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眼烟云中的“魔都”

葛　涛⁽¹⁾

［摘　要］近代上海与日本的关系极为密切。自20世纪20年代起，前往上海游历的普通日本人激增。这些游客的身份多种多样，大多在上海做短暂停留。他们对于上海的观察虽然并不深入，却鲜明、生动。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游记留下了独特视野中的上海城市形象，令后世回味无穷。

［关键词］游记；魔都；东洋大埠；支那

20世纪20年代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重要且敏感的时期。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已上升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在对华关系方面，则沿袭了自甲午战争以来的侵略态势，利用中国政治鼎革之际的混乱局面，不断扩大优势与权益。然而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声势高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国民党实行改组之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迎来了全新的局面。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尚未达到战争全面爆发的程度，却充满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都会，聚集了日本重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是日本人关注的重点地区。20年代前来上海旅行的不同背景的日本人，他们的兴趣点究竟何在？他们眼中、心目中的上海形象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对于研究近代上海城市史、近代中日关系史均有重大而独到的价值与意义。

对于20世纪20年代前来上海旅行的日本人及其所著游记的基本情况，必须有所把握。对此，本文以日本国立图书馆所藏20年代出版的上海游记关联图书为对象，予以整理、分析。

对日本国立图书馆近代数码图书馆（国立国会図書館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提供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可知该馆所藏20年代日本出版的上海游记关联图书共为45部。若按照出版时间划分，上述图书中有40部出版于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5部出版于昭和时期（1926～1989）。出版于昭和时期的5部分别为：《支那游记》［「支那遊記」，后藤朝太郎（後藤朝太郎）著，春阳堂（春陽堂），1927年（昭和2年），其中涉及上海的部分有“上海公园的绿荫”（上海公園の綠蔭）、“上海一日游的印象”（上海一日旅の印象）、“支那名流的避难所——天津、上海租界”（支那名流の避難所たるべき天津上海の租界）］、《欧美十八国之旅》［「十八ケ国欧米の旅」，庄野贞一（庄野貞一）著，高桥南益社（高橋南益社），1928年（昭和3年），涉及上海的部分为“上海”］、《欧洲巡游随行日记》［「欧洲御巡遊随行日記」，篠田治策著，大阪屋号书店（大阪屋号書店），1928年（昭和3年），涉及上海的部分为“从上海出发向新加坡”（上海より新嘉坡へ）］、《游南洋》［「南洋に遊びて」，迟冢丽水（遅塚麗水）著，大阪屋号书店（大阪屋号書店）1928年（昭和3年），涉及上海的部分为“从上海前往新加坡”（上海から新嘉坡へ）］、《新支那旅行记 附：孙文移灵典礼记》［「新支那旅行記：附·孫文移霊祭之記」，近藤达儿（近藤達児）著，柳沼泽介（柳沼沢介），1929年（昭和4年），涉及上海的部分为“上海、重游上海”（上海 上海再遊）］。

上述出版于昭和初年的游记在描述上海的风格以及侧重点方面，与大正时期出版的游记明显有所不同。与大正时期，尤其是初、中期出版的游记相比，着墨于“排日”“排外”之处大增，不少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中日关系走势、中国未来政局的揣测与忧虑。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2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及中日之间矛盾的加剧。

45部游记图书中，内容完全围绕上海，即纯粹的上海游记仅2部，分别为《上海印象记》（「上海印象記」）及《动乱之后的上海印象》（「上海に於ける動乱直後の印象」）。《上海印象记》，三宅孤轩（三宅孤軒）著，由料理新闻社（料理新聞社）于1923年出版。三宅孤轩生于1886年，卒于1951年，日本料理鉴赏、评论家，对于艺妓也颇有研究。三宅孤轩曾撰书数部，阐述此道，《上海印象记》即属其中之一。该书是一部论述“风花雪月”的作品，作者在书中对活跃于沪上的日本料理及艺妓的情况进行了生动的叙述，并将之与本地的厨艺、游狎状况做对比，令人感到趣味横生。例如，书中谈到当时上海的日本料理店共有24家，但因其中六三园与月之家花园两家属于分店，故总数也可算做22家。各家料理店都有来自日本的艺妓，即日本所称“内艺妓”；虽然租界当局规定饮食店不得出售酒类，但仍有日本料理店违规经营。三宅孤轩还将所谓“支那艺妓”与日本艺妓做了比较，指出与日本艺妓殷勤服侍客人饮酒相比，“支那艺妓”只是为客人拨弄琵琶弹唱一曲，且往往歌罢即走，不会长时间停留。《上海印象记》中还有对上海方言、交通工具、饮食习惯、跑马、赌博、妓女等的介绍，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对于“劣等支那人”的优越感。尽管作者的主观态度在书中表露得非常明显，但《上海印象记》仍是一部生动反映20年代上海日式餐饮、游狎，以及日本人眼中上海社会吃、喝、玩、乐状态的趣书⁽²⁾。《动乱之后的上海印象》，森盛一郎著，由东京商业会议所（東京商業会議所）于1925年（大正14年）出版。此书内容及作者情况在本文“三、‘亲日’或‘排日’？——游记中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分析。

除上述两部外，其余分别为环球游记、欧美游记、东北亚游记、南洋游记、印度游记、中国游记等，书中部分内容涉及上海。这些游记的作者在上海停留时间一般比较短暂，往往是在对城市进行走马观花的参观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上海印象，前述5部出版于昭和初年的游记均属于此类。他们诉诸笔端的上海印象，虽然有的可能流于表面化，有浮光掠影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记下的是这座国际大都会留在其心目中最为深刻的印象。此外，大多数游记作者并非走马观花之辈，而是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来到上海，试图在短暂的停留期间找到答案。

20年代在日本出版的上海游记关联图书，其水准、价值参差不齐，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描述虽然篇幅不长，但却基于作者的亲身感受，文笔生动，感情丰沛。例如后藤朝太郎在《支那游记》中关于“上海公园的绿荫”的描述，即以自己在上海游玩公园的经历为切入点，笔锋直指租界公园对华人入园的种种歧视性限制，对此进行了批判。后藤朝太郎生于1881年，卒于1945年，近代日本著名汉学家，生平著有关于中国的书籍百余种。有的虽然文采平平，却条理清晰，观点独到，《动乱之后的上海印象》即是其中之一。有的文笔简练，笔锋犀利，如《报社记者之旅》（「新聞記者の旅」）。作者冈岛松次郎（岡島松次郎），号“水巷亭主人”，时任《大阪朝报》（「大阪朝報」）记者，其描述风格干练、观点鲜明。就总体而言，45部游记中的绝大多数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可读性。

日本国立图书馆近代数码图书馆所收藏并予以数码化的45部游记，虽然难言囊括了所有20年代日本出版的与上海相关的游记，但确已将其中绝大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含在内。那么，由上述游记展现、构建的20年代上海城市形象究竟如何呢？

在20世纪20年代有机会到上海旅行并撰写游记的日本人，基本上于抵沪前即对这座城市久仰大名，心目中已有一个笼统但并未得到亲身验证的城市印象。待抵达上海，原有的上海印象与亲眼所见之上海发生剧烈碰撞，在此基础上形成心目中新的上海印象。

日本游客对上海的观感中，首先就是经济、商业的繁荣，以及城市的繁华，而且往往是在与日本进行对比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对于乘坐远洋轮船抵沪的游客而言，自进入上海港的那一刻起，这座城市的经济规模就已令人难忘。例如，松村松盛在《世界之旅》（「世界の旅」）中就描绘过如是一幕，摘译如下⁽³⁾：“……三月三日从门司（现为日本北九州市一个区，近代曾为日本第四贸易港口——译者注）扬帆的香取丸，渡过了惊涛骇浪的大海，五日便到了相邻的上海。混杂着浑浊的黄浦江水，热闹、繁华的港口光景展开于眼前。江面上汽船、小艇、帆船、驳船穿梭往来，东岸工厂地带冒出浓烟，江岸并列耸立着高楼大厦。”⁽⁴⁾这样的第一印象自然是深刻的，作者不禁感慨：“我对上海已有了估量。”⁽⁵⁾如果说松村松盛的描述只是一笔带过，那么服部源次郎在《一介商人的支那之旅》（「一商人の支那の旅」）中的笔触就比较详尽。例如，船经过吴淞，驶入黄浦江中时，“但见两岸的树、草发芽抽绿，菜花开放。江面宽阔，约为白河的五六倍。右岸上合兴纺织、电气会社、明华糖厂的厂址渐入眼帘”⁽⁶⁾，“左岸上，标准石油、亚细亚石油、怡和洋行的轮船公司隔着绿色的田野时隐时现”。“江面上，行驶着丹麦的汽船，法国及英国的轮船”，而“我国（指日本——译者注）的西京丸则停靠于满铁的栈桥”。服部源次郎与松村松盛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上海作为经济大都会的印象，由看到上海港的那一刻起，便逐步形成了。服部源次郎还将上海港与神户港，以及当时处于日本统治下的大连港进行了对比，得出如下结论：“以港湾而论，上海港两岸延伸8海里，左右16海里全为栈桥，实乃世界第一良港；而名扬日本的神户港，栈桥不足1海里，甚至连号称东洋第一的大连港，在上海港面前也⁽⁷⁾无地自容。”

作为在上海短期停留的日本旅行者，他们对于城市的印象主要源于直观。留驻在脑海里的往往是在匆忙参观、游览城市的过程中对视觉、心灵造成强烈震撼的景观、事物。对上海城市繁华景象的描述，几乎是20年代上海相关游记的共通之处。虽然描写手法、文采不尽相同，但内容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以参观市容为主轴，夹叙夹议。以迟冢丽水（遅塚麗水）的《新入蜀记》（「新入蜀記」）为例，他在“盛哉大上海”（盛哉大上海）一节中，对目力所及的上海盛景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对于东洋大商埠上海的热闹繁华，我作为一介日本文士只能表示惊叹。有礼貌地说，即使是大阪、神户、东京、横滨，也输给了上海好几个等级，我对此只得感到悲哀。以港口为首、上海市内商业区建筑物的雄伟壮丽，唯有将东京所有外观壮丽的建筑物，如三越、松屋、松坂屋、第一相互、丸大厦等集中于一处，方可与之相比。……对于已属世界列强的日本而言，这一点着实令人感到羞耻。”⁽⁸⁾迟冢丽水所描述的上海繁华，除了东亚任何一地无可匹敌的高楼大厦之外，还有他在大马路（即南京路）所体验的城市交通与商业设施：“大马路上除了有轨电车外，更行驶着无轨电车。路面即使再狭窄，只要全部用混凝土铺设，即可行驶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分为头等、普通车厢，绅士们乘坐头等车厢，一般民众则乘坐普通车厢。……车厢大而美观，我们东京的‘圆太郎’与之相比，实在可怜。人力车四处奔走，马车、汽车穿梭如流……大型百货公司有永安、先施、新新，以及其他一些。它们均位于城市中心区，楼高数层，隔着马路相峙。入夜时分，各色彩灯闪亮，一座不夜城展现在世人眼前。上海的繁华，即租界的繁华，支那全国的富人为了躲避兵荒马乱，携带财富与妻小，来到租界这一安全地带购置宅邸，以求得生命、财产的安稳。这一点亦令人感到可悲。”⁽⁹⁾

上述迟冢丽水的描述具有两个特征：其一，将上海与日本大都会的城市景观进行对比；其二，对上海城市的繁华印象主要源于对中心地带所进行的观览。这两个特征亦是20年代日本人所撰上海相关游记的共同特点。这除了因短期旅行者观察事物所受的局限外，还与那个历史时期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关。短期旅行者对城市的观察虽具有局限性，有流于表面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往往将印象最为深刻的事物诉诸笔端，且于叙述之际流露出真实、强烈的感情色彩。因此，他们描绘的城市印象可谓主题突出、色彩鲜明。

20年代的游记，自然会带有20年代的时代特征。以城市的繁华为例，对于永安、先施等百货公司的集中描述就是从20年代开始的。此外，位于虹口日侨聚居区内的“虹口市场”，当时已成为东亚规模第一的现代化菜场，但凡日人来沪，只要能挤出时间，均慕名前往参观，几乎所有游记中均有描述，赞叹不已。

伴随着近代上海繁华的另一面，是触目惊心的城市阴暗面。20年代的日本旅行者大都关注到了这一点，并在游记中进行了描述。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旅行者笔下令人不快的城市阴暗面多发生于华界。在20年代游记的作者中，田子静江是屈指可数的女性之一，也是6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为了爱子访问欧美》（「愛児のために欧米を訪ねて」）中专设一节“城内瞥见大量乞丐”（乞食の多い城内瞥見）来描述在上海老城厢游览时遇见的乞丐：“我想在城内看看，于是请朋友的丈夫陪同导游。所谓城内，即指只有支那人居住的区域。那里既无秩序，也无规则，商店乱糟糟地挤在一起，许多人拥挤着往前走。他们正在做什么？想要做什么？人们大都在吸烟、吃东西，店家吵吵嚷嚷地推销货物。乞丐数量多得惊人，拦住行人的去路要钱，我如同给神佛进香火钱那般，给了一个乞丐十个小钱，于是数十名乞丐一下围拢过来，我顿时四面受敌，连路都无法走。从前有名的池子，现在不过是一条混浊的水沟。水没有应有的颜色，只是泛着绿色，其中有被丢弃的食物残渣、果皮。有两位年龄十一二岁的少女，满头污泥、头发发红，面容消瘦、没有光泽、呈青绿色，挡在我们行进的前方，朝地上磕头讨钱。在我们一小时多的参观中，她们一分钟也未曾离开，脸上丝毫看不到少女的天真。即便行乞的对象是外国人，她们这样做也自认为理所当然，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羞耻二字。虽然觉得这些人可怜，但一想到先前所遭遇的围攻，便实在同情不起来。她们发出悲声，不知乞讨了多少次。本应是天真无邪的少女却以向他人乞讨作为唯一的工作，只要想起这些少女，我的心情就会变得黯淡。”⁽¹⁰⁾。

田子静江游览的“城内”“只有支那人居住的区域”，应该是老城厢一带。她对于乞丐的描写，虽然并不令人愉快，却也是正常的心态流露。与田子静江笔下混乱杂沓的老城厢、令人心情黯淡的少女乞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庄野贞一（庄野貞一）描述的租界公园的假日景象：“……前往杰斯菲尔德公园。英军搭了凉棚，正大张旗鼓地演奏乐曲，绿色的草坪上架设了机枪。今天是复活节假日，许多西洋人前来公园散步，美丽的鲜花也正在开放。碧蓝的天空中有一只风筝和飞机在飞翔，一派悠闲的春景，感觉不到战争气氛。法国公园内有许多儿童在游玩，他们的服装非常靓丽。”⁽¹¹⁾

即便是在租界内，有的日本旅行者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伴随着华丽外观的丑恶一面，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对华人采取的歧视性措施。例如，后藤朝太郎在《支那游记》“上海公园的绿荫”中对租界公园禁止华人入内的状况进行了描述：“……黄昏时分，于上海公共公园散步。坐落于外滩的这座公园毋庸在此多加赘述。该公园从外白渡桥尽头、沿黄浦江岸建造，为西洋式，禁止支那人入内，但据说最近发起了允许支那人入园的运动。与在沿苏州河的四川路一角所建造的支那人公园、半淞园等不同，此处不允许支那人踏入一步。我与结伴前往四川的高山孤竹父子及江越君从虹口归来时，进入了这座公共公园。已是六月下旬，我们想在此乘凉，在长椅的绿阴下体验上海的氛围与感觉。况且这天恰逢周一，时间到了每周例行音乐会开始的下午5时。在菩提树浓重的绿荫下，欣赏上海黄昏时分的音乐会，这种感觉可不坏。于是我们情不自禁地走进了这座公园。”⁽¹²⁾

初夏时分的公共公园，黄昏时分于绿树浓阴下举行的音乐会，这一切显得优雅而富有情调。但是这幅图景中，却没有这块土地主人的身影。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凌，由此可见一斑。后藤朝太郎对于公共公园禁止华人入内的做法感到反感，他认为应根据人的素质来决定是否可以入园。由于他游园时身着中式服装，引起了印度巡捕的警觉。后藤朝太郎原本期待借机挑起一场争吵，但终于未果。

20年代的上海既闪耀着远东第一国际都会的繁华，又处于帝国主义压制下，半殖民地的悲惨景象随处可见。这种对比鲜明、魔幻般的景象，短期停留于此的日本旅行者大都有所关注。以田子静江为例，她在游览完老城厢之后对华界人民的生存状态表示了同情：“虽拥有天赐的富饶、广阔的国土，却被别国人肆意侵犯，只得将这狭小的城内作为唯一的天国而加以满足。一想起这些国民在种族上与我们最为接近，不禁心情悲哀。”她在总结自己的上海印象时，写道：“上海的夜景分外美丽。这种美色，是东京的银座大街所不能相比的，不过总有一种魔窟的感觉。”⁽¹³⁾这确实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进程。日本作为在中国拥有侵略权益最多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自然深受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运动的影响。上海作为日本在华利益大量集中的城市，自然也成为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心。自20年代起，抵制日本政治、经济侵略的运动风起云涌，其中以五卅及北伐前后为高潮。这种情况为日本旅行者所关注，他们在游记中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进行了带有倾向性的评论。

例如，森盛一郎所著《动乱之后的上海印象》（「上海に於ける動乱直後の印象」）就详细描述了五卅运动结束后不久他因公前往上海时对上海的印象。森盛一郎是东京商业会议所的“常议员”，五卅运动的风暴稍息，他即作为东京商业会议所的代表前往上海，慰问事件中受损的日本商户，并进行实地调查。该书即为他归国后演讲的整理汇编。在序言中，他坦言自己将“在极短暂的上海访问期间匆忙形成的、凭直觉得出的印象，归国后亦未加以认真推敲，便直接发表了”⁽¹⁴⁾。与当时大多数人的见解迥异，五卅之际的上海给他留下的竟然是“亲日”的印象。

森盛一郎于1925年7月12日启程前往上海，临行前最为忧虑的是中国人对日本人憎恶的程度及范围。抵沪后，他通过与华界上层的各种活动，逐渐改变了原先持有的看法。例如，抵沪后他立即前往上海总商会进行礼节性拜访，会长虞洽卿、副会长方椒伯等以茶话会的形式予以接待，会谈时间长达一小时半，其间大谈所谓“中日亲善”。森盛一郎由此感到“出乎意料的愉悦”⁽¹⁵⁾。归国之际，虞洽卿又于私邸设宴送行，席间再三强调本次事件纯属经济领域内的劳资纠纷，并不涉及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情问题。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活动，森盛一郎得出了上海“亲日”的印象，并总结出了之所以形成“亲日倾向”的四项原因：日本侨民的“冷静隐忍”、日本当局处理事态的方针适当、中国有识之士的“自觉”、对于反英热潮的反动。描述排日、反日是同时代游记中涉及上海对日感情的基调，而《动乱之后的上海印象》却持基本相反的立场。虽属凤毛麟角，却极具参考价值。

绝大多数游记中的观点虽然承认五卅运动的直接起因是上海日资纺织厂内的劳资经济纠纷，但将20年代以来的所谓“赤化”“排日”风潮视为酿成这场运动的根本因素。例如，藤本实也（藤本実也）在其所著考察记《支那南部及台湾的产业》（「南支那及台湾の産業」）中用“上海事件及各地的暴动”（上海事件及各地の暴動）一节详细描述了五卅运动的起因、过程，以及在中国各地引发的连锁反应。作者将导致五卅运动爆发的根本性原因归纳为20年代以来中国兴起的“工运”“反基督教运动”“反帝国主义”“废弃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外法权”“赤化”“排日”等，尤以“赤化”“排日”为甚⁽¹⁶⁾。

2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错综复杂。在激烈的口号与表态下，有时是另一番情形。冈岛松次郎在《报社记者之旅》中的相关描述可作为参考。他于参观永安公司时赞叹永安公司的结构、规模令东京、大阪的三越百货无法与之相比，同时也指出：“公司销售的百货中，日本商品占了八成以上。因此排日骚动爆发时，有率先遭受攻击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公司经常向学生们捐赠钱款。”⁽¹⁷⁾永安、先施等大型百货公司大规模采购、销售日本商品，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几乎与反日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同步。这种情况说明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曲折与复杂性。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持上海“亲日”抑或“排日”观点者，大多对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正当性缺乏认同，因而绝少同情。他们一面将近代中国落后于列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国民性”所致，一面却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出发、赋予日本及其他列强的侵略行径以合理性。虽然几乎所有的游记作者均主张“中日亲善”，但同时又力主维持两国之间既存的关系格局，甚至鼓吹进一步扩大日本在华、在沪的利权。因此，游记作者关于上海“亲日”“排日”的分歧，徒具表面差异，并无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20年代日本人游记所勾勒的上海印象既具有近代上海的共性，也包含了20年代独有的景象。作为短期旅行者，游记作者的城市印象大都由对上海的“一瞥”“一览”或“杂观”而来。映入眼帘的无论是令人惊羡的繁华，还是触目惊心的阴暗，都令人难忘。虽然部分描述有表面化之嫌，但却是作者在“过眼烟云”般短暂的停留期间内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城市记忆。而且，这些记忆往往伴随着作者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色彩。在游记作者的心目中，上海既具有超越日本的西洋化城市景观，堪称东洋首屈一指的大埠，但也存在着典型的中国式景象。此外，上海的日本人聚居区也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上海，他们找到了西洋、东洋，还有中国。20年代的中国、上海在时代潮流引导下，政治色彩日益浓厚。在反帝爱国运动中，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主要的打击目标，这又引发了游记作者关于“亲日”或“排日”的揣测与论争。20年代日本人游记中展示的上海形象反映了普通日本旅行者对上海的观感。由于受作者立场的制约，这些观感的局限性毋庸置疑，但终究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描绘出了一幅鲜明生动的20年代上海城市图景，对于近代上海史的研究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

————————————————————

(1) 葛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关东学院大学经济学学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韩国国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外聘教授，并前往日本、美国、丹麦、德国等国的学术机构访学。从事上海史、西物东渐史、近代上海与日本关系史研究。

(2) 葛涛：《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上海相关日语书目情况论述》（韩语），载［韩］《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第56辑，韩国中国近现代史学会，2012年12月，第207页。

(3) 本文中所引用日语原文，均由笔者译成汉语。

(4) ［日］松村松盛：《世界之旅》（「世界の旅」）“上海素見”，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26年（大正15年），第59页。

(5) 同上。

(6) ［日］服部源次郎：《一介商人的支那之旅》（「一商人の支那の旅」）“上海”，东光会（東光会），1925年（大正14年），第187页。

(7) ［日］服部源次郎：《一介商人的支那之旅》（「一商人の支那の旅」），第197页。

(8) ［日］迟冢丽水（遅塚麗水）：《新入蜀记》（「新入蜀記」）“盛哉大上海”（盛なる哉大上海），大阪屋号书店（大阪屋号書店），1926年（大正15年），第7页。

(9) ［日］迟冢丽水：《新入蜀记》（「新入蜀記」）第7、8页。

(10) ［日］田子静江：《为了爱子访问欧美》（「愛児のために欧米を訪ねて」）“乞食の多い城内瞥見”（城内瞥见大量乞丐），东京宝文馆（東京宝文館），1925年（大正14年），第13页。

(11) ［日］庄野贞一（庄野貞一）：《欧美十八国之旅》（「十八ケ国欧米の旅」）“上海”，高桥南益社（高橋南益社），1928年（昭和3年），第11页。

(12) ［日］后藤朝太郎（後藤朝太郎）：《支那游记》（「支那遊記」）“上海公园的绿阴”（上海公園の綠蔭），春阳堂（春陽堂），1927年（昭和2年），第87页。

(13) ［日］田子静江：《为了爱子访问欧美》（「愛児のために欧米を訪ねて」），第15页。

(14) ［日］森盛一郎：《动乱之后的上海印象》（「上海に於ける動乱直後の印象」）卷首，东京商业会议所（東京商業会議所），1925年（大正14年）。

(15) ［日］森盛一郎：《动乱之后的上海印象》（「上海に於ける動乱直後の印象」），第6页。

(16) ［日］藤本实也（藤本実也）：《支那南部及台湾的产业》（「南支那及台湾の産業」），大阪屋号书店（大阪屋号書店），1926年（大正15年），第450、453、455、458、464、470、474、491页。

(17) ［日］冈岛松次郎（岡島松次郎）：《报社记者之旅》（「新聞記者の旅」），大阪朝报社出版部（大阪朝報社出版部），1925年（大正14年），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