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哲学的新理念

我们现在就来切实阐明近代哲学运动的统一意义。在这种阐明当中，被指派给近代心理学发展上的特殊作用很快就会显示出来。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回溯到最早创立整个近代哲学的天才，笛卡儿。在此前伽利略最早创立了新的自然科学之后不久，正是笛卡儿构想出了普遍哲学的新理念，并且立即着手系统地运用它。这种普遍哲学的新理念具有数学的理性主义的，或更确切地说，物理学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意义——即一种作为“普遍数学”的哲学。它立即就引起巨大的效果。

但是（按照我们刚才的说明）这并不意味着，笛卡儿预先就已系统地完整地构想出了这个理念，更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在科学上经常受这种理念指导，以明确的形式将这种理念记在心中。要达到那种程度，就必须已经有纯粹数学在新的普遍理念指导下的较高的系统发展，而这种较高的系统发展最初是在莱布尼茨那里（作为“普遍数学”）以比较成熟的形式出现的，而且现在，也仍然在更为成熟的形式上，作为确定的流形的数学，被活跃地研究着。正如引起重大发展的种种一般历史理念一样，新数学、新自然科学、新哲学的理念，也以极其多种多样的意向活动的样态存在于那些承担它们发展的个人意识之中：有时它们像本能那样努力前冲，而无需这些个人有能力说明它们走向哪里；有时它们作为或多或少清楚说明的结果，作为好歹把握住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也许通过再度的考察形成越来越精确的目标。另一方面，当我们采用在其他领域已经是精确的理念时，我们也就会有一些将这些理念变得肤浅，变得模糊的样态。这些理念现在呈现出另外一些形式的模糊性——我们已经学会理解这一类的东西了——：这是一些被抽空了意义的理念，它们变得晦涩了，变成了一些纯粹的语词概念；也许由于试图对它们进行说明，又被赘上了一些错误的解释等等。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这种发展中的推动力。因此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这些理念，也对所有那些未受过数学思维训练的人产生影响。当我们谈论这种哲学的新理念——这种新理念首先是由笛卡儿采用和比较牢固地把握的——对于整个近代，对于一切科学与文化的影响力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但是笛卡儿不仅仅是由于创立了这种理念而成了近代的开创者。同样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这一点。即笛卡儿在他的《沉思录》中——而且正是为了要给新的理性主义，此外当然还要给二元论提供一种根本的基础——创立了一些思想，这些思想由于它们自身的历史上的影响（好像是遵循一种隐蔽的历史的目的论），注定要通过揭示其隐蔽的背理之处而摧毁这种理性主义。这些思想本来应该将这种理性主义作为永恒真理（aeterna veritas）建立起来，然而正是这些思想本身具有一种深藏的意义，这种意义一旦显露出来，就会将这种理性主义彻底根除。

[1] 参看附录V和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