。

(11)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12)D.Kolb, The Critique of Pure Moderni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7.

(1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3页。

(14)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83页。

(15)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2页。

(16)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ne: Polity， 1991, p.15.

(17)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张祖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18)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张祖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19)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3页。

(20)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哲学史》， 周昌忠、苗以顺、毛荣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6页。

(21)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76页。

(22)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页。

(23)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页。

(2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

(25)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赵家苓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1页。.

(26)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赵家苓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5页。

(27)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刘珺珺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8页。

(28)请具体参见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新科学的动力”一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29)孟祥林：“科学的自我控制与外部控制”，《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第2期。

(30)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63页。

(31)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63页。

(32)转引自夏禹龙的《科学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97页。

(33)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赵家苓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7页。

(3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40－343页。

(35)刘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7页。

(36)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赵家苓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1页。

(37)黛安娜·克兰：《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刘珺珺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页。

(38)安德列耶娃：《社会心理学》，李钊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311页。

(39)Barry Barnes，About Science，Basil Blackwell Ltd，1988, p.1.

(40)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等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6页。

(41)横山宁夫：《社会学概论》，毛良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85页。

(42)爱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

(43)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44)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4页。

(46)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72—73页。

(47)T.J. Rivers, Contra Technologiam: the Crisis of Value in A Technological Age,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3.

(48)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 933页。

(49)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50)J.O.Gasset, Thoughts onTechnology, Philosophy andTechnology, NewYork Free Press, 1983,p.312.

(51)芒福德：《机械的神话》，钮先钟译，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第156页。

(52)芒福德：《机械的神话》，钮先钟译，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第149页。

(53)芒福德：《机械的神话》，钮先钟译，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第149页。

(54)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98页。

(55)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页。

(56)何钟秀：《科学学纲要》，天津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页。

(58)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59)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11、217页。

(61)梁树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科技决定论辨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第3期。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6页。

(64)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75页。

(66)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

(67)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68)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69)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张祖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70)霍尔顿：《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张大卫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0、58页。

(71)柯瓦雷：《牛顿研究》，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5页。

(73)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6—177页。

(74)马尔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林聚任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75)Stephan Fuchs, The Professional Quest for Truth, A Soci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p.2.

(76)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89页。

(7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1页。

(78)科恩：《科学中的革命》，鲁旭东、赵培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32页。

(79)G=(E+W)×(E-W)[5](P514-P544)，其中G表示快乐的程度，E指自愿消耗能量总量，W指被动消耗能量总量。

(80)Tom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First Published by Routledge，1999, p.1.

(8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5页。

(8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0页。

(83)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4页。

(84)保罗·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陶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85)丹尼尔·贝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范岱年、裘辉、彭家礼、易克信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86)参见《社会科学评论》，1985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