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语文教育形态

官学语文教育形态

第一节　官学语文教育形态

一、官学语文教育状态

学校语和文联姻一体的语文教育由粗糙简单到完备严整，是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

从考古不断发掘的资料看，中国五帝时代，即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学校的萌芽。学校是伴随着文字而产生的事物。经夏、商至周，学校语和文联姻一体的语文教育逐渐完备严整。我们从如下五个方面来看其轨迹形态和特征。

1.从萌芽到定型

学校从萌芽到成熟，它不仅有具体的名称，而且有了“国学”“乡学”的不同类型，且各自有一些级别的划分。《礼记·王制》讲：“夏曰庠，殷曰学。”这是有根据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校”“序”“庠”“瞽宗”，便是正式的学校名称。《礼记·明堂位》载：“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代之序也；瞽宗，殷学也；頖（音判）宫，周学也。”（〔19〕上444）意思是说，米廪是本自虞代的学校，序是源于夏代的学校，瞽（音鼓）宗是沿用殷代的学校，頖宫是承袭周朝的学校。《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设立庠序学校用来教育人民。庠的意思是颐养；校的意思是教育；序的意思是习射练武。夏代叫做校，殷代叫做序，周代叫做庠；学这个称呼是三代都使用的，都是用来向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所谓国学，是指夏、商，特别是周代，王城及诸侯国都所设的学校，分大学和小学两种。大学设德、行、艺、仪4门课程。小学只设德、行、艺3门课程，尤其偏重于艺。乡学则是指地方行政设在辖区内的学校。按课程设置德、行、艺3门来看，乡学属于小学一级的学校。“古二十五家为闾，聚居一巷，巷门有塾，民朝夕出入时，在塾受教。五百家为党，党有庠，以教闾塾所升者。万二千五百家为遂（术）。遂有序，以教党庠所升者。”（〔1〕16）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从殷到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国都东迁即春秋时代开始的这段长达1200多年的漫长时间内，学校从萌芽状态完成了它的基本成型。其成型的标志是从低到高有不同级别和不同类型的学校，而且教学的内容比较丰富。同时，各级各类型的学校里教学内容各有侧重。学生是按照学业的程度逐级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的。

2.各级各类学校有比较正式的语和文联姻一体的教材

这些教材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是以识字为主的，这其中有天气物候四时变化年序更迭的既识字又学常识的范本。这就是在出土的甲骨片中发现的多片甲子表。专家们研究辨识，此片从甲子排起直到壬戌，有顺序，有规律。另外，从秦代李斯编写，汉代闾里书师改编的《仓颉篇》识字课本（古代称之为字书），开篇称道：“仓颉作书，以教后嗣。”这里的书，便是指字或字体。仓颉其人，是黄帝时代一位有学识、整理归纳文字的杰出智者。中国史志记载最早的一部小学识字课本是《史籀篇》。《汉书·艺文志》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籀文，是古代一种字体，即大篆。周宣王时代（前827年～前782年）《史籀篇》是太史教授儿童识字的课本，编者太史籀，书中字体是大篆。另一部分是以典册为教材。据《书·五子之歌》：“有典有则，贻（遗）厥（其）子孙。”《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以典册作教材，这一史实已被人们认可。章培恒先生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概说》中就讲：“作为中国最早书面记载的甲骨文辞，亦可视为中国散文的雏形。《尚书》中殷商时期的《盘庚》篇，西周初的《牧誓》《大诰》《无逸》等篇，虽是统治者言论的记录，但并不是完全的直录口语，而是经过史官的文字处理，可以看做最早的‘文章’。从口语到长篇的书面记载，必然促进了文字的表达能力。”（见该书上册77页）当然，这些最早的文章，尽管可以看做为中国散文的雏形，但主要是应用文。其中册命、封宗邑和任免牒书、诉讼案件的判决记录，免税、虎符等凭据，祭祀敬天祈祷的咒语等，是主要的内容。这样，学校语文中的写作这类应用文的教学，就占较大的分量。从格式、结构组织，到遣词造句行文谋篇，无不一一训练掌握。这是现代语文形成的早期模式雏形。

3.国学、乡学等各式学校中有着正式的兼职和专职的教师

《卜辞》的记载中，有教、学、师等汉字。加上连贯的卜辞，可以看到学校的语和文联姻一体的语文教育，是有正规的教师，这些教师还身兼政府的其他职务，以及学校里的其他管理事务。《周礼·地官·师氏》：“师氏掌以（同美）王诏，以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这是师氏所授课程的内容。三德与三行，基本包括了思想品质的范围。《周礼·地宫·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子以道，乃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以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这是保氏所授课程的内容。六艺与六仪，基本包括了语言文字、数算、骑射等各种基本能力。而六书，则完全是文字的知识。师氏和保氏都是设在王都国学中的老师。而乡学中，则另有乡师、乡老等地方官员兼职进行讲授教育活动。《周礼·地官·乡大夫》：“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所治，以考其德行、道艺。”乡学中所教的德行与国学中一致，所教的道艺即是国学中的六艺。国学与乡学中教学科目与内容一致，不同处在于程度的高低有差别。这在《荀子·王制》中也有记载：“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闲树艺，劝教化，趋考第，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和顺乡里，制定各店铺和民居区域的规约，使百姓饲养六畜学习种植，劝导教育民众，促进孝悌，按时整治，使百姓安居乡里，这是乡师的职责。乡师，是身兼教育和行政管理的基层官员。在荀子的这篇文章中，称掌管山泽的官员为虞师。显然，夏、商、周三代，教师都是由官员或退休官员兼任。

4.教学活动过程的基本形态已经具备

学校里的语和文联姻一体的教学活动，是学校里的学生在教师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教学活动，是有预先安排筹谋的计划和目标以及有切实可行的教学内容，而这些内容是由教材课本规范的，同时也有严密的管理与考核。这些都是安排在学校内进行的。学校就是从事学校语文教学的场所。言与文联姻一体的语文教育是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的，在学校这一环境里单独进行的活动。这一活动不再像原始社会里的言语教育，是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广泛的教育习练活动。学校里的这种语和文联姻一体的语文教育活动，所受教育者，是奴隶主贵族子弟，而奴隶是被剥夺了各种权利的活着的生产工具，其子弟无享受教育的权利。学校里语和文联姻一体的教学活动，在夏、商时还显得粗放，到了周代时，便比较严整有秩序了。比如《学记》就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音碎，通遂），国有学。比年入学，三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学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力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古时候的教学场所，家族中有塾，五百家为一党，党中有庠，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遂，遂中有序，国都中有学。每年都有学生入学，隔一年就进行一次考核评估。第一年考核评估学生点读经文的能力，辨别学生的志向；第三年考核评估学生是否重视学业，热爱集体；第五年考核评估学生是否学习广博，亲近老师；第七年考核评估学生讨论学术的水准高低，选取学友的良莠。达到目标了，叫做小成。第九年做到学识明达，触类旁通，坚持自立而不违反师教，叫做大成。教育教学成效如此，才能化育人民，移风易俗，附近的人民都心悦诚服，远方的人民都德怀向往，这就是大学教育教学的途径、步骤。《学记》这里详细叙述的“古之教者”，指的是夏商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的井然有序的活动状况，当然也是语和文联姻一体的语文教育教学状况。

5.国学、乡学中的语文教育

语文没有单独分科设教，而是融会渗透于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各科教育教学中。讲授传递学习任何一科内容都要教师运用口头语言的讲说解答，加之恰当适宜的体态语言，使学生听得准确无误、明白晓畅，从而有效地接受学习训练教师所教内容。而各科选择文字记录的典册作教材的教与学，就必须有老师的诵读正音，讲述释义，书写探究，才能较深刻地领会理解内容。这就是书面语言的应用。凡此，都是建立在语言和文字的熟练准确地运用的基础之上，而要达到这种程度必然是由语言和文字的教育教学活动来完成其任务的。反过来，不论是国学中的小学所讲授学习的六艺、六仪、三德、三行等学科，还是大学之中负责组织各种乐舞歌诗之表演以配合国家的各种宗教祭礼和礼贺迎宾的喜庆活动，都是对语和文联姻一体的语文教育的促进和渗透。这正是该时代语文教育教学与其他教育教学相辅相成互促共进的显著特征。但是，无论国学、乡学等各种学校的教育教学，都只是贵族子弟的教育教学，平民百姓以及奴隶们，只有参加生产劳动给奴隶主们创造物质财富的“义务”，而无进学校读书学习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的权利。

二、言语的特殊教育趋于规范与自觉

除了学校的正规化语和文联姻一体的语文教育外，社会里民众中的言语教育比起原始社会来也有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形成了它与原始社会言语特殊教育不同的特征。由疏放不自觉的各氏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各行其事的言语教育发展为国家统一、政令一致较为精细统一自觉的言语教育。这一言语教育与学校的语与文联姻一体的语文教育，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促共进的状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梳理概括其轨迹形态和特征。

1.言语教育是国家行政统一组织安排的社会文化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按照《周礼》的记载，地官所属有两类从事教育教学的官师一体的人：一类是大小司徒以下的六乡职官，如乡师、乡老、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等。他们负责本辖区内的礼乐教化事务，教育教学的场所是乡学。一类是师氏、保氏这些专门的官教一体的教职人员。他们负责国学中小学的礼乐教化事务。师氏、保氏所教授的科目和所承担的教化工作各有侧重。清代学者孙怡让《周礼正义》：“师氏教以德行，保氏教以道艺，学小成而后升于大学，大司乐教之。”大司乐是掌管国学中的大学即“成均”的礼乐教化。这两种礼乐教化的系统以及所进行的礼乐教化事务，都有着政府统一规定的言语教育内容。《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20〕55）这里的“以乐语教国子”，是与“以乐德教国子”，“以乐舞教国子”并举的。教育贵族子弟，使他们能够比兴导疏，比喻诵读，能说出优雅动听的话。周代把诗归之于乐，所谓“乐德”“乐语”“乐舞”，即是《汉书·乐志》所说的“乐以治内而为同，……同则和亲。和亲之悦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管弦。”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司乐管理的国学中大学、小学的学习，其中一项就是口头语言的优美与诗歌讽诵，这是学校中学生必须努力学习的课目，因此选派优秀的教师予以教授训练。因此说，礼乐教化是他们的行政事务之内的主要管理事项。《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同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20〕52）这里所讲的六艺中的书，是字书，是学习文字的结构形态与意义内涵的科目。郑玄注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指事）、假借、谐声（形声）”的六书，是启蒙的识字辨字的内容。而这种通过精心编制简明易懂的“书”，不仅国学中的大学、小学的学生作为六艺的课目必须学习。乡学中的学生，也是把六艺作为必修科目。这样的严整有序的六艺学习，不仅文字要读懂能写会用，而且在六艺的礼、乐、射、御、数中也有着语言的学习与应用。从国家最高统治者直属管理的国学及其礼乐教化的官员与地方行政管理的乡学及其礼乐教化的六乡职官，可谓机构全面、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政令统一、各司其职，从而进行礼乐教化与其他政务等相结合的语和文联姻一体的教育。这样，使全国的语言基本统一（当然，方言仍然存在），达到规范一致的标准。使全国的宗教、祭祀、军政、外交、商务、农牧、渔猎、手工等诸项活动中的技艺传授、劳作帮带的效率高、效果好，同时便于礼仪道德、风俗人情等诸多精神文明建设水准提升。至于国学、乡学中的诸多科目的教育教学，自然也起到社会民众言语水准提高所给予的反作用，从而使其在这种反作用氛围环境的影响、渗透、促进下，效果更好，效率更高。

2.言语教育是在社会民众比较自觉的口头文学创作中予以实现的

和原始社会相比，奴隶制社会生产力有较大的提高，生活水平相对要高许多。但是，阶级的产生和国家机器的建立，相应给奴隶和普通民众带来了压抑和痛苦。他们的思想情感，就要借助语言这种媒体，予以抒发，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云义环深。”这段话的意思是，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是很久以来就有的做法了。从商朝到周朝，风、雅、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诗经》的“四始”既光辉灿烂，而“六义”也周密精深。刘勰这段话，不仅讲了诗歌由情感而发的缘由，而且还归纳总结了早期社会中诗歌创作概况。这些诗歌，基本上是口头创作形态，代代相传，至春秋中后期，才总结编纂出《诗经》来。尽管许多来自民间的口头诗歌在编纂时不免有加工润色的可能，但民间口头创作原貌的大部分仍然保留着。除了诗歌的口头创作外，还有谚语、笑话、故事、传说等文学创作。章培恒《中国文学史·先秦文学·概说》：“《易经》中也保留了若干简朴的类似歌谣的作品，有些学者认为它们产生于《诗经》以前。”另外，原始社会中产生的神话形式，到了奴隶制社会仍然在使用，劳苦民众在继承、借鉴原有神话的基础上也会创作一些新的神话。这些新的神话与原有的神话，相糅互渗，经过代代口耳相传，最终在文字发达的春秋战国和汉代，有文人加工吸纳或写进自己的文章中，如庄子的《庄子》、屈原的《九歌》、汉代应邵的《风俗通》、刘安的《淮南子》等；社会民众中这些大量的口头文学创作活动，既是对语言的应用，也是语言的教育。故事能手、诗歌俊杰，对他人进行讲说、诵读中，就是较优美的文学口头语言的教育普及。父母对孩子的儿歌哼唱与诵念，就是对儿童的言语教育。而这些言语活动，和原始社会那种与生产劳动一体化并是其有机组成部分相比，此时的言语教育已经具有独立的形态与自觉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