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第二节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图15-2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见图15-2)，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他是维新运动中杰出的宣传家、教育家。他出生于“且耕且读”之家，自幼熟读经史典籍，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岁入京会试，落第回乡，途经上海，开始接触西学。1891年至1894年，他受业于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成为康的得力助手，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他与康有为一同赴京参加会试，发动和代表广东190名举人上书清政府，陈述对时局的意见，又帮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同年秋，与康有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旋改《中外纪闻》，成立强学会，并任书记。1896年，梁启超受聘任《时务报》主笔。他在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等重要政论文章，其通俗流畅的文笔吸引了大量读者，使《时务报》成为当时发行最多的报纸。1897年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组织南学会，协助创立了经正女学。

1898年回京，积极参与“百日维新”，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并帮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戊戌政变后，他流亡日本，曾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文章，对当时中国学术思想起到了积极影响。以后，思想渐渐落后于时代，晚年主要从事著述、讲学。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 000余万字。

二、论教育的作用与目的

梁启超认为国家兴亡与国民素质的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愚民”是一个国家走向灭亡的标志，“开民智”是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标志。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中国之强弱由于教之未善……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5]。把兴学校以开民智看成是富强之源，变法之本，这就把教育的作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02—1903年间，梁启超撰写了洋洋10万余言的《新民说》，指出教育的目的是要振兴民族精神，培养“新民”。在他看来，“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如公德)、国家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毅力、尚武等。显然，“新民”的品质明显侧重德育方面。他认为，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就在于“国民之文明程度低下”，其具体表现为: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脆弱、公共心之缺乏和自治力之欠阙。^[6]因此，培养这种具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道德，掌握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国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并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的提出，反映了梁启超希望通过教育改造国民性，从而推动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

三、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既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他对八股取士的弊端有着深切的感受，也深刻地认识到科举制度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他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因此，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7]并提出了变革科举的具体办法:上策是取消科举，“合科举于学校”;中策为“多设诸科”，增加明经、明算、明医、兵法等科;下策为科举取士稍作变通，加试一些实学。

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梁启超主张以新的学校体系取代科举制度。他提出要按照儿童的年龄与身心发展特点，吸收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分阶段对儿童施行不同的教育。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6～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21岁为少年期，受中学教育或与之相当的师范教育及各种实业教育;21～25岁为成年期，受大学教育，大学分文、法、医、理、工、农、商、师范等科。

四、论师范教育

1896年梁启超于《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专文论述师范教育问题，表现了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他说:“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认为师范教育是各种学校教育的基础，“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师范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粮萎而求稻苗，未有能获也”。他主张:“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小学，而辅之以师范学堂。以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而别设师范学堂之教习，使课之以教术，即以小学堂生徒之成就，验师范学堂生徒之成就。”^[8]

至于师范学堂的具体办理，他主张参照日本寻常师范学校的体制和课程，并结合中国国情，“依其制而损益之”，并须在六个方面注意变通:“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以上诸事，皆以深知其义，能以授人为主义”^[9]。

五、论儿童教育改革

梁启超对儿童教育尤为重视。他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中，提出了“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的著名命题。他通过对西方心理学和教育学有关知识的了解，进行了中西教育差异的比较。他批评中国传统教育不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压抑儿童个性发展，主张学习西方，改革教学方法，“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10]。强调教学应循序渐进地进行，“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教育内容应该丰富多彩，要合乎儿童年龄特征。

他对当时儿童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死填硬灌、摧残儿童身心的现象，表示强烈的不满，并提出了改良的建议:“日授学不过3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11]他专门为8～12岁儿童拟订了一份一天的功课及活动表，对儿童从早晨八点上课直至下午五点散学的全部活动作出了具体的安排。他还建议从编写儿童教学用书入手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主张应为儿童编写七种书，即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名物书。他对这七种书的内容及教学方法都作了详细的说明。梁启超是近代最早提倡各科教材教法的教育家。

六、论女子教育

梁启超深受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重视并倡导女子教育。1896年他发表《论女学》一文，对女子教育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考察了各国强弱的原因，得出结论:“欲强国必由女学”^[12]。又说:“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所以必须提倡女学。他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认为这是“祸天下之道”。接受教育既是女子的天赋权利，同时也是保国、保种之道。

梁启超的女子教育主张，是其追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进步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