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语文教育思想的宗旨及语文教育教材观

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可说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杰出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维新时期，梁启超主张废科举，兴学校，“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科举为第一义”［1］。

他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抨击封建教育，指斥科举考试制度，特别强调国民义务教育的意义。语文教育只是梁启超浩瀚的学术研究中的一朵浪花。他既有一定的语文教学实践经验，又有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探讨。梁启超堪称为我国语文教学法这门科学的开创者，奠基者。他的语文教育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继承了儒家修身型的语文教育观念，又有所发展。由人才教育而新民教育而人格主义教育，梁启超的语文教育思想呈现出一条线形变化的历程。他的自成体系的语文教育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人格主义的教育哲学思想。梁启超认为，语文教育的目的在发展个性。只有个性发展了，人人各有所长，自动地创造进化，才能结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进步的社会。无论是教育宗旨、教材选择、教学方法，一切教育手段都应该围绕着人的塑造而设计。人格主义教育观是梁启超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二是在教学原则方面，梁启超汲取了传统教育的珍宝，又吸收了西方教育讲求实效、倡导自由、注重科学的精神，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主要是启发性原则、循序渐进原则、科学性原则、教书育人原则等。三是具体操作层面。梁启超对语文教学的许多方面，都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设想。如教材要注意典范性，讲授用讨论式方法，“以人格养成人格”等。特别是建议阅读和写作训练要序列化，阅读须与写作相结合，都是发前人之未发，影响深远。

一、梁启超语文教育思想的宗旨

（一）以育人为核心

作为晚清变法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梁启超在青年时代就明白人才的重要性，并把培育人才看作是国家民族自强自立的关键性问题。他明确地认识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他写道：“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2］。

他还特别重视教育的宗旨，认为国家施行国民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成为团体，以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地也”。这种育人的宗旨也体现在梁启超的语文实践中，并一直贯穿于他的整个语文教育理论体系。

在语文教育领域里，梁启超强烈的培育人才的意识突出表现在他十分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独立思考、善于学习、不断探求新知的能力。他十分反对封建社会大背景下所孕育出的陈旧落后的教育思想，十分尖锐地抨击数千年封建教育体制下培养的学子“如盆鱼，如鹦鹉，如水母（引者按：水母属腔肠动物，旧说水母无眼，要靠虾眼才能行动），如畜犬”［3］。

这种所谓的人才是绝对不能用的，对国家的发展也是毫无帮助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人，而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这正是梁启超一直倡导的教育的宗旨，是有价值的教育思想。

（二）教人以研究的方法

“教人以研究的方法”，是梁启超语文教学思想的核心。他对于语文教学范围内的诸如读书法、作文法、治学法以及教学法等等的论述，都渗透着这个基本观点。他主张，教学生读书，要紧的是使学生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练出善读书的脑力。教学生作文，是要学生懂得作文的“规矩”。教学生做学问，是要学生找着方法去自求，无论是读文教学还是作文教学，都要教学生以理法，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同时，梁启超认为，语文教育的目的在发展个性，“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只有个性发展了，人人各有所长，自动地创造进化，这样才能结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进步的社会。充分地解放个性，发展个性，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目的。

二、梁启超的语文教育教材观

梁启超很重视语文教材的编选问题。早在1903年，他游历美洲回到日本之后，深感当时国内中小学所用的国文教材毛病甚多，就着手编写了一本适宜高等小学和中学用的教材，名为《中国之武士道》。《中国之武士道》共编进课文43课，包括76个人物的故事。有的是一个人一课，如孔子、曹沫（即曹岁）、晏婴、蔺相如等。有的是两三个人为一课，如聂政、聂荣为一课，伍子胥、江上渔父、漂阳女子为一课。每一课都是先叙人物故事，后加评语。像《中国之武士道》这样一部在课文之外附有注释、评语提示、教学使用意见及参考资料的语文教材，在中国语文教学史上还没有先例。而这种编写体例、一直影响到今天。

关于语文教材选择，梁启超主要是从内容出发，不拘于文言还是白话。他认为文言文己有两千年的历史，容易选出精华来做教材，故中学无专讲语体文的必要，作文则文白均可。对于胡适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梁启超则明确地表示：“吾以为苟非欲做文学专家，则无专读小说之必要。”“因为文学并不是政治的传声筒”，“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在这里，梁启超所关注的不是文言与白话，语言与文学，因为语文教育还有更为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人本身。

梁启超选中学教材的范围，几乎囊括了中国典籍中文化构成的方方面面，历代经、史、子、集、杂著中的各种记述、议论文字均在入选之列。这种广泛的选文方式与当时胡适侧重于文学的选教材方式大相径庭。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梁启超详细列出了教材选文的内容，详细阐释了哪些文章可选，哪些文章不可选。梁氏认为教材应当包含如下内容：①记述文，以《左传》《通鉴》四史传志为主，书序或者提要也要多选；②游记和杂记，近人记事文和札记皆可选；③论辩文教材则以周秦诸子为主，并且要选其比较易懂，并且合伦理学法的；④在论事之文方面，汉人奏议，汉人书札，魏晋间的论文都好。最后梁启超还强调，选文并不要依时代的次序，而要分组进行选。这一点与胡适按照时代的顺序进行教材选文的基本思路不同，胡适力图通过国文教材中的作品对文学有一个把握。与胡适选文以单一文学作品相比，梁启超广泛的选文视野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资源在培育中国人的精神方面的深刻认识，而且，梁启超“也不在文体的全面性上作文章。相比胡适选文学作品入教材注重采择各类不同的旧式文体，梁启超则完全着眼于文章的内容、结构和功能因素，把世间所有文字划分为情感之文、记载之文和论辩之文三大门类，反对让学生脱离内容胶着于文体”。而他试图通过古典的导读，将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民族国家的再造文明的自豪感使命感，深深植入青年一代心中，使其主体性坚实、饱满，从而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新民”以作用于社会。

三、梁启超的语文教育教法观

梁启超从青少年时期就学、办学开始，到晚年专门从事教学和著述，都时常注意语文教学方法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是“我国近代一个最早有系统地提出各科教材教法的教育家”，“他这样全面地、系统地阐述语文教学法理论，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第一个。梁启超堪称我国语文教学法这门科学的开创者、奠基者”。

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梁启超论述教学方法时，也认为语文教学的任务在于发展学生的思维，“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善于教人者是教人以研究的方法。”这一思想冲击了单纯传授知识的旧观念，要求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学习的规律，达到较高的发展阶段，具备创新能力。

对于语文教学的许多根本性问题，梁启超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如教材要注重典范性，讲授要用讨论式方法等。特别是建议阅读和写作训练要序列化，阅读须与写作相结合，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影响深远。其《作文教学法》与吴研因的《小学国语教学法》、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一起，筚路蓝缕，为创建语文教学法开创了新路。

梁启超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他说：“真正做学问，乃是找着方法去自求，不是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他总结了立志、善观、持敬、明义理、养成读书兴趣等学习方法。

四、梁启超语文教育思想的作文教学观

梁启超的作文教育思想是他语文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注意到，中学语文教育中梁启超对作文教学发言最多，最集中。梁启超的作文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演讲稿中。讲稿中根据不同文体，分类详细讲解了记叙文、论辩文两大类文体的作文，每一大类下又分讲若干小点，其讲解细致到位、言简意赅，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聚焦于梁启超关于作文教学的观点，对当今作文教学的改革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梁启超的写作教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人规矩，着眼谋篇的作文教学任务

（2）求真求达的作文教学精神

（3）读写结合的作文教学方式

（4）从范文分析中揭示出写法要点，使学生理解作文理法

（5）少做精练、训练有序的作文教学训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