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语文教育家对语文教育的综述

当时，活跃在语文教学界的，还有黎锦熙、恽代英、鲁迅、阮真等人。

一、黎锦熙（1890—1978）男，字邵西，湖南省湘潭县人。我国第一代研究现代汉语的语言学家，著名的语文教育家，语文教学法的奠基人之一，一生致力于语文教育教学工作。1907年，考入北京铁路专修科，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优师附小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兼任湖南省编译局编辑，负责编写小学教科书。他把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选入课文，引起教育界某些保守人士的惊骇，其实这正是他改革教育的第一个表现。1915年，到北京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1916年，参加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倡导将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建议用拉丁化拼音字母最终取代方块汉字。1924年，出版了《新著国语教学法》，这是我国第一部语文教学法专著，系统提出改革国语教学的理论主张及操作程序。他因此而成为我国现代语文教学法奠基人之一。同年又出版《新著国语文法》，又是一部我国最早、最系统研究白话文法的专门著作。1930年后，配合民众教育运动，倡行“大众语文”，并编写民众教育读物。

黎锦熙一生主要参与的语文教育运动涉及国语运动、汉字改革运动、汉语语法研究活动、语文教材及教法改革活动。黎锦熙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语文教育教学活动近70年，对语法学、修辞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辞书法、教育学、文学、史学、哲学、文字改革及少数民族语文的研究，既博且深，论著700余种。

黎锦熙的语文课程性质观是，以工具性为主，兼有人文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认为语文学科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结合，但是，他的观点还是以“工具论”为主。认为语文是一种工具，让学生能听说读写，使学生具备更高的语言的能力。同时，语文学科也要注重思想艺术上的培养，人格精神上的提高，个性趣味的养成，不偏废语文学科的人文性。

黎锦熙的语文教材观，从学段上来看，分中小学语文教材和高等院校语文教材；从教材内容上看，分文言文和白话文；从时间上看，分“五四”前后和建国后。史晖在《黎锦熙语文教材观论析》这篇文章中对于黎锦熙先生的语文教材观概括归纳如下：首先，教材编选以人为本，适应儿童身心特点，注重教育性和层次性；其次，教材内容丰富多彩，强调知识渗透融合，突出文学性和实用性；最后，教材编排不拘一格，遵从学生学习需求，体现灵活性和多样性［24］。可见黎锦熙对语文教材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照顾到了时代需求——需要采用白话文，文白兼顾；考虑到了国情——以国语为载体，推广国语运动；考虑到了教材本身——应该实用，符合儿童身心发展。

黎锦熙结合本国的教育实际，提出了自己的语文教学四法：读法教学、话法教学、听法教学和缀法教学。

二、恽代英（1895—1931），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一位革命教育家。“五四”运动时，他在中华大学附中任教导主任，后又在安徽、四川等地，边从事教育工作，边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青年运动。1922年，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1926年，党派他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他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1928年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31年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杀害。在20世纪20年代，恽代英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如教会学校），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他反对压制个性的教学和教学方法。他对当时学校盛行的注入式教学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条件》一文中指出，旧的教学方法存在八大弊病，其中最大的弊病是只有老师活动，没有学生的活动，“教师太劳，学生太逸”，结果，“学生成了一个无意识的承受知识的器皿，脑筋中不能有一点创造力”。教师讲得有味时，学生只把它当笑话听，而不能引起学生的思考。讲得寡味时，学生昏沉沉地要瞌睡。因而，这种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实际上是“注则有之，入则未必”。他反对“伤身体、伤脑筋，而且要牺牲人格和面子”的不合理的考试制度，反对要学生死记硬背的考试方法。他提出正确的考试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它来检查教师的教法，以便改进教学方法；二是要通过考试帮助学生进行复习，帮助他们用学过的材料，作出一种新的论断。所以，考试时应当使学生有翻阅书本、搜集材料的自由，而不应强迫他们“关起书本来，默记书中的词句”。恽代英的这些教育论说，无疑是正确的，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

三、鲁迅（1881—1936）先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09年从日本回国后，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绍兴中学堂教员。1912年，去南京教育部任职，1920年，在北大、北师大等校国文系任教。1918年起，他在杂志上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短篇小说，以及许多向封建社会和旧思想作斗争的杂文。“五四”前后，鲁迅站在反帝反封建新文化运动的前列，同李大钊一起，提倡“科学”和“民主”，在教育上反对封建道德对儿童的毒害，提倡用新道德教育儿童；反对用旧文化禁锢人的头脑，提倡用科学的新文化启发人的思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卖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提倡学生的自主运动。他的许多白话文著作被选入当时的中学语文教材。在中学生的读书问题上，鲁迅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他主张“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的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鲁迅谆谆告诫青年学生，看书应当独立思考，要“自己观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倘只看书，便要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已经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他竭力反对死读书，认为读书“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过来。”（《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先生的这些论述，对语文教学是极为有益的启示。

四、阮真（1896—1972），又名阮乐真，浙江绍兴人，著名的语文教育家。早年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文科，受的是两级师范的文科教育，有相当坚实的中国语言文学基础，除研究中国文学外，颇注意选习英文及教育学；在文科毕业以后又专门研习教育科一年，所以对教育科学也有足够的造诣。他这样评价自己：“真虽为专习文科之人，而幼受两重师范教育，复专习教育科一年。故以言头脑，则半文学半科学也。而教学十六年中，自小学起，经初高中师范国专大学各级程度。故以经历言，则如百战老卒，行伍出身也。”［25］

他曾经在厦门集美学校高等师范文科和国学专修班担任国文教员，积累了丰富的国文教学经验。1928年，应广西教育厅之邀，去该厅编译处担任《教育丛刊》编辑，开始研究中学语文教学。1929年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在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潜心研究中学国文教学，在这一年，中学语文教材教法作为高等学校师范科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开始有了自己的高级专门研究人员——研究生，而阮真先生正是第一批语文教材教法研究生的导师。离开广州以后，曾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无锡国专、无锡师范等校教国文和国文教学法课程。

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使他在中学语文教学这个领域里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前人所未有的丰硕成果。阮真一生所发表的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专论相当多。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曾对中学国文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正如先生所作的《中学读文教学研究》一书的《自序》所载：“自民国十八年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得研究所主任庄泽宣先生之指导，即为国文教学问题之专门研究，发表专著四种，八年来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近三十万言。”［26］

阮真还先后出版了《中学作文教学研究》《中学国文校外阅读研究》《中学国文各学程教学研究》《中学作文题目研究》《中学读文教学研究》等著作。此外，他还就作文教材的分析、作文程度的批判统计、作文题目的鉴别、国文教学目的的分析统计研究、国文教学基本问题研究的提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中华教育界》《教育研究》《岭南学报》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1936年为适应师范国文教学法课程的需要，提纲挈领，精心结撰成《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这是阮真集所有研究成果之大成，最能代表阮真语文教学思想之著作。阮氏在《中学国文教学法》的《自序》中颇为自信地说，关于中学国文教学问题，“民八以后，论者辈起。其散见于报志及为专书者，据作者所见，不下百篇，论者六十余人。各人所论，……作者笔录提要，已盈16万言。然大都各述经验，各抒所见，无为系统的研究与论述者。其为全部研究之企图者，惟王森然氏与作者二人而已”。认为自“五四”以来全方位地研究中学国文教学问题的，十余年间仅王森然和作者两人而已。而且，阮氏还认为王森然的《概要》虽有“兼收并蓄，搜集宏富”之长，却又短在“不为逻辑之分类与问题之剖析”，缺乏科学的系统。上述语文教学专著和专论，是阮真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几部专著，记录了阮真的亲身经验和调查所得的原始材料，以及研究分析的立论主张。同时，他在研究中，从来不因袭，不盲从，对于无论哪个学者名人的话，都取研究与实验的态度。他的研究，深入到中学语文教学法学科的许多领域，有其独到见解［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