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股重要的哲学思潮，以彭加勒和迪昂等哲人科学家为旗手的法国约定论思想不仅给彼时的思想界带来鲜活的时代气息，而且也对后来作为分析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的逻辑经验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给逻辑经验主义的核心“维也纳学派”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养料，有力促进了逻辑经验主义运动的发展。鲁道夫·哈勒甚至把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看作是将新经验主义与在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在哲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两种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两种运动是由弗雷格和罗素最终创建的新逻辑以及由此促进的逻辑分析，和由迪昂、彭加勒创建的法国约定论。[27]
通过对彭加勒和迪昂观点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对科学史的青睐和重视是法国约定论思想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立场，认为只有通过科学史的研究才能把握科学发展的规律和动态。梳理法国思想演变的历程可以发现，正是受进化论思想的浸润和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科学界强调科学史的重要性，逐步将研究的重心和焦点转移到科学史的研究上，而迪昂等哲人科学家更是径直将科学史作为科学思想的关键部分加以全面深入地研究。
概而言之，法国约定论的主要观点是：我们无法用假说系统之外的不存在的任何的经验事实同时对两个不同的假说进行正确与否的判断，任何假说的检验只有在其所属的系统内才能进行；由于我们在对每一个事实进行描述时都离不开描述赖以存在的规则和符号以及我们在进行描述时的目标，只有在我们已然选择了一个进行描述的规则和符号清单并已经构造了一个特定的目标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构造出一个概念正确地描述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在一个概念模式中所能做的就是谈论相对于事实的真假，但这样的概念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和唯一的，而是可以在对事实进行描述时根据概念模式的舒适性或方便性加以变更和选择的。换言之，一个事实本身无法完全决定对这个事实本身的任何判断，必须依赖于规则、符号及构造描述的目的；我们经由猜测、知道、相信和直觉等显现出来的认识态度不具备先天的特征，我们之所以能够根据我们的更高的目标来改变我们的态度正是因为这样的前提。
可以说，法国约定论的这些主张和观点在维也纳学派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上述约定论思想的进一步继承和发挥，如弗兰克认为迪昂是马赫思想在法国的主要代表，迪昂认为在理论描述和理论重建的过程中历史的考察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指出不可接受描述实在的观念，因为在迪昂看来，现象的恒定性和存在于现象之间的关联才是进行研究的目标所在，研究的认识目标并不是理论性的上层建筑；纽拉特强调选择不同假说的重要性，认为历史研究的结果是由在科学史中对理论假说进行分类的方式或对历史中各种领域进行分类的方式所决定的等等。不可否认，正是彭加勒和迪昂等哲人科学家所进行的前期工作使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意识到科学研究中经验（主要是指科学实验）和逻辑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实验在科学研究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才必须保证已成功实验的普遍适用性，进一步来说，我们要想保证实验的普遍有效性就一定要预先假定自然的简单性和统一性观念，而对简单性的要求正是逻辑的内在旨趣和马赫思维经济原则的基本要求。维也纳学派对经验和逻辑的重视正是受益于法国约定论对经验和逻辑的强调。
在从宏观上阐明了法国的约定论思想对维也纳学派的整体影响外，还有必要进一步指出作为哲人科学家的彭加勒和迪昂的具体观点对维也纳学派具有影响。首先是彭加勒的约定观在维也纳学派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在彭加勒的约定论问世之后，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都程度不一地受到了彭加勒约定论的影响。在石里克的早期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秉持的约定论的实在论观点，他之后在向逻辑实证主义的转轨过程中依然保留了约定的积极成分和合理内核，并成为支撑其逻辑实证主义理论架构的重要支柱之一。石里克在《现代物理学中的时间和空间》中阐述了他的约定论科学哲学。他写道：“借助于各种评价系统，可以同样地指出相同的事实集合；从而能够存在各种理论，真理标准在这些理论中可以同样充分地被满足，从而这些理论能够同样评判观察到的事实，导致同样的预言。它们仅仅是不同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被分配给同一客观实在：重新产生同一事实集合的不同表达方式。我们总是被赋予权力在可供选择的理论中选择最简单的理论。即使最简单的理论也包含着某些约定，即使这些约定仅仅构成测量的基础。因此，彭加勒的陈述依然为真：没有约定，我们根本就不能成功地建立理论。”[28]
继石里克之后，卡尔纳普担任了维也纳学派的领导人，他的思想也深受彭加勒约定论的影响。我们知道，卡尔纳普可证实性原则的提出深受马赫的要素观、罗素的逻辑原子论以及维特根斯坦真值涵项思想的影响，在可证实性原则看来，在原则上任何有意义的语句都可以获得明确的证实或驳斥。卡尔纳普在《卡尔纳普思想自述》中明确地承认：“我们的方法论观点的发展和明确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放弃知识理论中这个僵化框架的结果。我们的方法论观点具有这样的特征，它强调自然定律、特别是物理学理论中的自然定律具有假说的特性。这个看法受到彭加勒、杜恒（迪昂）等人的影响。”[29]与此相关，卡尔纳普根据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的区分所提出的解决抽象对象的实在性问题的方案也带有明显的约定论色彩，在卡尔纳普看来，某种语言架构或某个理论体系决定了物质对象和理论对象的存在，而无论是语言架构还是理论体系都是由人们随意制定的。另外，卡尔纳普在《科学哲学导论》中对时间的测量及关于非欧几何的论述也沿袭了彭加勒的思想。
在维也纳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除了了解彭加勒的思想影响外，我们更应该看到迪昂思想的重要作用。迥异于法国约定论的其他代表如彭加勒、雷洛伊、雷伊、密尔霍德等人的思想主张，迪昂对科学哲学的整体论观点更为强调和重视，成为20世纪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中整体论思想的重要源流。根据迪昂的观点，“第一，我们不能从一个理论中分离出孤立的假说，以对其进行所谓的关键性实验；第二，理论的真理性检验不能通过检验单个假说的方式进行，因为只有作为整体的理论方可检验。只有个别的观察命题和属于物理学范围内的命题才间或构成了例外”[30]。正是在此意义上，学界有观点认为：“……早期的维也纳小组成员都受到了迪昂和其他法国约定论者的思想的影响，其中特别是纽拉特的思想直接来源于迪昂和彭加勒的观点，他后来提出的关于科学统一性的观点就出自迪昂的整体论思想，而且他提出的多种假说理论也是以迪昂和彭加勒的观点为基础的。由此可以表明，无论是早期的维也纳小组还是后来的石里克小组，他们的思想根源都是深深地置于马赫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约定论。”[31]
1. 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s, trans. Laurence J. Lafleur, London: Macmillan, 1960.
2. Berkeley, George, Three Dialogues Between Hylas and Philonous, ed. Robert Merrihew Adam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9.
3. Leszek Kolakowski, The Alienation of Reason: A History of Positivist Thought,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8.
4. 董光壁：《马赫思想研究》，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
5. [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薛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6. 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7. 江怡主编：《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8. [法]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9. [美]鲁道夫·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陈晓山、涂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10. 梁志学：《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10期。
11. 李醒民：《论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12. 李醒民：《马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
13. [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维也纳学圈哲学史导论》，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14. [奥]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15. [奥]马赫：《认识与谬误》，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
16. [英]穆勒：《逻辑体系》，郭武军、杨航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17. [法]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18. 孙小礼：《马赫和他的思维经济原则》，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10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18页。
[2]《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第21页。
[3][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薛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0页。
[5]参见科拉科夫斯基：《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转引自江怡主编：《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6]柏林（I. Berlin）曾对孔德的思想这样评价：“的确，孔德是值得怀念和赞赏的。他是他那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即使他的著作今天很少再提及，特别是在这个国家，这部分是由于他的工作做得太完美了，因为孔德的观点比通常认为的更为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思想范畴。我们关于自然科学、文明进化的物质基础的观点以及我们称做进步的、理性的和启蒙的所有东西的观点，我们关于不同制度之间关系的观点、关于公共符号系统和正规系统与个人和社会的情感生活之间关系的观点，以及我们关于历史本身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受惠于他的教导和影响。”（详见柏林：《自由四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转引自江怡主编《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页。）科拉科夫斯基把孔德去世后10年的欧洲思想界看做都处在孔德思想的影响之下，他称之为“实证主义的胜利”。（详见科拉科夫斯基《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转引自江怡主编《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第45页。）
[7][英]穆勒：《逻辑体系》（第1卷），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8][英]斯宾塞：《第一原理》，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9]同上，第66页。
[10][奥]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唐钺、梁志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页。
[11][奥]马赫：《认识与谬误》，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
[12]同上，第202-203页。
[13][奥]马赫：《感觉的分析》，第17页。
[14][奥]马赫：《感觉的分析》，第13页。
[15][奥]马赫：《认识与谬误》，第12页。
[16][奥]马赫：《感觉的分析》，第35页。
[17]这个历史渊源使得马赫的思想成为早期维也纳小组和石里克小组的哲学正宗。其一，马赫在20世纪初的奥地利知识界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作为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以及生理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史家和教育家，在整个奥地利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其二，马赫提出的关于科学的历史—社会和进化论观点，对当时的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改革等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他在自然科学陷入危机之时成功地战胜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体系，阐述了他关于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在一元论的科学世界观框架内得到经验地统一的观点。其三，马赫试图以科学的世界概念综合不同学科的努力，与他对科学的人文化努力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的科学世界中，科学与社会正是在人文实践活动中得到了完美结合。这种关于科学和社会的理想观念，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奥地利的教育改革和社会进步。（参见江怡：《维也纳学派究竟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了什么？》，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年第1期。）
[18]参见江怡主编：《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第177—178页。
[19]参见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1-72页。
[20][奥]马赫：《感觉的分析》，第240页。
[21][法]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4页。
[22]同上，第167-168页。
[23]李醒民：《论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24]李醒民：《论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25]李醒民：《迪昂的科学成就与哲学思想》，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1期。
[26]李醒民：《迪昂的科学进化观》，载《科技导报》，1996年第11期。
[27][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维也纳学圈哲学史导论》，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4页。
[28]李醒民：《论爱因斯坦的经验约定论思想》，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4期。
[29][美]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陈晓山、涂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90页。
[30][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维也纳学圈哲学史导论》，第67页。
[31]江怡：《维也纳学派究竟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了什么？》，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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