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1886—1946）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和翻译家。前二十年，他以教学实践为主；后二十年，以写作、编辑为主，始终以为青年学生、语文教育服务为中心。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人格教育”“情爱教育”“语感论”“理解与鉴赏”等教育观点。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与叶圣陶、朱自清齐名。
一、夏丏尊主要语文教育思想
（一）人格教育与情爱教育
（1）“以人为背景”的教育。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观察反思学校教学的现状，诸如读书的“实利实用主义”“学店式教育”，夏丏尊有诸多担忧，多次感慨“中国的中学校本身已在暴露着空虚与破绽”（《悼一个中学生的自杀》），在《近事杂感》中也感慨“现在学校教育的空虚，只要有良心的教育者和有良心的学生都应该深深地感受到”，同时他也积极寻找解决途径。1919年，夏丏尊发表了文章《教育的背景》，提出教育应当和艺术一样不能离开背景，“没有背景的教育也不能叫做教育”［3］。他认为“我们所行的教育是人的教育，当然应当用人来做背景”。指出语文学科本身就具有“人文性”，教师的角色也并不只在单一的传道授业解惑，更要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塑造正直的人格。
（2）各个时代状况不同，教学的内容也不同，夏丏尊倡导教育界也该开眼看世界，“一味的保守因袭，便有不合时宜、阻止进步的流弊……若食古不化，拘泥了这个过程，这就是于现在生活无关系的用法，这种教育就是无背景的教育”，教材内容以及教学方法都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教育的背景》）
（3）以“教育者的人格”为背景的教育。教育除了以上两种背景之外，还需要第三种背景，即教育者的人格。在教育实践中，夏丏尊始终践行着“爱的教育”。他认为教育者必须自己具备相当的人格，才能使被教育者心悦诚服，所谓“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只靠规则是靠不住的”。在另一篇文章《读书与冥想》中他将教师应对学生的手段划分为：教育和教训两种，“教育是积极的辅助，教训是消极的防治”，两种手段都依靠教师的口舌实现，“教师除了这笨拙的口舌，已没有别的具体的工具了”，因此要重视人格感化的作用，良好的人格似一种魔力，在潜移默化中将善的好的传给受教育者。他相信，“同是一句话，因说话者人格的不同，效力亦往往不同”，比如教师只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没有人格上的引导，学生只能习得知识，而无所谓精神的提高。
（4）人格感化的途径——情爱教。1920年，夏丏尊始得《爱的教育》日译本，“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在翻译或阅读时，仍是眼睛湿润。因为“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反观周围现状，学校教育“真空虚极了”，外在的制度方法“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内容既空虚，而且变动极多”，“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如果将教育比作“池”，那么情、爱就是池中之水，如果没有情爱，教育“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所以教育要“以人为本”，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教育者要践行情爱教育，把学生当自己孩子，注入自己的关心与爱护。夏丏尊是“爱的教育”的引入者，把《爱的教育》当作建设学校的蓝图（叶至善《序译林版〈爱的教育〉》），在教学实践中一直坚持着这一理念。
（二）关于国文课程的学习的建议
下面将从阅读、写作、自学几个方面具体说。
1．关于阅读
（1）阅读范围
在《关于国文的学习》一文，强调要“以选文为中心，多方学习”，虽然国文课的选文占用了学生学习国文的大部分时间，但是，要注意发散，以点带面，以一篇文章带出多篇文章，甚至多本书籍。可以阅读这三类书籍：“关于文字理法的书籍；理解文字的工具书籍；文字值得阅读，内容有益于写作的书籍。”
除了中学生，针对青年、普通大众又给出了阅读范围的建议，以求改变“读书是实际生活以外的消遣工作”，书是“唯一的求学的工具”这两种错误观念，他建议说：“把阅读的范围，分成三个：一是关于自己的职务的，二是参考用的，三是关于趣味或修养的。书应当成为“供给知识的一种工具，读书是改进生活、丰富生活的手段，该读些什么书要依了生活来决定选择”，读书应当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以人为本。
（2）阅读方法
不同的书籍，为了不同的目的，阅读方法也各不相同，用对了方法才能使阅读成为有效率有益处的事情。夏丏尊结合当时的中学课程标准，把阅读的方法划分为精读与略读，说明了什么需要精读，如何精读；而什么是可以略读的，以及怎样略读。他说：“略读目的在于理解，在收得内容；精读的目的在揣摩，在鉴赏。我以为要研究语言文字的法则，该注重于精读。分量不必多，要精细地读。”
2．关于作文教学
（1）写作首要：真实明确
（2）正确的作文态度
（3）写什么与怎么写
二、夏丏尊的语文教育实践经历
（一）教学实践
在夏丏尊的二十余年的教师生涯中，先后执教于师范、中学、大学课堂，传授知识、教以方法、关心成长，实践着“爱的教育”之理念，因此在他逝世后，马叙伦先生为他题写了这样两句墓志铭：“志屏绅冕，教卒其身。教惟以爱，众归如春。”
1908年，受校长经亨颐之聘，夏丏尊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通译助教，为日籍教师做课堂翻译，讲义翻译。先后与鲁迅、陈望道、许寿棠、刘大白、李叔同、丰子恺、朱自清、俞平伯等同事。1913年，见学生国文程度差，主动担任国文教员。后又自告奋勇地担任了舍监。
1921年，回到家乡春晖中学教授国文。在此期间，创作出了著名散文《白马湖之冬》。1923年，将意大利一本小学生日记形式的小说《考莱》，结合英译本和日译本，翻译成中文《爱的教育》，引入了“情爱教育”这一理念。
1926年，应陈望道的邀请，任复旦大学中文教授。1927应郑洪年之聘，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1930年后，工作重心向编辑、写作转移，但仍然为中学生的教育呕心沥血。
（二）写作、编辑实践
（1）1926年，由夏丏尊、叶圣陶、胡愈之等人策划，由章锡琛出面，在上海成立了开明书店，并创办了《开明少年》。夏丏尊任编辑所长。出版物主要面向青少年读者，因为他们是社会中坚力量，出版范围主要是学校教科书和青少年课外读物。
（2）1926年，他和刘薰宇合作出版了《文章作法》，书中主要讲述了五种文体，即记事、叙事、说明、议论、小品文的基本常识和写作方法，对指导学生写作有很大的帮助。在多年后又出版了《文章讲话》，内容有新作，也有旧稿，着重从形式上分析文章的结构，欣赏文章的美，讨论文章的表达方式。
（3）1930年，夏丏尊和叶圣陶合作创办了《中学生》杂志，并担任社长。在《发刊辞》中，夏丏尊谈起创办缘由目的时，说道：“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4］
（4）1933年，他与叶圣陶合作完成《文心》一书，通过七位老师和八个学生的活动、对话、演说，以故事的形式来传授关于中学生练习阅读和写作的方法，化抽象为具体，富有理趣，又不乏情味。
（5）1934年11月，夏丏尊同叶圣陶、陈望道、宋云彬合编出版了《开明国文讲义》，用“文话”形式，讲授了关于阅读、写作、鉴赏等方面的知识，目的是让学生根据“文话”结合选文，帮助自学。此套书可以说为后来《国文百八课》奠定了基础。
（6）1935年，与叶圣陶合作出版了《国文百八课》这套国文教材，原订出版六册，每册18课，共108课，后因为抗战爆发并未出齐，总共只有四册，不能不感遗憾。这套教材是最早迈出了探索语文教学科学化的步伐，尝试用文章学的系统，以知识为框架，使教学成了有条理、有步骤的有机整体，对后世教材编写影响很大，是20世纪30年代最有特色的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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