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近代科学对人类现代社会的影响

欧洲近代科学对人类现代社会的影响_欧洲科技文化史论

一、欧洲近代科学对人类现代社会的影响

近代科学革命所形成的科学文化构成了现代性发展的一股决定性力量，它使我们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从此，人们逐步完成了对传统社会的跨越，并步入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科技日益成为社会的中心要素。爱森斯塔德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更明确地指出：“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现代社会是从各种不同类型传统的前现代社会发展而来的。”⁽¹⁾现代性社会表现为整个社会生活和生产的理性化、科技化，这些基本精神都有近代科学方面的根源。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运动与社会进程，见证了人类社会自16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开创了近代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新时代。

1.近代科学与现代社会

随着欧洲科学革命的步步深入，现代自然科学已经开始确立下来。特别是随着世界新航路的开辟以及随后的殖民扩张，科学知识的威力日益为人们所普遍认可，人类社会逐渐进入现代社会。对于近代科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巴恩斯作了一个很好的描述：“它与工业化社会大量的利害关系和价值体系相关。尤其是，科学可以用来作为正在迅速扩展的商业和工业中产阶级人士的文化表达和符号表达的一种媒介，并且可以被他们用来作为证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方式的一种手段。”⁽²⁾其实，马克思在考察这一问题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过，“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革命的力量”⁽³⁾。近代科学的革命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社会生产力发展等多方面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近代科学的文化影响

近代科学诞生之后，逐渐取代了传统神学的地位。事实上自从十六七世纪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在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和巨大进展，科学的光辉就开始照耀整个人类社会：“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就把科学等同于从传统和迷信中脱离出来的社会进步和道德解放，科学已被视为人类所有理性实践的典范。”⁽⁴⁾科学及其理性精神成为新的文化的指导性标准。赖欣巴哈这样评价说：“相信科学能回答一切问题……这简直使科学接过来了一个以前本是宗教所担任的社会职司：提供最终安全的职司。对于科学的信仰颇大程度地代替了对于上帝的信仰……它的独断论以及通过确定性的保证对于思想的控制，都出现在把科学视为不会错失的哲学里了。”⁽⁵⁾ 在当时人们看来，科学已成为人类其他文化形态效仿的典范。

牛顿与《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例如，自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发表以后，如此众多的自然现象都能通过经典力学、特别是引力理论而被解释。牛顿理论证明了为什么物体在不同高度和纬度其下落速率会发生变化；它还解释了月球的规则运动和不规则运动问题；提供了理解和预报潮汐现象的物理基础，并揭示了地球的岁差率现象是月球对地球赤道隆起处吸引的结果。对牛顿理论的最成功的应用，是哈雷彗星的预言。哈雷（1656—1742年）通过对1682年大彗星的观测与研究认为，不仅是行星，而且彗星也同样在万有引力作用下运动。他发现1531年、1607年、1682年的三个彗星的轨道非常相似，从而推断它们是同一个彗星，并计算出其接近地球的周期为75—76年，因此预言下一次彗星出现在1758年。尽管在此之后的1742年他以87岁的高龄去世了，但后来被命名为“哈雷”的这颗彗星于1758年圣诞之夜如期光临地球上空。然而，比哈雷彗星的成功预言更加辉煌和振奋人心的是海王星的发现。英国青年亚当斯和法国青年勒维列分别独立地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和摄动理论研究推导出未知行星的位置。在计算结果送给柏林的加勒（1812—1910年）的当天晚上，就在预测的位置上找到了这颗后来被命名为海王星的行星。这宣告了牛顿力学的最终胜利，物理学成为所有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

牛顿经典力学成功地揭示了地球上的物体、空间天体的运动规律，之后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的发现、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确认以及完整的电磁理论的建立都使得自然科学进一步深入人心，科学成就在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所取得的成功为任何其他学科都无法比拟，人类社会走上了科学的时代：“对于知识和各种实践，科学的标签具有特殊的信誉和权威性……总之，科学已变成了当代的宗教”⁽⁶⁾以至于人类行为都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科学成为正确、真理的代名词。这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评价的那样，“即使是大无畏和革命的思想家也躬身于科学的判决。克鲁泡特金想要摧毁所有现存的制度，但却没有触及科学。易卜生无情地扯下了当代人性的假面具，却依然要保留科学作为真理的标准”⁽⁷⁾。不仅科学知识成为人类解释世界的“标准答案”，科学对自然的理解如自然观、宇宙观、真理观也渗入人类一般思想之中。

科学为人类提供了最具客观性、公正性的知识，它真实反映了自然物质世界的本来面貌。传统科学观所赋予科学的客观性形象，首先体现在人们对科学理性、科学思维方式的推崇方面。“科学主义”（scientism）一词最早主要就是指自然科学方法在包括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文化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而且它还重在强调，只有科学方法才能富有成果地被用来追求真正知识。这种“科学主义”思潮侧重于强调科学方法的客观性、中立性特征的优越性：它能应用于包括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实证的科学方法逐渐成为一种主导的思维方式，所有其他学科都应按精确的科学形式来建立。事实上，科学方法在认识自然过程中的成功应用确实也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孟德斯鸠、孔德等人开始，哲学家、社会学家们就试图凭借科学的理性方法来揭示人文社会和人类本性的规律，构建所谓的“社会的数学”和“社会的物理学”。人们坚信科学方法为人类提供了一条通向真理的大道，凭借严密的逻辑和客观的科学方法，所有科学领域的问题都能够最终得到圆满的解答。

科学与社会进步、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首先，科学与真理密不可分，科学的目标就是要追求真理，吉格斯（P Riggs）为此总结道，“在标准科学观看来，科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发现有关外部世界的真理。科学研究是由公正的研究者通过逻辑和经验事实进行的科学活动。并且科学家工作的成果公开由公众检验，可以通过检验和批判来保证它们结果的客观性和正确性”⁽⁸⁾。科学以可以完全排除私人的主观性为特征，显示出它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所具有的绝对的客观性，确如理查德·罗蒂所描述的，人类的心灵是一面“自然之镜”，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确切描述，是客观的真理。

自然科学又是和社会进步连为一体的。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及它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培根和笛卡尔等启蒙思想家把科学进步与人类的自由幸福联系起来的观念愈发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科学的目的就是要发现自然的规律，从而使人类能更有效地控制自然、改造自然，进而获得自由，增进道德与幸福。为此M.多布评价说：“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变化是出乎前人意料的，它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过去人们认为世界是相对静止的，对传统的任何背离都是反自然的；而现在，人们认识到生活的法则在变化，世界在不断进步，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正常状态。”⁽⁹⁾作为文化的科学已经直接进入公众的思想深处。

这种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诱人图景：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它的目的就在于使我们的世界不断完善。随着科学的发展，所有人类面临的问题都将得到解决，所有的罪恶都将得到根除。人类的生活条件会越来越好，最终也将获得等待已久的自由、公正和幸福。这一过程是连续的、必然的甚至是线性的，理性的启蒙将会加速这一过程。孔多塞如此说道：我将通过原因和事实显示出我所研究的成果。人类在实现其能力的完善上绝无限制，人类的完善是真正无限的，这种不断完善的进步将挣脱任何想使之停顿的力量，它比自然所赋予他们的地球的持久还要无限。毫无疑问，这种进步只会在速度上或慢或快，但它绝不会倒退。简言之，这种科学观主张科学的目的仅仅是追求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性，科学家的职责只是提出科学问题，提出并验证假说，预见和发现科学事实，以及不断发展科学中的数学理性、实验理性、逻辑理性和技术理性等等。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对于科学家，只有‘存在’，而没有什么价值”⁽¹⁰⁾。

这种把科学引起的社会进步看做社会各个领域同时进步的观点逐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而卢梭“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的警示也很快随着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淹没了，代之以孔多塞针锋相对的评价，“德行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知识的进步的”。

由于科学的进步，人类在技术创新上的能力显著增强，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人类的几次工业革命与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应用有直接的联系，现在没有人能够抗拒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科学的巨大力量，给人类社会造福是显而易见的。科学技术使人类在黑夜拥有光明，使地球上几十亿人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使现代人极大地享受了交通和通讯便利，使家务劳动被现代化的机器代替，使城市人口具有更多的休闲和学习时间，这些都成为人类当前的文化背景。现代社会没有人能离得开科学思维方式，也没有人能离得开科技产品。最简单的例子是，没有人能容忍停电，假如停电，你将不知怎样工作和生活。由早期学术圈的纯理论研究到近代工业革命，解放人们的生产力，到现在的对科学思维和科技产品的依赖，科学已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它超越了传统国界，超越了行业，已经成为全世界人们共有、共享的主流文化。人们也逐渐由此意识到，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它与社会诸因素有着复杂的联系。科学的目标并非是超越社会、超越文化的，它必然带有社会性、文化性的特点。

（2）科学文化与现代性精神

在这里，我们首先涉及的是“现代性”（modernity）与当代科学文化的关系问题。首先，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复杂概念，它涉及历史、美学、意识形态等领域内容，但从普遍意义上讲，现代性就是使现代化（modernization）成为可能的东西，是使现代化成为可能的内在理由。简单而言，现代性即启蒙以来的现代观念：它相信科学技术、社会进化、人类理性的自足性，在这种现代性观念中蕴涵着种种不言而喻的价值目标，如工业化、都市化、技术化、官僚化、科学主义、工具主义、世俗化等等。⁽¹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化开始走向理性化道路。现代性所蕴涵的科学、民主、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且随着科学的社会化而完善和制度化，现代性是伴随着近代人们对主体自觉意识的觉醒而产生的，近代科学正是现代性精神的内在逻辑。

马克斯·韦伯

关于现代性的本质，哈贝马斯认为，近代启蒙运动以来所开启的现代性，是在西方文化中所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时代意识，这种意识的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对现代性的历史—社会学解释中，韦伯（Max Webber）的解释是最有影响的：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祛魅的过程，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化。而当代科学文化兴起的基本特征，正是人类理性精神发展的产物。

当然，严格来说，近代以来所形成的这种理性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主体理性，即“作为最高实在的纯粹自我观念是现代性的灵魂所在”⁽¹²⁾，主体自我的确定性完全能够为科学知识奠定可靠性基础。启蒙运动以来，笛卡尔首先开创了“我思故我在”的主体理性哲学认识论，为此黑格尔说得明白，“从笛卡尔起，哲学一下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围，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转入了主观性领域，转入了确定的东西”⁽¹³⁾，由此也拉开了现代性思想的序幕。海德格尔接着分析说，“作为我思，我乃是此后一切确定性和真理据以立足的根据……我就成为突出的本质性的人的规定性。直到那时及至以后，人都被理解为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ale）了……随着我思我在，理性现在就明确地并且按其本己的要求被设定为一切知识的第一根据和对一般物的所有规定的引线”⁽¹⁴⁾。理性精神与主体性从现代性的一开始就紧密联结于一体，并得以使之逐步展开。康德在总结启蒙理性时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热状态，不成热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热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¹⁵⁾。在理性主义文化导引下，现代性的逻辑逐步展开。

理性是近代科学的核心文化理念，但主体理性对“自然”的立法是通过数学化来实现的。现代性在自然科学中的实现和途径，主要是通过数学理性主义，鲍曼断言，几何学是现代精神的原型⁽¹⁶⁾，数学成了贯通主体与外部实在的关键。莫里斯·克莱因指出，近代人们要“利用理性重建所有知识，以及到大自然中寻求真理之源的运动……思维敏捷的学者寻求在确定无疑的知识基础上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数学的真实性正好符合这种要求”⁽¹⁷⁾。韦伯认为现代主义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计算，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也认为，现代启蒙理性的基本精神就是思维和数学的统一，数学与理性精神的统一是现代性的主要表现形式。现代性的主体借助数学理性达到主体与客体的贯通，人类的科学知识才有了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的依据。所以“近代科学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在科学活动中选择了一个新的目标。这个由伽利略提出的，并为他的后继者们继续追求的新的目标，就是寻求对科学现象进行独立于任何物理解释的定量的描述”⁽¹⁸⁾。

但仅靠近代主体理性和数学主义的复兴，近代科学还是发展不起来的，现代性的功利主义思想在其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否则科学只能是停留在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水平上。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评价说，“希腊人过于偏重理论。对他们说来，科学仅是哲学的衍生物，格黎哥里和圣·本笃都是重实际的人，重视平凡事物的意义。他们把这种实际的精神和自己的宗教与文化活动联系起来。尤其是由于有了圣·本笃，当时的隐修院才成了实际农艺家、艺术家、圣哲与学者的家园。多亏早期本笃会员有实际精神，科学与技术才能结合起来，学术也就因之和无情而不以人意为转移的事实建立了联系。现代科学导源于希腊，同时也导源于罗马。现代科学和实际世界保持密切联系，因而在思想上增加了动力”⁽¹⁹⁾。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把近代人从“沉思的生活”中摆脱出来，转向行动的生活，不再满足于纯粹的精神需求，而渴望一种能够实际运用的科学知识，即笛卡尔所言的“使人成为自然的拥有者和主宰者的科学”。

中世纪后期，随着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最沉重的“神圣”枷锁松动，人们开始强调一种现实的、世俗的自然主义价值观。人文主义者借助古希腊文化发展了自己新的价值观，他们提倡自由，追求个人幸福，强调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世纪基督教趋向于自我克制和向往来世。恪守宗教生活誓约理想的基督教徒一心想着天国，他们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从根本上说毫无兴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代的基督教已经从传统的以信仰上帝为中心的神学宗教向以关心人的世俗利益为中心的道德宗教转变。宗教的认识论功能被淡化。”⁽²⁰⁾功利算计取代情感和宗教崇拜，世俗主义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之一。

在这种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推动下，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开始结合起来，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逐渐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也正好弥补了中世纪学术所存在的根本缺点。文艺复兴宣传世俗价值，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世俗享受，强调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以及对自然的热爱，这一切都激起了人们对自然的兴趣，使得人们充满了对自由、理智的渴望和情感冲动，而所有这些也正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

古希腊自然哲学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认识论的价值，它更多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是“为科学而科学”。古希腊科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兴旺之后很快衰落了，这也说明仅仅靠个人兴趣、爱好还不足以推动科学作为一项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为科学寻找新的动力。科学的动力就是科学的实用性价值，只有它才能为科学发展提供现实的原动力，并因此而带来新的科学研究方法。这种实用价值的认定和确立，是与科学功利主义思想紧密相关的，科学的实用价值一旦实现并体现出来，就会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推动科学的发展。

这种经验主义、自然主义价值观反映在人们对待科学知识的态度上，表现为开始强调科学知识的世俗价值、经验性的价值，这逐渐形成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科学观。默顿在《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分析道，当时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就是清教主义，而清教主义有三个主要的价值观念：功利主义、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功利主义、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的并且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主义；自由的研究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所有这些都是与科学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正是“清教的精神气质所固有的种种社会价值是这样一些价值，它们（由于基本的用宗教术语表达并由宗教权威加以促进的功利主义倾向）导致了对科学的赞许”。

17世纪以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逐渐成为科学和教育的主题，实验科学如物理、化学等逐渐进入大学乃至中学课堂。一时间，功利主义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有人对自己儿子的忠告竟然是“不要学习任何东西，除非它能帮你谋利”。我们从中可见功利主义对科学发展的重大促进作用，正如文德尔班所说的，“哲学必须是自然科学——这是当时时代的口号”⁽²¹⁾。

同时也不可否认，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存在着诸多问题，对科学发展也会产生负面影响。默顿写道：“科学家们心照不宣地认识到这种危险，从而坚持拒绝把功利主义规范应用于他们的工作……功利性应该是一种科学可以接受的副产品而不是科学的主要目的。因为一旦有用性变成科学成就的唯一标准，具有内在科学重要性的大量问题就不再受到研究了。”⁽²²⁾应该说这种认识还是相当客观的，但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在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还是不能因此而被否认的。当时价值取向的变化乃是社会文化变迁的深层内因，它直接促进了近代实验科学的产生。

科学作为人类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之中，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社会诸因素对科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科学的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社会物质方面的因素就主要反映在对科学器物层的作用上，它为科学的发展提供所必需的物质设备、硬件设施，例如各种科学设施、实验室、科学仪器等等。这是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必要物质基础，离开了这些硬件，科学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在历史上，这些物质基础对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社会制度方面，一系列的保障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使科学有了合法的依据。而社会文化、观念对科学的影响最为深远，它是社会诸因素对科学作用最核心的部分。其中，社会价值观更是决定性的要素，它直接影响科学家科学实践活动的行为规范、思想信念、价值判断，进而影响科学的发展状况。为此默顿总结说：“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思想情感，属于那些永远影响着科学发展的文化变量。”⁽²³⁾因此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价值观对科学革命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革命的发展，势必引起社会、物质、精神方面的变革，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加强、巩固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而社会价值观又反作用于科学，两者之间达到了相互促进的效果。

2.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融合

近代科学对人类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是与科学本身的建制化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自然科学从边缘化走向社会中心，科学以它特有的理性力量显示了知识的无穷力量。同时，随着科学向“大科学时代”的发展，它正实现着科学的社会化。正是这种全新社会建制面貌的出现，才使得科学逐渐占据社会系统的核心，最终成为引导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并主导了现代性的全球化扩展：“科学使欧洲在技术上对世界的霸权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霸权的性质和作用。”⁽²⁴⁾所以，我们对近代科学革命的理解，不能仅仅从科学思想、知识层面的巨大变革来看待，我们还需要从另一维度——社会学角度即科学的社会化过程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因为近代科学革命又是一场社会建制的伟大变革，它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本质上说，科学的“社会化”是指科学社会性的全息化的过程。在这里，我们用“科学的社会化”来借指科学逐步与社会相适应，发展成为社会大系统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渐进融合过程。具体而言，“科学的社会化”基本可以概括为：科学的体制化过程以及科学家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即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过程）两个主要方面。

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既是科学社会化的原因，又是社会化的重要表现。科学开始被视为社会机构、人们相互关系和行为范例的综合体。科学的体制化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由于科学在工业以及社会技术中的大量应用，科学、社会一体化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十六七世纪科学社会化的初步完成，为以后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科学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世界进入了科技时代。

在19世纪，科学、技术与实践三者的关系开始逐渐发生变化。科学研究的场所已由工场搬入实验室，有一批学者专门以科学研究为生，这样科学知识的获得就变得很迅速很便捷，不必像从前那样通过在实践中长年累月地积累经验，再从技术中提炼出科学知识。科学的发展开始走到技术前面去了。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领先于技术和生产实践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核工业、半导体工业、有机合成工业、抗生素工业中的科学推动技术，直至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这一趋势表现得相当明显。科学、技术、生产三者的关系已变为科学→技术→生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与工业的发展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科学研究不再是在简陋的实验室里进行作坊式的实验探索，科学研究必须依靠先进的实验仪器和强大的工业技术的支持。工业竞争的加剧使工业生产部门纷纷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由于一些大企业争相建立工业实验室，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技术化过程往往在实验室里就已经同步完成了，科学成果走出实验室即可走入工厂车间。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紧密结合为科学探索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准备，为科学研究提出问题指明方向。可以说科学、技术、实践之间已很难分清何者在先何者在后了，它们三者形成了不断转化的良性循环。例如在二战后兴起的一批新兴学科如核科学与核技术、核工业之间，计算科学与计算技术、计算机工业之间，空间科学与空间技术、航天工业之间都处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境地。

（1）科学作为社会建制的体制化过程

科学作为一项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它是自中世纪末、文艺复兴以来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经历了十六七世纪一个较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在经历过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其体制化程度还远远不够，但已基本上为以后科学的体制化奠定了基础），直到19世纪之后才算发展成为较为健全的社会建制，实现了科学的社会化。但科学建制“质变”的关键时期是在十六七世纪，可以说，科学的社会化几乎是与当时科学革命同步的。

从人类社会产生开始，科学也就随之开始了其缓慢的发展过程，但一直没有达到社会化的程度。在古希腊时期，科学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但其社会角色并未被社会认同，其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正如本戴维所指出的，“在整个希腊化时期，科学的地位，以及在教育或其他公共方面的影响一直是极其有限的……科学在修辞学校的课程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这种学校是分布最广的教育机构”⁽²⁵⁾。在当时，由于“科学因素与普通的哲学体系结合，往往迫使科学套入一种不合适的理论框架之中，这样只会歪曲科学知识”⁽²⁶⁾，从而造成科学的实际影响力极其有限，科学价值并未被社会所完全认可，其社会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科学的社会化关键的质变期发生在十六七世纪的原因何在呢？事实上正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指出的那样，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是科学社会化的根本原因。我们对科学社会化原因的研究，也将主要从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入手探讨科学、社会在当时的各种特点，进而考察“科学社会化”的原因所在。

首先，随着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科学的价值开始得到社会认同，科学的社会地位得到肯定，科学社会化成为现实可能。默顿认为，在17世纪英国宗教文化价值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原因就在于科学与宗教获得了一致性，科学的社会角色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科学史家普遍承认，17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从整体上来看，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中的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是密切相关的。这一转变又与为资本主义企业家这种角色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和道德支持的宗教改革联系在一起。新教神学和科学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历史联系有很大的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传统科学精神气质中的个人主义与新教理想，即服从行为的内在化规范和为神圣目标而努力的个性，是完全一致的。”⁽²⁷⁾清教主义认为，科学对自然的研究是促进赞扬上帝的手段之一，因此神职人员也开始成为科学共同体的组成成员。科学与社会价值观相统一，清教主义大大促进了近代科学的体制化。⁽²⁸⁾这样，科学就在社会结构中获得了合法性和体制上的保证。

同时，社会化、体制化也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科学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魏因伽特从历史学角度考察近代科学的社会化问题后得出结论：科学建制的产生，是近代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与社会发生冲突后而采取的一种新形式——社会建制。⁽²⁹⁾而且，科学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其自身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才能够快速发展起来，这是科学社会化发生的社会因素。另外，科学自身的特点也要求科学不断体制化、专业化，近代科学在本质上是实验科学，“正是科学的试验性促使了科学的社会化”。随着实验科学的成长，其基本的物质设施如科学实验室、科学仪器越来越复杂、精密，耗资巨大。在这种条件下，只有靠专业、社会集体力量才能负担得起，获得合适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仪器设备。科学要实现迅速发展，体制化、社会化成为必然。

事实上，在十六七世纪，科学体制化也具有一定的前提基础。从12世纪开始，中世纪的大学建立起来，并逐渐遍及欧洲。虽然在课程设置上以宗教神学以及哲学为主，但也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医学等科目，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科学思想的有识之士。这些都为以后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到了中世纪后期，许多为科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就是集中在各大学、学院进行研究工作的。所有这一切都为科学的社会化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在科学影响力日益扩大的情况下，科学的体制化逐步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并得到飞速发展：科学开始为社会所接纳，科学角色实现社会化，科学价值与社会价值趋向一致。这种社会化主要表现为科学研究体制、建构机制（场所、规模）的社会化：科学从单纯的个人研究发展到集体、社会范围，逐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及科学研究方式的社会化：包括科学发现、科学研究过程、科学应用、推广过程的社会化等方面。

近代科学起步于中世纪末，当时其社会建制还处于初级阶段，科学研究仍以个人研究为主，只是偶尔进行一些通信、互访等形式的联系。到了17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各门学科逐渐独立起来，学术交流也日益增多，社会体制化进一步加强。其中，各国科学学会、社团的出现，是科学体制化的关键环节。这为科学研究场所、规模的社会化（即科学从单纯的个人研究发展到集体、社会范围，逐步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性活动）以及科学研究的社会化（即科学发现、科学研究过程、科学应用、推广过程的社会化）准备了必要条件，使科学研究的社会化成为可能。

文艺复兴后期，一些科学组织开始在意大利、英国等地陆续出现（实际上，科学性的学社和学会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作为科学活动的重要方式，那还是近代以后的事）。1603年在意大利出现的猞猁学院，一般被认为是近代最早的科学社团，伽利略就是当时的重要成员，1611年左右伽利略曾参加了学社的活动。到了1657年，又成立了著名的西芒托学院，在美迪奇家族创办的试验室里定期集会、实验、交流经验。维维安尼、托里拆利、波雷里、斯特诺等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都曾在这里参加过科学活动。这些早期的科学团体，对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意大利也成为当时世界科学发展、研究的中心。为此巴伯总结指出，“这些学会开了专业化的先河。科学正变得足够专业，以至成为一种职业工作”⁽³⁰⁾。

17世纪初，德国也建立了一些科学社团，例如1622年生物学家荣吉乌斯的艾勒欧勒狄卡学会，对当时德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663年英国皇家学会正式成立，世界上第一个有影响的官方科学组织产生了。这也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科学共同体。参加英国皇家学会的有社会活动家、文学家、诗人等等，它起到了凝聚科学爱护者的作用。这不仅宣告了科学在英国社会中得到承认，而且也宣告了科学活动的初步体制化。学会定期集会，交流研究、实验情况信息。到1664年，建立了机械发明、贸易史、农业和天文学等职业委员会。对英国科学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7世纪的英国成为世界科学发展的中心。但英国科学体制化还是初步的，它还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资助，仅仅是 “业余科学的堡垒”，还不存在以科学为营生手段的职业科学家。这些局限性也使得英国的科学中心地位很快被法国这一科学更为体制化的国家所取代。

法国科学院

科学团体的出现，不但实现了科学研究场所、规模的社会化，把科学活动从单纯个人研究发展到集体、社会范围，而且实现了科学研究过程社会化，科学交流在科学研究、科学应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中，学会成为国内外新科学知识交流的主要渠道。例如，17世纪以来，“任何重要的科学实验和文章在欧洲大陆上刚一出现，就以这种方式报告到皇家学会。当科学家们旅行时，他们发现他们在其他国家为人所知并为人所研究……这些学会出版了最初的科学期刊，其中现在仍可以读到的是皇家学会的《哲学会刊》，他们出版由他们自己的会员和外国同行撰写的科学书籍，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正是在皇家学会的催促下，牛顿才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新发现，而他在许多年前就已做出了这些发现”⁽³¹⁾。

科学期刊的发行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表现。1665年1月，法国巴黎发行了《学人杂志》，同年3月，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刊》创办，这成为交流科学思想、实验结果的重要杂志，也开创了科学团体出版杂志的先河。这些杂志成为科学家们传播科学知识、交流科学研究经验、科学成果的重要阵地。W.迪克为此指出：“从17世纪开始，定期刊物是报道新发明和传播新理论的主要工具，我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定期刊物，现代科学会以另一种途径和缓慢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科学和技术工作也不会成为如同现在一样的职业。”⁽³²⁾科学期刊在当时的科学活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科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它对科学研究的社会化（科学发现、科学研究过程、科学应用、推广过程的社会化）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为此，本戴维在提及科学体制化的含义时说：“社会把一种特定的活动接受下来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是因其本身的价值才受到尊敬的。”⁽³³⁾正是科学的体制化，科学研究具有共同的目标，科学工作者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共同的科学方法、共同的专业语言，这都成为科学发展的动力。近代科学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产业方式，这时候，科学家们自筹经费，自己动手制造仪器设备，自由选择研究课题，仅凭个人兴趣探索自然奥秘的时代已过去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已使个人无法再完全把握科学发展的方向，因此，科学的定向研究和合作研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2）科学家的职业化与科学、社会的互动

著名学者本戴维将科学家角色的演变与科学体制化进程联系起来进行了系统考察，完成了《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书，这也成为研究科学家社会角色的权威之作。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也是科学活动社会化的关键环节和科学体制化的重要内因。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科学家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作为社会角色出现并被社会所认可也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

社会角色是与社会体制、规范和价值体系相连的一个概念。本戴维在回顾科学史时指出，在古代传统社会，科学及其活动成果是通过非科学家角色来辗转实现的，其中主要包括两类人员，技术人员和哲学家。由于古代社会并没有专门的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科学家的角色是不大固定的，没有形成一种社会职业），科学知识也主要是通过哲学家和技术人员来应用和传播的，这样，在社会价值取向上，科学还不能凭借自身价值而成为社会目标，它更多的是借哲学面貌来出现，其社会价值并不突出。为此培根评价说，希腊科学具有儿童的特征：只能够谈论，但不能生育，充满着争辩确无实效，没有服务于人类的实用性。⁽³⁴⁾当然，培根的评价有些极端，但也确实道出了古代科学存在的一些问题。

直到中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才到了关键的孕育阶段。一般认为，职业科学家出现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法国科学院是法国政府资助下的科学院，科学家担任多种教育、顾问职务。德国也出现了集教学与研究于一身的教授角色和研究实验室。科学家角色的最初雏形出现于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前后。从12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大学，经过十四五世纪的发展，原先处于外围和业余地位的科学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中分化出来一部分教授科学知识的教师。其次，一些艺术家、工匠角色也发展起来。这些大学中的职业教师、艺术家等逐渐成为科学家的雏形。“一旦把大学教师所具有的学术传统和实验研究与探索精神结合起来，就会实现真正的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也就是科学角色的形成。”⁽³⁵⁾科学研究者从私人身份开始向公共身份、社会身份过渡，科学研究成为正式的社会职业，研究者的社会身份得到确认。

“这种新的科学家角色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接受，在庄严方面他享有传统的哲学家、神学家和天文家的同等地位，在实用性方面，他比这些传统角色优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也使科学家之间的私人关系社会化，科学共同体在社会大系统中得到巩固和加强。于是“自然科学家开始变成了一个专业共同体，他们抓住从任何方向提供给他们的有利条件，使这些条件转而成为科学探索和他们自己的个人兴趣服务”⁽³⁶⁾。而且，“一旦形成科学家的角色，就有了科学会成为社会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的可能性”。科学与哲学、宗教、技术这些相关领域分离开来，科学家角色变得与其他社会角色不同了，科学家之间开始系统地交流，科学共同体形成，科学通过社会化进而获得了自我强化的能力。这种由正式的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所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其本身又构成了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复杂社会结构。⁽³⁷⁾

科学家角色的社会化过程不仅是科学家个人社会角色的获得过程，而且也是科学家社会角色不断转换的过程。社会角色的变革引起科学家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上的巨大变化。科学家个人如何根据情境的变化而相应地转换其角色行为，成功地扮演全新的社会角色，进入不同的社会化阶段，获得相应的社会角色，也成为多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讨论的重要问题。这样，马克斯·韦伯的“利益驱动机制”分析也进入了神圣的科学殿堂。科学家的研究已不再是纯粹的个人兴趣与爱好，个人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兴趣与社会需要开始导向科学研究。而且，随着科学负面作用的日渐突出，尤其是全球环境问题的逐步恶化、核武器化学武器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巨大威胁，人体实验与医学伦理、基因工程研究的深入，科学家的职业责任和行为规范在科学社会化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科学的体制化以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标志着科学在17世纪实现了初步的社会化。安德列耶娃曾指出，“社会化是一个双方面的过程，它一方面包括个体进入社会环境、社会体系，掌握社会经验；另一方面，包括个体的积极活动，积极介入社会环境，而对社会关系体系积极再现的过程”⁽³⁸⁾，即科学进入了社会系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具有了社会的属性。同时，科学又积极介入社会活动，影响社会，与社会开始合二为一，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成为当今时代的特点，也正如巴恩斯说描述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变革看起来确实在走向融合，构成与传统单一社会发展不同的方面。其中最大最明显的事例通常就是指，‘工业的兴起’和‘科学的兴起’，他们都发生在近三个半世纪里，科学与工业看似并行发展并在短期内生产了巨大影响”⁽³⁹⁾。

科学为社会所容纳，科学的社会功能为公众所认可，科学成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与社会结为统一体。一方面，随着科学社会功能的加强，它由“个人兴趣、业余爱好”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职业、社会建制，表现为“公共兴趣、社会爱好”。其科学体制表现为一定的自主性、适应性的同时，科学反映着社会的属性、结构。在此基础上，科学共同体形成，科学家之间的密切交往形成了各自的“无形学院”。而且科学家们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念、价值观、行为规范，科学奖励制度也成熟完善起来，通过社会机制实现了科学的良性循环，正常运转。

如果说在十七八世纪，从“无形学院”到法国科学院的建立标志着科学活动的初步体制化 ，那么到19世纪，科学则开始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科学家作为一种社会角色逐渐稳固地确立了它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首先是德国，然后是美国的大学实验室和工业实验室的出现具有关键性作用。

由于雅各宾专政给法国科学带来的严重消极影响，法国迅速失去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19世纪世界科学发展的中心遂由法国转移到德国。德国学术界深厚的哲学传统是科学中心转移的背景之一。特别是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德国大学的改革废除了旧的职业系科（神学、法学和医学）的特权地位，强调包括大量新科学在内的最新“学问”在教学内容中的地位；提倡独立自主的研究，强调理论的一般教育要高于专业训练。此外，政府采取学位和教授资格考核制度，大学在教学与研究制度上走向现代化。德国大学改革中一个重要的成果是精密自然科学的教授讲席的设立和与此相关的大学实验室的出现。尽管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于1818年由T.汤姆逊建立了作为教学基地的化学实验室，但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学实验室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德国几所大学中建立的，其中包括由李比希于1827年在吉森大学建立的化学实验室，由J.缪勒于1833年在柏林大学建立的解剖学与生理学实验室，由本生于1838年和1855年先后在马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建立的化学实验室，由K.F.W.路德于1865年在莱比锡大学建立的包括解剖学、化学、生理学在内的新型生理学实验室，以及由W.冯特于1875年在莱比锡大学建立的心理学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由于在世界一流科学家领导下进行实验研究与讨论式教学而造就了大批新一代科学家。大学实验室的出现是科学活动职业化的开始。

贝尔实验室及其标志

科学活动职业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工业实验室的建立。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19世纪60年代，首先由德国的一批化学家兼企业家在染料工业等有机化学工业中建立了最早的工业实验室。科学与产业的这种结合方式使科学与工业相互受益，这就促使大批企业以高薪聘请化学家到企业的实验室工作。如19世纪60年代，有机化学家卡罗以5000英镑的年薪受聘于BASF公司，在该公司建立了BASF实验室。到19世纪末该公司已拥有116名化学家。这种做法对德国工业影响很大，1897年全德国有4000多名化学家在企业中受聘，这些人成为支配企业、影响其政策的专门职业科学家。这种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形式是直接导致染料化学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受其影响，美国于19世纪末也开始发展工业实验室。如爱迪生于1876年建立了美国最早的兼顾研究与开发的工业实验室；19世纪90年代及以后，贝尔电话公司以及通用电器公司也先后建立了各自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不仅使公司和企业的产品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而且大大促进了基础科学的研究。这些实验室的普及和发展，以及随后出现的由国家直接管理的大型科学实验室，是美国在20世纪逐渐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科学的社会化又表现为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和对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深远影响。贝尔纳强调说，科学是“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构成我们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诸形态的最强大的势力之一”⁽⁴⁰⁾。科学与其他社会建制开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提高了科学作为社会建制的影响力，其社会功能、影响越来越大，并发展成为社会大系统的最核心部分。近代科学革命是人类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近代科学正式诞生，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预言得到了证实，科学以它特有的理性力量显示了知识的无穷作用。同时科学革命也是科学向“大科学”发展的过程、社会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全新的社会建制的出现，才使科学逐渐占据了社会系统的核心地位，最终成为引导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研究科学的社会化问题已成为理解当代科学的关键环节。

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既是科学社会化的原因，又是社会化的重要表现。科学开始被视为社会机构、人们相互关系和行为范例的综合体。科学的体制化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由于科学在工业以及社会技术中的大量应用，科学、社会一体化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十六七世纪科学社会化的初步完成，为以后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科学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世界进入了科技时代、大科学的时代。对此时期科学社会化的简要回顾为我们提出了一些需要富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科学作为一项社会建制、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在我们现实世界中有着决定性作用，科学的发展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第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问题。在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团体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现代社会又应以怎样的形式来进一步促进科学的发展呢？在科学体制化过程中，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等科学机构对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我们又应如何改进现有社会机制，如何协调社会与科学体制的关系，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实现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呢？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第二，科学的社会后果问题。随着科技影响的加大，科学应用过程出现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突出。这一问题在科学革命时期并不突出，但科学的社会化过程早已蕴涵了矛盾。科学的社会化，其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对科学全部效应的接受，不仅是科学的积极作用，消极作用也包括在内。这就为我们提出了问题：怎样利用社会各系统加以控制，以尽量发挥其积极作用，而减小其负面效应在社会中的影响。第三，科学家的社会角色问题。近代科学革命以后，科学家成为社会的重要角色，在社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扩大，科学家的社会职责问题日益突出。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会带来一些道德问题，甚至有人利用科学作恶，出现所谓科学对人的异化问题。科学家位于职业科学的地位，社会就相应地赋予这一地位权利与义务。“社会性相互作用的主体在一定社会中必然具有特定地位及其随之而来的角色，这都制约着人们行为的发生和选择。”⁽⁴¹⁾科学家的职业责任和行为规范在科学社会化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通过增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感，完善科学研究与应用的运作机制，特别是通过科学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预防和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