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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学语文教学形态

时间:2022-05-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私学语文教学形态第二节 私学语文教学形态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迈进发展的转型期。在这一特殊时期,产生了政治、哲学、文学、史学、军事、教育诸多学术的科学体系或科学体系的初创形态。这一阶段的学校语文教学,有着丰富的形态与轨迹。自此,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的540多年的时间里,私学林立,从而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语文教育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私学语文教学形态

第二节 私学语文教学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迈进发展的转型期。在这一特殊时期,产生了政治哲学、文学、史学、军事、教育诸多学术的科学体系或科学体系的初创形态。学校语文教育进入到了语和文牢固结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昌盛时期。“百家之说”出自《荀子·成相》:“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庄子·天下》中则提出“百家之学”的概念,与“百家之说”的含义一致的。当时的系统完整的国学乡学体制,已经被打破,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现实。官学衰微,私学林立,诸子游讲,百家竞言,学术活跃,语文完备,著作等身,文化发达,这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实,同时也是前无古人的奇迹与壮举。在这540多年的历史中,正是语言文字的空前成熟并予以深入广泛的应用,才使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获得巨大的发展,从而使语言文字,其媒体工具性的属性强烈起来。而这种大发展,又使语言文字获得广泛传播,进一步规范,使之有了质的飞跃。这实际就是一种语文的深入广泛的教育活动。而儒、道、墨、法等名家的优秀著作,常常也是身兼学者与教师的诸子先哲们作为教材给他们的弟子们讲解传授的文本,这是更为规范的语文教育教学的内所在。这一阶段的学校语文教学,有着丰富的形态与轨迹。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把握。

一、私立学校的轨迹形态

最早办私学的,是鲁国的一批有识之士,如孔子、少正卯、兀者王骀等。自此,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的540多年的时间里,私学林立,从而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语文教育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校,若按学校所有权的性质来划分,就有两种类型的学校:官学和私学。若按学校教学内容的设置与教育培养的目标来分类,则有三种类型的学校:启蒙识字的初级学校,专业学习的高等学校和注重交流探究的研究型学校。这种由于教学内容的深浅高低和培养教育目标的不同而存在的三种类型的学校,官学私学中都有。

1.启蒙识字的初级学校

周代把设在天子京城和诸侯王都的初级学校称小学,把地方行政办的初级学校统称乡学。据《周礼》载,“古二十五家为闾,聚居一巷,巷门有塾,民朝夕出入时,在塾受教。五百家为党,党有庠,以教闾塾所升者。万二千五百家为遂。遂有序,以教党庠所升者”。显然,乡学虽是初级学校,但也有程度高低的区别。“巷门有塾”“在塾受教”,这便是后世把私学中启蒙识字的学校称作“私塾”的本源。春秋以降至战国,虽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但国学、乡学中这种初级形态的学校,仍然存在。《左传·闵公二年》载,卫文公采取“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的政策,其中“敬教劝学”,当有启蒙识字的小学或乡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了一件事,有人建议郑子产毁乡校,子产不但不毁,反而讲出一番很有见地的话来,在乡校“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孔子听到这些话后,对郑子产予以肯定。另外,据《史记》记载,晋、楚以及国势衰微的周王朝,都延师教王子。六艺中的书,是字书,是启蒙识字的课本。郑玄注“象形、会意、转注、处事(指事)、假借、谐声(形声)”为六书。春秋战国时代启蒙识字的课本是否还是“书”,尚无确切的资料证实。但既然儿童需启蒙识字,必然有学校,有教材。《三字经》中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宋王相注中,便说孟子小时母亲为了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努力学习,三迁居地断织劝勉。(“断织”出自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三迁”出自刘向的《烈女传·母仪》)可以看出,诸子百家的学者,之所以有深厚的理论,著作等身,无不与他们小时启蒙识字学习语文有直接的关系。尽管,从现有的古籍资料中还找不到春秋战国时启蒙识字的初级学校的详细记载,但从私学、官学的专业学习的高等学校和注重交流探究的研究型学校的发达繁荣状况推断,初级形态的学校也当不会很差。

2.专业学习的高等学校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所办的私学,基本属于这种类型的学校。春秋后期,儒、道、法、墨四个学派已见端倪,而到战国时期,不仅这四大学派日渐隆盛,另有公孙龙的名,邹衍阴阳,苏秦、张仪的纵横,吕不韦的杂,许行的农,《庄子·外物》所言“饰小说以干县令”引发的小说,孙武、吴起、孙膑、庞涓的兵,等等。“九流十家”的说法出自《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最早介绍诸子百家学说的,是《庄子》中的《天下》篇。它是《庄子》全书的序言,学界认为它是庄子后学所作。该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先秦诸子的学说。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的继承发扬者,“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倡导节俭反对奢侈,不要使物质享受因等级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别过于明显,是墨翟、禽滑厘这一学派,“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齐稷下学官的学者宋钘、尹文是源于道家而又杂糅儒墨的学派,“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风而说之”。先秦早期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彭蒙、田骈、慎道,他们倡导“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完全照法办事,“古之道术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道闻其风说之”。关尹、老聃是道家学派早期的创始人,“关尹、老img2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庄子继承光大其学说,“庄周闻其风而说之”。这就是该篇文章开篇所言“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这些学派,均自办学校、广收学生、传其学说、栽培新人。如《四库提要》载韩非子的学生为其编辑整理《韩非子》一书:“非没之后,其徒收拾编次以成一帙。”如《庄子·列御寇》:“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史记·张仪列传》:“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为不及张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膑与庞涓俱学兵法。”“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这几段引文可以作为《庄子·天下》的补充。这告诉我们,庄子授徒讲学,苏秦张仪曾是鬼谷子的学生,孙膑庞涓是学兵法的,吴起曾是曾子的学生。可见,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有办学授徒讲学的业绩。这些学派办学授徒讲学的主旨是传学派之理论,研治国之方略,习济世之才艺,修至境之人格。这就是《礼记·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大学之教也”。因此,可以称这些学校是专业的高等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教学是讲授与研习并重,“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19〕),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19〕)这些学校的管理,是宽松自由的。既可自由进入和退出学校,也可在学习中间离校做事,事情做完或告一段落,再回校继续学习。诸如,与孔子同时在鲁国办私学的还有少正卯和兀者王骀。据《庄子·德充府》载:“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而且王骀的人品德性与教学的方法,都很使孔子佩服,“立将以为师”。孔子把王骀当老师看待。少正卯所办的学校,曾吸引孔子的门徒前往听讲。据刘勰《新论·心隐篇》:“孔子门人,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孔子30岁开始办学聚徒讲学,51岁至56岁曾担任过鲁国司空、司寇,后周游卫、宋、陈、郑、蔡、楚等国,随他游学问习的还有一些他的学生。68岁回鲁继续办学从教,直到73岁去世。据周有光先生编著,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语文闲谈》续编上“曲阜四书院”载,孔子在鲁国曾办过四个学校,后世称这些学校为书院。它们是尼山书院、春秋书院、石门书院、洙泗书院。苏东坡写诗赞曰:“至今齐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孔子有学生3000,学有所长贤良出众者72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这么多的学生,显然是孔子一生从教多处办学前后所教过的学生总人数,四所学校之说,当有一定道理。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的不少弟子,学有所成便到各诸侯国也像孔子一样办学授徒。文学出众者子夏,比孔子小44岁,孔子死后,他到魏国办学校,魏文侯是他的学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孔子的另一个弟子澹台灭明,他虽然貌丑,但学问深厚,他在江南授徒教学,弟子三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创设的儒学,主要是通过他办学校教授学生,学生再办学校再教授学生,这样一代一代传承发扬的。《史记·儒林列传》载: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由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的台湾60位教授合译《白话史记》是这样翻译这一段的:孔子逝世后,身通六艺的70多个弟子都分散了,到各地去游说诸侯,成就大的做到师傅卿相,小的也能教导一些士大夫们;有的则隐居不仕。所以子路住在卫国,子张住在陈国,澹台灭明字子羽住在楚国,子夏住在西河,子贡终老于齐国,其他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等一帮人,都是子夏等人的学生,而能成为王者的师傅。这时只有魏文侯最好学,所以像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李克、西门豹、乐羊等人,都受到礼聘,后来就渐渐衰竭。一直到秦始皇的时代,天下群雄并争,儒术既已受到损害。可是在齐国、鲁国之间,学者还是不废弃它的。齐威王、宣王的时候,孟子、荀子之流,都能遵循孔子学说而加以润饰,结果能以学问扬名当世。

窥豹一斑,从中可以看出儒家学校教育的规模与教学的大致状况。而诸子其他学派的学校,也有着孔门一派学校的形制。诸如墨子,开始在儒家所办的学校习读研修儒家理论,当他发现儒家理论中有许多不合时宜的地方时,便另创门派自立学校授徒讲学。《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他的学生多达数百人。他采取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培养治国济世之人才。《墨子·公输》记载了墨子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以及用模形演习操练攻防城池的多种方法,终于说服了楚王与给楚王造云梯的公输盘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最后公输盘想杀掉墨子,墨子便说:“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所创学派与儒家学派,在战国时并称“显学”,《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吕氏春秋·尊师》载:“孔墨徒属弟子充满天下”,该书《当染》又讲:“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庄子·天下》:“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可见墨子学派办学授徒讲学代代相承,且有不同的墨派。总之,墨子从手工业者的立场出发,学习《诗》《书》,培养的学生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际才干,而且勇毅果敢。《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所创私校,从儒、墨两家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专业性高等学校的管理教学、教化育人的一些特点。此外,这些学校里,老师既讲授辅导,也研究写作,学生既听讲领悟,也思考探究。老师的讲授辅导,既论理剖析,又启发诱导,而学生的习学,既辩论质疑,又引申发挥,乃至产生新的学派。至于到社会中考察游讲习学,更是经常采用的方法。如《庄子·列御寇》中记载了庄子以弟子百年后想厚葬自己为契机,启发讲解阐释老庄天人合一、宁静自然的理念。原文如下: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勿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这是庄子与学生采用答问的方式,加深对理论的认识了解。《庄子·天下》还记载了墨子学派中教学的辩论质疑:“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img3偶不仵之辞相应。”至于孔子、孟子、荀子在他们教学中采用的许多创造性的方法,以及在教学过程中修订编写教材,辑录整理讲稿,均是这种学校形态的明证。

3.研究型学校

注重交流研究的学校,也是一种高等学校。但它与儒墨诸子所办的高等学校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儒墨诸子所办学校,大都是传一家之言,研习本派理论,虽有论辩,也是围绕着师传理论,结合具体现实向更深刻的地方阐发精微。而注重交流研究的学校,则聚集各门各派的学者,相互论辩质疑,彼此挑剔批驳,各有门徒传承,自由竞争发展。这种形态的学校,以齐国稷下学宫影响最大。稷下学宫,是齐桓公于公元前360年所建,中经齐威王、齐宣王,至公元前221年秦灭齐而停办,时兴时衰,前后长达140年之久。因学宫建在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而称稷下学宫。稷下学宫的教师称稷下先生,学生称稷下学士。齐国几代国君均对稷下学宫采取宽松自由的管理政策,虽然不让学有所成,理论深厚,才干出众的学者们参与国家行政管理,但鼓励支持他们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同时,对各学派采取平等相待,一视同仁的态度。鼓励支持他们自由论辩、取长补短、竞争发展。对各学派学者赐予“上大夫”以“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稷下学宫聚集着各诸侯国的著名学者,也吸引接纳着四方学子。早期著名学者有孟子,他学业的继承者是驺子。后期有著名学者荀子,他的高足是李斯、韩非。不仅儒家学者聚徒讲学,道、法、名、兵、农、阴阳诸学派,都在稷下学宫授徒传教、著书立说。该篇记载“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这其中,成绩最显著者当是荀子,他不仅培养了李斯、韩非这样的名家,而且三次任稷下学术带头人,被世人称作最具老资格最合格的老师。同篇记载曰:“田骈之属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稷下学宫这种注重交际探究研究型的学校,前后坚持140年之久,不仅时间长,而且学术气氛宽松,因此各学派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当时齐国人就称颂:谈论天道的是邹衍,修饰文辞的是邹奭,智慧无穷的是淳于髠,最有资格最好的老师是荀子。此等交流研究的状况,令人敬佩。《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对稷下学宫自由论辩,竞争发展盛况也有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髠、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胜,且数百千人。”稷下学宫,学生最多时达千人,这是有相当规模的高等学校,而且,老师与学生中,不少人都有著述。《荀子》《韩非子》这些名著之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还载:“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邹奭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只是,这些著述大都没有留存后世。战国时稷下学宫这样侧重交流研究的学校,不仅培养造就了多个学派的学术带头人,而且对整个思想文化的繁荣起到了促进推动作用。

另外,战国时期的养士成为一种时尚。各诸侯国中的君亲贵戚、权臣显达,都养有人数不等的三教九流之士,鸡鸣狗盗之徒。养士的目的,虽然是为养士者的地位、权势服务,但是由于广聚才俊时有辨析,或游说诸侯,或出谋划策,雄辩巧言里蕴藏着智慧,帷幄筹划中展示才华,这不仅仅是策士游客们个人知识经验的展示表现与切磋学习,也是诸侯各国语言习俗的沟通交流与传播扩扬。诸如《战国策·齐策》中所写冯瑗、《史记·信陵君列传》中所写侯赢,不仅有高远的眼界、宽阔的胸怀,而且语言生动、妙趣横生。养士而有突出成就者,当推秦国权臣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说:

当时是,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召致士,厚遇之,至食客3000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而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这段话说的是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都礼贤下士,喜欢招徕宾客。吕不韦认为秦国这样强大,在这方面不应逊色,于是招徕许多士人,多达3000。这时,诸侯中有很多辩才,如荀子那些人,他们所著的书遍布天下。吕不韦就让他的门客人人都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汇集成《吕氏春秋》。同时,把这部书刊布在咸阳都市的城门上,悬千金邀请诸侯各国的游士学者,若能有增加减少书上一字的人,就奖给他千金。吕不韦有三个创举,一是鼓励门客著述并汇编成册,二是把书中内容刊布城门,三是公开听取修改意见并给予奖励。尽管摄于吕不韦的权势没有人修改《吕氏春秋》一字,但这一举措的启示意义却仍然存在。由于吕不韦招徕的3000游士学者中三教九流均有,因此《吕氏春秋》36篇文章中,保存了先秦各家学派的宝贵思想材料。正如陈奇猷先生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吕氏春秋译注·〈吕氏春秋〉评介》中所说:“先秦阴阳家的书,一本也没有留下来,而《吕氏春秋》中却有不少阴阳说的篇章,《十二纪》每纪的首篇,《八览》、《六论》的首篇,以及《圜道》、《明理》等篇都是。又如,早已不为人所知的季子学派之说存在于《务本》、《谕大》等篇。他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看风水、相六畜等书,今都不存,而《吕氏春秋》中却有言宫宅地形之文(详见《召类》篇),以及相马、相狗之要(相马,详《观表》篇,相狗,详《士客》篇)……总之,《吕氏春秋》中有各家各派之说。”

二、学校语文教育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的三种形态的学校,因级别高低的不同,学校讲授传习、探索研究的学术理论的不同,以及培养习练、启智育人的目标的差异,从而使这些学校的语文教育同中有别。所谓同者,是指所有的学校,都要用教学语言讲授传递学术理论,同时要学好口头语言,应用这一媒体创造教学艺术的境界。而对承载呈现口头语言的文字、词汇、语法,以及如何把口头语言转换成优美动人的书面语言,即各种文本的方法技巧,亦是各种类型的学校语文教育的必然内容。所谓有别者,初级学校的语文教育,不同于专业性高等学校和注重探索研究型学校的语文教育,而诸子百家所办的专业高等学校和注重交流探索的研究型学校,语文教育的内容也各有侧重,采取的传授习学的方式也常不同。根据《左传》《史记》这些史书的记载和先秦诸子各家的著作所提供的资料,借鉴教育史,语文教育史研究的成果,拟把先秦学校语文教育划分为三种形态:启蒙识字形态,分科施教形态,研究形态。

1.启蒙识字形态

这种形态的学校语文教育,是在初级学校里呈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初级学校,包括各诸侯国所办的乡校、国学中的小学和私人所办的蒙学。《学记》中有一段叙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段文字,虽然说的是古时候的教学情况,但有着春秋战国时代学校教学的模样。而其中“一年视离经辨志”,就是考查学生点读经文的能力,辨别学生的志向。点读经文,就是现在小学语文学习的目标“听、说、读、写”。周代学校教育的内容是六艺,“六艺”中的“书”,也可称作“六书”,是一部蒙童语文教学的课本。《礼记·内则》:“六年,教之数以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小孩初学的不外是识字断句、解词说话的语文和数数加减的简单运算。春秋战国必然有蒙学课本,只是没有典籍记载和考古出土的实物予以佐证。荀子的《劝学》里一段话,可以证实那个时代初始学习何种经典文本,这些文本的内涵特征又是什么,以及学习的目的及意义: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当然,荀子这里指的按顺序阅读学习,是一个人的终身行为,应该包括童蒙时的认识汉字学习语言在内。他没有说另外的蒙童教材,而说首先诵读《诗经》《书经》。《诗经》就其语言的优美、韵调的和谐、意象形象的丰富、内涵主题的深刻,确实是老少咸宜。初读吟诵,断文识字,可识文字语言之浅层含义。细研深析,反复揣摩玩味,当知其微言大义隽永美感。据《语文闲谈》续编上载刘泽先所作的统计,《书经》用1938字,《易经》用1595字,《诗经》用2939字,《礼记》用2367字,《论语》用1512字,《老子》用1072字,《孟子》用1595字。可以看出,从甲骨文3000个汉字,经过漫长的使用、改革、创新,到春秋战国时代的篆体汉字,不仅汉字总量有所增加,而且字体字型达到了规范严整的状态。同时,甲骨文里主要的单音节词从周开始有了变化,双音节词增加很多。如《书经》中之《尧典》:“九族、百姓、万邦、黎民、上下”,《大诰》:“无疆、天命、小子、大事、前人、受命”,《诗经》中之《大雅》:“旧邦、有周、左右、陟降”,《关睢》:“睢鸠、窈窕、淑女、君子、寤寐、辗转、反侧、参差”等。诸子散文,《易经》《楚辞》中,双音节词也有不少。对于字的识读书写,词汇的理解、组合,句子的组织和基本语法的了解,到能说出和写出一段表情达意的话来,这都是初级学校语文教育启蒙识字形态的任务。

2.分科施教形态

学校中分科施教,周代的国学、乡学中就已经在施行,这就是六艺之教。所谓六艺就是指六种科目:礼、乐、射、御、书、数。孔子所办的私学,继承了周代的六艺之教,同时又有创新,这就是《论语·述而》中所说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这就是孔子施教中所设的四科。宋刘敞的《公是先生弟子记》:“文,所谓文学也;行,所谓德行也;政事,立忠;言语,立信。”(〔21〕72)孔子的四科与四教的内涵是一致的。“文学”“言语”这两个概念,孔子是把它们作为分科施教的两个科目来看待。《论语·先进》中专门讲孔子“文学”“言语”等四科出众的学生: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孔子的学生们代代相承,把分科施教的教育形态变成了一种传统。孔子分科施教的四科,“德行”是品行道德;“政事”是擅长处理行政事务;“言语”是表情达意游说论辩;“文学”是精通文章典籍且博学。显然,“言语”“文学”,是属于大语文范围的,比我们今天称之为语文的范围要宽阔。但它们是语文教育的内容,这是不容置疑的。

3.研究形态

这种形态的学校语文教育学习,既在专科的高等学校中进行,也在研究型学校里应用。这种形态的语文教育,以学校课堂语文教学为依托然而又超越学校课堂语文教学的范围。它总是把语文教学的内容,与语文的研究和对语文的应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形态的语文教学,不仅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子思等广泛应用,其他各学派的大师们,也很重视。这种形态的语文教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发挥开启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不仅仅是把语言文字、文章文学的知识学问学懂弄清,而且要应用这些知识学问进行创新创造,既培育提高师生个体的语文素养乃至人文精神,也传习化育整个社会的语文水平和精神文明。研究形态的语文教育,既是学思结合,又是读写结合,更是学行结合。《论语·为政》中,就记载着孔子强调并要求学生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子思在《中庸》中进一步总结出学问思辨行的全面性:“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说的,是把知识、思维和行为统一起来。这就是研究探索的内涵。孔子一边教学,一边整理修正补充《诗经》《春秋》《易经》,孟子和他的学生们一边教学一边写作《孟子》,庄子之于《庄子》,墨子之于《墨子》,荀子之于《荀子》,无一不是学思、读写、学行结合的结晶。这些大师们,他们把研究学习进一步深化,就叫做学问。《易·乾》:“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这就是学问的浅层含义,指学习和询问。当然,学问也指知识学识,《荀子·劝学》:“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做学问,就是学习询问、切磋琢磨、探索研究。《孟子·告子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荀子·大略》:“人之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做学问,不仅要诚实踏实,《论语·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而且要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如《论语·公冶长》所言:“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更为重要的是大胆质疑,敢于创新。如《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如《荀子·大略》:“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还如《吕氏春秋·用众》所说:“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

研究形态的教育学习,既有师生个体的独立形式,也有师生群体合作的形式。而所教育习学的语文内容,则主要是语文中文字的规范简化,词语的创造使用,语法逻辑的总结应用,文章文学的体裁样式的创造革新,修辞手法写作技巧的探索应用等。诸如《论语》的语录体,《孟子》《荀子》等的排比、比喻,《庄子》中的寓言、象征、拟人等。

先秦诸子百家创办的学校里,语文教育教学的三种形态常常是结合的。同时,言语教育和文学教育是贯彻始终的。而德行的行与政事的立忠,则是寓于言语和文学教育之中的。言语和文学的教育教学,诸子百家除了通用的教材如《周易》《诗经》《尚书》《仕礼》《春秋》《乐》外,还有各学派学术带头人的著述作品和讲稿,诸如《论语》《老子》《庄子》《孟子》《墨子》以及《左传》《战国策》《楚辞》等。从这些语文教育教学所使用的课本和教材来看,春秋战国这一特殊时期,语文的言语和文学教育,不仅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而且有一定的规范性与科学性。所谓深度与广度,是指诸子百家所用的言语和文学教材及课本,不论是其中的诗还是文,其语言应用的娴熟,各种写作方法和技巧的丰富性,以及文体样式的多样性,都是当时所能达到的顶峰。而文本所涉及的内容,不仅有大量的现实迫切重大问题的记叙与讨论,辩疑与解决,而且也有形而上哲学理论层面上的探索与钻研、剖析与思考。有不少命题,均达到了当时的至境高度。所谓规范性与科学性,其内涵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诸子百家用于言语和文学教育教学的文本,其词汇、语法的严整规范性,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而且,有着语言理论的探讨。无论是群众口语中优秀词汇的活用,还是对大量口语词汇的加工改造,还是新的词汇的创造创新,都是中国文字产生后的第一个高潮。而大量修辞手法的稳定与成熟,更是引人注目。二是文体样式的创设与丰富不仅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而且也符合人的思维的科学性。因而,不仅有着诸子百家的严谨周密的论证,也有着他们的神驰万端的想象。而想象虚构,不仅有着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大师们现实性很强的寓言创造,也有着庄子浪漫性极高的寓言营设。这正是人的思维的多样、社会生活的多样、文学创作的多样的呈现。先秦诸子百家的言语、文学教育教学文本,正因为有着如此的深度与广度,规范性与科学性,才被后世的知识界与教育界,列为诵读习学的经典。正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儒家所尊崇的十三经,均是当时言语与文学教育教学的成熟教材。《论语》《孟子》《孝经》,是孔子、孟子及其弟子与再传弟子传习教学的讲稿和听讲记录的汇编,《礼记》《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周礼》《尔雅》,也是在儒家为主传教习学中使用并逐步完善的文本。道家与道教所尊崇的《老子》《庄子》《列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兵家的《孙子》等,分别是当时各派习学传教的教材。春秋战国这一时期的以语文为基础的整个教育教学,是形成该时代“百家争鸣”的主要条件之一,亦是该时代“百家争鸣”的主要表现方面。儒、道、法、墨等百家之说,便是通过习学诵读的教学和游说论辩的争鸣而展示其精气神采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活动,代代传承、革新发展、发扬光大的!

三、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教育教学的理性思考与经验总结

春秋战国时代,凡是术业有专攻的学问家,同时也是教育家。他们或办学授课,或聚徒讲习。而且,常常有着对教育教学,特别是语文的教育教学的理性思考和经验总结。

1.孔子的理性思考与经验总结

孔子虽然没有写出关于包括语文在内的教育教学的专著和论文,但是在《论语》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成熟的思考。他总结归纳的教育教学,包括语文教育教学在内的五条原则,现在看来,仍有启发意义。第一是语文的教育教学与思想品德的培养有机结合起来,使之互促互进,相辅相成。《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第二是因材施教,分类设科,因人而异进行教与学。强调要仔细观察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心理活动,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8〕《论语·为政》)因此,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诸科,各科都出了优秀的人才。第三,启发诱导,循循善诱,举一反三地教学。《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孔子看来,启是提高学生的思维想象能力,发是激发促进学生的语言表达的技巧能力。但是,启发诱导,要在学生有了求知的愿望与探索的要求时,才有效果。启发诱导,还在于提高学生归纳抽象,领悟想象的能力。第四,循序渐进。这既是遵照人成长发展的规律,亦是依据科学知识发展变化的原则,由少到多,由浅到深,由低到高地学习。不然,“欲速则不达”。(〔8〕《论语·子罕》)孔子自己的切身体会就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8〕《论语·为政》)第五,学思结合的学习原则。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把读书与思考,教与学结合起来的好方法。孔子认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此外,孔子还对语文的审美愉悦功能与教育、认识、凝聚调适、沟通等功能融为一体的价值与意义作了有益的探讨。他认为“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8〕《论语·雍也》)高高兴兴地学习,愉愉快快地读书,效果就大不一样。他提出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8〕《论语·雍也》)在他看来,人格修养,达到文质彬彬才是理想境界。这就要求“君子博学于文”,(〔8〕《论语·雍也》)学习广博的语文知识与其他科学知识,提高艺术修养,这是成为君子的必备条件。以上是对孔子关于语文教育教学理性思考与经验总结的概括归纳。

2.孟子的理性思考与经验总结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一生从事了多年的包括语文在内的教育教学工作,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继承吸纳了孔子的教育教学理论的精华。因此,他对语文教育的理性思考与经验总结,又有了一些新的内容。第一,他提出了语文教育教学对人的本质属性的培育,从而使之具有理想的人文素养,也就是持志养气。在孟子看来,“我善养吾浩然正气”,(〔8〕《孟子·公孙丑上》)既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也应有基本的人性,即“人皆有不忍之心”,在他看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8〕《孟子·公孙丑上》)“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8〕《孟子·尽心上》)因此,包括语文在内的教育是必须的必要的。“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8〕《孟子·滕文公上》)第二,他提出言近旨远的教与学的方法。《孟子·尽心下》:“言近而旨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这段话的意思是,教学中,老师浅显而含义深刻的话,就是善于语言表达;使用简单而影响广泛的方法,就是熟练地应用规律和道理。高尚的老师语言平凡而有深刻道义。孟子就是一个善用比喻讲道理的人。如《告子》中:“哀哉!人有鸡犬放(逃逸),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这是何等生动的比喻!鸡、犬丢失了,知道找回来,心丢失了,却不去找回!做学问,就是把丢失的心找回来。他讲“义”的重要性时,就用“鱼”“熊掌”不可兼得,得出“舍生而取义者也”的结论。用二人学射箭来讲专心致志,用齐人有一妻一妾而讲为追求富贵而弄虚作假的悲哀与可笑。言近旨远,就应该像孟子那样,用故事、寓言、比喻来说明、阐释深刻抽象的道理。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再作冯妇”,就是很好的实例。另外,老师要做到修持自己的操守,给学生作出榜样来。第三,他认为,教学方法多种多样,还要讲求高超的艺术性。“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8〕《孟子·离娄下》)这句话的意思是,广泛地学习并且详尽地解说这些道理,目的是要达到扼要简捷地阐明它。“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8〕《孟子·告子下》)意思是说教学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我不屑教诲这个人,实际上就等于暗示着教诲他了。他总结出来的五种语文及其他学科的教学方法,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8〕《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君子的教育教学方法有五种:有的像及时雨一样浇灌培育他,有的要帮助养成优良品德,有的要引导发挥他的才干,有的尽量解答疑难,有的通过自身影响使不能亲身受业的人获得教育。这五种形式,就是君子教育教学的方法。第四,教学要有引而不发、启发诱导的意趣和技巧。他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8〕《孟子·告子上》)后几句的意思是说,高明的木匠不能因为笨拙的工人就改变或废除规矩,后羿也不因为笨拙的射手就改变他拉弓的标准,君子拉开弓不射箭,作出跃跃欲试的样子。他立在正确的准则上,让能干的人跟随他。孟子对于教育教学意趣与技巧的思考,把教育教学的理论向更深刻的境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用水“不盈科不行”,用“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作比喻,告诉他的学生及其从教的师长们,教与学都有着丰富的辩证方法与深刻的意趣。这段话不长,引述如下: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门下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8〕《孟子·尽心上》)

第五,孟子认为学习研究,既要渐进有恒,又要追求人格品行的升华净化。他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8〕《孟子·告子上》)这就要求学习研究,切记不要一暴十寒,而要持之以恒。学习积累,就应该是“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8〕《离娄下》)千万不要学宋人“揠苗助长”。

另外,孟子还从心理学角度提出,教育学生和子女,老师和家长首先品行端正不能发火,若是发火,就伤害了学生和子女的感情。“继之以怨,则反夷矣。”同时,不要用大道理来说话,用大道理讲话训人,会造成师生的背离。“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8〕《离娄上》)

3.荀子的理性思考与经验总结

荀子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从事了一生的教育教学,因此,《史记》称之为“最为老师”。他对包括语文在内的教育教学的理性思考与经验总结,许多方面超过了他的前辈孔子和孟子。他曾写出包括语文在内的教育教学专著《劝学》,对教育教学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在他的其他著述中,还有一些对教育教学精当的阐述。概括起来,有如下四方面的理性思考与经验总结。第一,他对语言与文学的重视以及提出学习它们的价值的理性思考。他清醒地认识到,语言与文学对于人,不仅是人交际沟通必备的工具,更是修身养性的文化精华。他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104〕《荀子·大略》)这里说的文学,指用语言所构成的一切篇章。学习阅读这些文学作品,可以使人增加文化素养,“以美其身”(〔104〕《荀子·劝学》)。同时,还提出应加强语言的训练习学和表达,阅读领会思考文学作品的精华要义,并把这两者统一结合起来。这就是荀子在这同一篇文章中强调的“少不讽诵,壮不论议,虽可不成”的观点。荀子还明确提出达到语言优美的至境形态及其达到至境形态的价值。这就是“言语之美,穆穆皇皇”(〔104〕《荀子·大略》),这就是“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受其器,任其用,除其妖。”(〔104〕《荀子·大略》)这些精辟的见解,对语文的教育教学有着经久不衰的意义。当然,语言的表达文学的讽诵,还必须与思考、践行、持养有机结合起来,方能发挥巨大的滋养精神的作用,使“生命的生产”,即人的美得以实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以持养之。”(〔104〕《学记》)第二,荀子明确提出,做一个好老师除了丰富渊博的知识外,有四个重要的条件,其中两个都是指语言的修养和技巧。他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104〕《荀子·致士》)“诵说而不陵不犯”,是指教师的语言表达要准确,朗诵解说深入浅出,优美动听,学生喜欢接受并能获得美感,同时又符合道德礼仪。这一标准,是对语言至境形态的追求,是做一个好老师的必备条件。“知微而论”,这是语和文有机结合的至境形态。了解知识的精要义理,并能概括归纳,变成自己的话,透彻明白地予以讲解分析,这是老师思维与语言的高度一致,是讲解与思考的恰当结合。优秀的老师,就是人们学习仿效的榜样。“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104〕《荀子·儒效》)这里,教师不仅仅知识学问出众,人格也要极具魅力。第三,荀子充分地认识到教学媒体的作用,经过总结深化,从而提出假物为用的原则。“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非声加疾,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104〕《劝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命题。人之所以具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本质属性之一,就在于创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创造,创造符号并使用符号创新,应用工具和符号使人的“生命的生产”和谐有序,达到理想的目标。只有恰当地应用媒体和工具,才能在语文在内的所有教育教学中取得教学相长、师生共进的最佳效果。第四,关于语文教学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的审美价值。荀子认为,语文中的《诗经》《尚书》,如同音乐一样,都能起到愉悦人心的作用。“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秼。故声无小而不闻,形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104〕《劝学》)荀子不仅把语文在内的教育教学的审美愉悦比喻成草木、山崖中有珠玉一样使草木润泽、山崖生辉,而且指出通过语言而传达的知识,通过听觉而感知,直达心灵渗透于身体各部分,成为整个身心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一言一举,都是极为得体优雅的,这就是人的美的形态。“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足以美七尺之躯哉。”显然,他已经从语文教育教学的经验中,进一步把理性思考上升到各科教学是艺术的本质的高度上来认识。教与学,不仅是传授知识,增加学问,提高技能,更是美的享受,亦是“以美其身”,就是提高人的人文素养、使之成为美的个体。

荀子认为,学习语言、文学,通过践行,而使人趋于完善完美。《儒效》中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名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荀子所谓的圣人,就是言行一致、是非分明、有高尚人格的人。这些,不仅是教育教学中追求的人的美的培养,也是整个社会中对人的美的理想企盼。这就是《荀子·解蔽》所言:“身尽其故,则美。”这也正是《离骚》中所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4.《学记》的理性思考与经验总结

《学记》这篇专门研究教育教学理论的论文,成书在战国末期。它是中国最早,亦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教学专论之一。而由于汉魏之前中国的教育教学除了军事、医药、手工、工艺等技术性师传徒学的教育教学外,学校的教育教学则主要是文学、哲学、历史、礼仪、音乐等内容。而这些学科除音乐这一特殊的艺术外,其他均是由语言文字所构成的篇章文本。传习讲解这些篇章文本,均是使用语言这一媒体的。因此,理性总结的教育教学理论著述《学记》,也可以看成是语文教育教学的辉煌研究成果。这篇著述,涉及到了教育教学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也即是语文教育教学的许多方面的理论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认识了解《学记》对语文教育教学的理性认识和经验总结。

第一,提出“教学相长”的理论。这不仅是对教学艺术本质的理性认识,亦是对教学艺术过程的经验总结。教,不仅是对被教者传授、传递、传承文化知识,也是在教的过程中检查、检验教者所掌握的知识是否扎实丰富,教的方法恰当灵活与否,从中获得正确的了解,然后改进、充实、提高、完善。如荀子《大略》中讲的:“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而学,不仅是听老师讲授阐释疑难,传授传递知识,培育培植品德,而且是对自身知识、经验、品行的进一步对照检验,从而知道还缺什么,什么地方尚有破绽漏洞,进行补救、改正、补充、提高。这就是“教学相长”的内涵。“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也。”至今,这一精辟的见解对我们仍然有着启发与指导意义。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理论,《学记》进一步提出“长善救失”的看法。“长善救失”,是“教学相长”的补充和延续,深入和发挥。“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段精彩的阐述,初看,说的是教师的教所要注意的问题,所要追求的至境。细究,其实也讲到了学生的学应该注意的问题,所要追求的理想目标。意思是说,学生的学习有四种过失,教学的老师必须知道。学生的学习中,有的人学习贪多嚼不烂,没有领会所学知识的真谛要义,有的人学习满足一知半解,知识面狭窄眼界不开阔,有的人学习把知识看得过于容易,从而不深入钻研求其所以然,有的人学习浅尝辄止,满足现状不求上进。这四种人心理状态不同,教师都要一一知晓了解,这样才有针对性地帮助改失纠正其错误。我们所讲的教学艺术,就是助长、增强、提高学生的优长而匡救、改补、矫正学生的过失。有了“长善救失”对“教学相长”的补充完善和延伸,教学就会获得双赢共进。

第二,提出“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的教学原则。原文如下: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这段话论述的意思是,大学的教育教学,按照时序计划进行教学必须有正式的课程,假期或下课休息必须有课外阅读和巩固复习的作业。不学习音乐的基本常识和乐器的操理弹拨技能,就不能和谐优雅地唱歌弹琴;不学习基本的语法规则和比喻在内的修辞方法,就不能准确地理解《诗经》里的诗句从而获得美的享受;不学习掌握各种服饰的基本形制和用场,就不能穿戴打扮的得体礼仪应对;不从各种课程中获得艺术的真谛,就不能在学习知识中其乐融融地获得美的享受。所以,老师和学生对于教与学,要积累,储藏,要练习增长,要在假期和休息时体味升华,要在闲暇游玩时涵泳滋养。做到了这些,才能心定神静专心致志地学习,才能师生和睦相处,愉快地交友追求真理,所以即使是走出校门离开师长同学,也不会违反已经养成的行为规则和学到手的知识理论。《学记》中的这段论述,讲述的藏、修、息游教学原则已经涉及到了教学艺术的各科交互作用相辅相成的重要性,也阐述了师生互动互助使教学真正成为艺术而使师生获得美的享受的道理。藏是积累与获取,修则是练习和增长,而息则是滋养体味,游是愉悦涵泳。这样的语文在内的教育教学,不就是艺术的真谛吗?

第三,提出为人师表的标准条件。《学记》认为,当一个优秀的教师,为人师表,必须有综观全局的眼光,要有宏观的视界,能够准确地认识了解教育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要知道教育教学之所以兴旺发达的条件与衰败退缩的原因。“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学记》还准确地总结归纳出“教之所由兴”的四个条件,即“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这段论述的意思是,大学的教育教学方法是:在错误邪恶的念头未发生前,就通过疏导教育予以禁止消弭,叫做预防;当学生身心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及时予以训练教导培育,叫做时宜;不超过学生的学习阶段与接受的范围给予传授讲解,叫做循序;组织学生互相观摩指导、讨论争辩,叫做观摩。这四个方面,就是促进教育教学兴盛发展的原因与条件。此外,《学记》还归纳总结出“教之所由废”的六个原因,即“发然后禁,则捍格而不胜;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群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这段论述的意思是,过错已经发生,然后加以禁止,教育就格格不入,不能改错换新;恰当的学习时期已过,然后才去学习,就会相当劳苦而难有成就;不按计划与规律乱讲施教,就破坏了知识的系统性而使教与学没有效果;独自闷头阅读习练而不与师长学友一起切磋交流、讨论论辩,那必然是孤陋寡闻思想视界不开阔;结交品质不良的朋友,会忘了师长的教诲;染上不良的习气和癖好,会荒废自己的学业。这六项,是致使教育教学失败无成效的原因。教师知晓了解了这些成败得失的原因与条件,从而采取良策善方予以应对解决,这才能当个好老师。

第四,教学中的语言功力与丰富的修辞表达技巧。《学记》提出的这一看法,不仅是经验的总结,而且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它认为一个教师的语言功力与修辞表达技巧,就相当于一个歌唱家的优美声音与演唱技巧。“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臂而喻,可谓继其志矣。”这段精彩的论述,说的是善于唱歌的人,能使听者乐于仿效接继他的歌声;善于教学的老师,能使学生乐于修习继承其志向;教师的语言,简约而通达,精微而优美,比喻的话虽少而意思明了。这样,学生才能乐于接受教诲并继承他的志向了。《学记》特别强调教师的讲授阐释论证中语言的“善喻”。这一“善”字,是技艺与机智的体现,是优雅与深邃的结合。这样的比喻,没有语言的深厚功力与修辞的技巧是无法把深奥的学识与复杂事理讲解透彻且让听的人有美的享受。因此,它告诉我们:“故君子之教喻也,导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喻矣。”意思是说,所以君子(善教者)的教学是一种像诗歌的起兴比喻一样晓谕别人的艺术,开启引导而不牵强,激发勉励而不压抑,开导诱发而不把话说得太直和绝对,引导而不牵强,就会使师生亲切融洽,激励而不压抑,就会使教与学变得愉快容易,启发诱导而不把话说尽,自然能引起深入的思考开发人的思维,这就是教学如同诗歌起兴比喻一样的艺术。教学中的这种语言艺术,不仅教师要掌握应用,学生通过学习磨炼也能受益。《学记》用比喻的方法,进一步阐述教学中的问与答的语言思维技巧:“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善于提问的人,如同砍伐坚硬的大树,先砍易断的小枝和木质平直的地方,最后砍伐疙里疙瘩纹理不顺的地方,时间久了功夫到家,根干便自然断裂分解;不善于提问的人,做法恰恰相反。善于答问的人,如同撞钟一样,用小力敲击,音响就微小,用重力击打,音响就响亮,轻敲重击从容不迫,钟所具有的音响就达到它应有的韵味了。不善于答问的人,其做法与此相反。这种艺术与技巧,是增进学问增长才干提高素养的方法。《学记》这篇教育教学论文,所论及的问题,对我们今天的各科教学,都有着导引与启发作用。

春秋战国这一时期,不仅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历史文艺成就显著,而且教育教学的理性思考与经验总结(包括语文教育教学)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这里仅仅阐述了其中一部分,窥一斑而见全豹,基本上使我们了解了春秋战国这一辉煌时代的整个语文在内的教育教学理性思考与经验总结的全貌。不能不使我们由衷地敬佩前贤先哲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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