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的语文教学思想及语文教学思想的教学实践

作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吕叔湘（1904—1998），也是20世纪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他与叶圣陶、张志公一起被尊称为语文教育界的“三老”，他在语文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对20世纪直至当前的语文教育实践都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作为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成就为语言学界所公认，他的研究涉及汉语语法、词汇研究、修辞学等方面。他的《中国文法要略》是20世纪中国汉语语法界的重要著作，不仅给汉语语法研究者以重大启发，而且也是中学语文教师的重要参考书，影响国内外，成就极高。

其次，作为语文教育家，他站在语言学的高度来审视当时的语文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论述。他在进行语言文字研究的同时也十分关心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他不仅有理论上的建树，而且在语文教育实践上也有自己的主张。

半个世纪以来，吕叔湘先生一直对中国语文教育事业保持着高度关注，吕叔湘基于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的双重身份，对于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不仅谙熟语言学的理论研究，而且高度关注祖国语言的使用情况，并对之有深刻认识，这是一代大师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然。

吕叔湘的语文教育思想涉及对语文教育改革的思考和对教改的尝试；涉及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和教学过程；涉及语文教学的具体实践、口语教学、语法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涉及如何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等问题。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给后人留下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巨大财富。他对语文教育思想的论述不仅对整个20世纪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当今的语文教育教学影响意义也十分深远。

一、吕叔湘语文教学思想

（一）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的语文技能

对于语文教学的状况，吕叔湘在《当前语文教学中的两个迫切问题》中说：“中小学语文课所有教学时间在各门课程中历来居首位。新近公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十年上课总时数是9　160课时，语文是2　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2　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语文是工具，语文水平低，影响别的学科的学习”［3］。语文教学可谓费时、费力，还没有显著的效果。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需求决定生产。这一在社会生产实践领域中的观点引用到语文教学中来就是：需求——学习。语文学习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一样，它的产生是与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相关的。换而言之，语文的学习有其自身的目的性。那么，语文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乎语文教学和学习的终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吕叔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学习语文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语文运用能力，学习一门语言，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正确地使用它，不仅是要简单地学会基本口语的应用和表达，还要培养语言应用的能力，提高口语表达和文章写作的水平，全面提高语文的听、说、读、写的能力。既然语文学习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提高学生的语文技能是语文教学的一大关键。关于如何提高语文技能，吕叔湘在《吕叔湘语文论集》中说：“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跟游泳、打乒乓球等等技能没有什么不同的性质，不过语文活动的生理机制比游泳、打乒乓球等活动更加复杂罢了。任何技能都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正确，二是熟练。”［4］在这样形象比喻的基础上，吕叔湘把语文学习技能同其他技能相提并论继而指出语文学习的方法为“正确模仿，反复实践”，他认为学习语文的过程就是模仿—变化—创造的过程。

这就是吕叔湘语文教育目的观的主要内容。吕叔湘的语文教学目的观涉及如何培养学生正确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涉及“教”与“学”关系的问题、涉及“讲”与“练”的问题，对当时及现在的语文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语言文字并举”——语文教学内容观

语文学科的性质及学习语文的目的决定了语文课教什么，在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中把语文学科的性质界定为“工具性”，而语文的教育目的为“培养学生使用语文的技能”。吕叔湘认为语文的内涵为语言和文字，即语文是由口语和书面语组成。吕叔湘基于他作为语言学家的独特思考和感悟，并且反思在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中口语教学的严重缺失问题，他提出了“语言和文字并举”的语文教学内容观。他指出：“文字起源于图画，图画必须跟语言挂上钩，让一个图形固定地联系着语言里的一个较小的有音有义的单位，一个词或者一个语素，这才可以叫做文字。”［5］

在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上，他认为语文教学的目的在于教会学生如何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吕叔湘对语文教学的研究总是能够在具体操作上给予理论指导，这取决于他熟练驾驭汉语和英语的高超水平，加上他对汉语语法等理论的精深研究，使他总是以开阔的视野来进行语文教学研究。

（三）教学生学——语文教学过程观

吕叔湘的语文教学过程观主要有“教学生学”“教会学生动脑筋”“关键在于一个活字”等内涵，他在阐述教与学的关系上认为，“教，是教师这一面；学，是学生这一面。在教课当中，教师要起主导作用，这个没有错；学生学习要有主动性”［6］。吕叔湘的语文教学过程观还体现为对叶圣陶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进一步理解和阐发，这是变语文学习被动为主动的教学理念，要把语文课堂还给学生。

二、吕叔湘语文教学思想的教学实践

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的教学实践主要体现在口语教学、语法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上。吕叔湘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对语文教学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这些论述都有很强的针对性。

（1）关于文言文的教学问题，吕叔湘先生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目的不明确”。“如果是为了了解现代文中的文言成分，没有必要读许多文章，只要调查统计一番，出些成语词典一类的书就可以。如果要培养阅读文言的能力，那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本的例言里说是‘阅读浅近文言’，‘浅近’二字很难说，古典作品除了书经、诗经、楚辞等特别难懂的而外，可以说都是一般文言，要在这里面分析浅近与高深是很困难的。在充分掌握了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学习文言，达到阅读一般文言的程度，我估计至少得学习五六百课时，差不多要占去高中阶段的全部语文课的教学时间，课外作业时间还不算。还要具有较好文言修养的教师和合适的教学方法”。“关于接受文学遗产，有全面接受和有选择地接受两种，要全面接受，则不但一般诗文，连诗经、楚辞也应该读，当然需要更多的时间。要是只选读一部分作品，读多少算多少，现在的办法还勉强可行。”

至于怎样进行文言文教学，他说：“如果要达到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书籍能力的目的，绝对不能光靠串讲，要严肃对待，要从根本做起。如有必要，还得在课程安排上采取一些措施，例如文言和白话不一定要同一个教师，甚至可以分作两门，各编课本。”

（2）重视培养良好的习惯。吕叔湘先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以及一切技能都是一种习惯。凡是习惯都是通过多次反复的实践养成的。儿童学说话从模仿开始，先是模仿得不很好——语音不很准，用字眼、造句子，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然而经过多次实践，语音越来越准，用字造句越来越有把握，最后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正因为语文的使用是一种习惯，所以一旦养成一种坏习惯，例如某一个字老写错，改起来也不容易，注意的时候就对，一不注意又错了。归结一句话，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因此必须正确处理讲练关系。”吕叔湘先生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讲得太少，而是讲得太多。讲为练服务，不能练为讲服务。”［7］现在语文课的练习有三个缺点：“一是少，二是偏，三是死。少是练习少，偏是偏重作文，忽略用词、造句的基本训练，忽略阅读的综合练习。”吕叔湘先生这些提法，对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尤其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具有深刻意义。

（3）必须重视和加强口语教学。认字这一关如果过得不好，读书、作文都有问题。所以说，语文教学应以文字为重点。如果把以文字为重点理解为只要有文字的教学，不必有语言的教学，那就大错特错了。学校语文教学由于重视书面语（这是应该的），几乎完全忽视口语的教学（这是不应该的）。有的学生只说几分钟话，就杂乱无章。因此语文课上可以用一部分时间练习说话，多做口头练习就很有好处。口头作文、口头评改，费时间少而收效广，不光是本人得益、全班都得益。撇开语言教文字，这是一种半身不遂的语文教学。

（4）吕叔湘先生对教师强调“言教不如身教”，这和叶圣陶指出“教师要增加本钱”“教师下水”的主张都是一致的。吕叔湘先生说，“一个人学习语文从模仿开始，而且一直在模仿，不仅模仿书上念的，也模仿四周一切说的和写的。教师是学生模仿的对象。如果教师说的话，写的文字跟他对学生讲的道理不尽相符，那么，学生会丢掉以前的道理而模仿当前的榜样，至少会感到无所适从。这就是古人说的言教不如身教。如果教师告诉学生应该说普通话，但是自己用方言讲课，学生就知道‘普通话’云云只是说说罢了。推而至于写字，用字眼、造句无不如此。吕叔湘先生还呼吁各科教师都来关心语文，不但各科教师，学校行政也应该关心学生的语文，对学生的语文负责，每出一个布告，每发一个通知，每作一个报告，都应该检查语文质量，包括错别字在内。总之，要在学校里树立起正确使用祖国文字的风气，学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正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学生不仅生活在学校里，也生活在社会里。整个社会对文字的使用是否严肃认真，对学生也有极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社会是学生广义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