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日本的梁启超，并没有立即放弃保教理论，他不仅在《清议报》上重新发表《读春秋界说》和《读孟子界说》两篇文章继续倡言保教，在公开发表言论时也毫不讳言自己的观点。1899年5月，梁启超参加了日本哲学会的春季大会并发表《论支那宗教改革》的演讲，他就日本哲学界对康有为宗教思想的疑问和误解进行深入阐释“以就正于诸君”。在这次演讲中，梁启超从影响国家兴衰的国民智识、思想、习惯、信仰等一系列因素出发，提出立论：“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乎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乎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乎国民之所习惯与所信仰，然则欲国家之独立，不可不谋增进国民之识力，欲增进国民之识力，不可不谋转变国民之思想，而欲转变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此天下之公言也”。[84]继而他深入分析说，今日西方各国之所以文明发达，在于宗教革命使古学复兴，宗教是铸造国民“脑质之药料”，而中国周秦时“思想勃兴，才智云涌”，在此后的两千年中由于“误六经之精意，失孔教之本旨”，故而国民思想自汉代以后每况愈下，至今日“衰萎愈甚”，最后他的结论是：“故今欲振兴东方，不可不发明孔子之真教旨，而南海先生所发明者，则孔子之教旨”。[85]这段讲演表明，梁启超到日本初期，仍然继续奉孔教为中国人的宗教，主张立孔教为国教，这意味着此时他的学术思想尚未完全独立，仍然受到康有为思想的制约。
转变是从1900年开始的。梁启超先是拒绝在《清议报》上刊登关于“保皇”的文章，继而与康有为关于“自由”展开争论。而真正召示梁启超与康有为学术的分途，是以1902年2月22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2号上发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为标志。在这篇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中，梁启超从“论教非人力所能保”“论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论今后宗教势力衰颓之征”“论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论保教之说有妨外交”“论孔教无可亡之理”“论当采群教之所长以光大孔教”八个部分，提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的主张，宣称从此放弃保教，“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这种观点与此前康有为的保教观点完全相反，梁启超亦坦言自己的改变，在文章篇首他写道：“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时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86]此后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他再次指责儒学统一“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87]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引起康有为的反对，二人也因此产生很大误会，他不断以文章和信件的方式对梁启超进行指责，而梁启超并不退让，据理力争，一一进行解释和辩驳，甚至提议：“莫如先生作文数篇，发先生之宗旨，以之登于报中，则人之见者，亦可以知先生非如后辈者流，好为急激之言矣。”[88]现将康梁二人关于此问题的论争文字进行整理，将梁启超反对保教的主要观点阐述如下：
梁启超认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步的总因，而保教最大的罪过就是束缚国民的思想自由，这是梁启超反对保教最主要的原因。梁启超对于专制体制下的传统文化束缚国民思想自由的认知要早于反对保教言论的发表。1900年，康、梁尚在筹划勤王起义时，二人就曾围绕“兴民权”对自由产生过争论，康有为主张“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梁启超坚决反对，指出开启民智首当兴民权，人人都有自由的权利，自由“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而中国人的智力不开原因在于思想的不自由，思想不自由归根结底是“受数千年古学所束缚，曾不敢有一线之走开”。[89]在梁启超的自由观中，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他列举西方科学日盛迷信日衰、自由日张神权日缩的事实，论证宗教势力在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衰颓的态势，进而说明宗教是束缚国民思想的枷锁，最终必将退出政治的舞台。梁启超由西方宗教的未来推及中国，“我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为一贯精神，……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90]因而他批判中国两千多年的孔教治学传统以其狭隘性和制约性限制了国民的思想自由，只有学术自由才能思想自由，所以非旦不能尊孔子学说为宗教，更不能保教。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指责孔教的制约性、反对保教，但他不反对“尊孔”，他解释这种制约性不在于孔子学说本身有任何过错，“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孔子学说本身的思想内涵就是自由的精神，只是古今由于各种政治、学术争端从而产生各种派别，“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91]于是孔教范围日益缩小。他还将统治阶级及其政客对儒学正统的争夺形象地比作“群猿得一果”“群妪得一钱”，跳掷诟骂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那些今日自称为“孔子之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使国民“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他感慨道：“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92]
梁启超一直主张中国人需要信仰，这种信仰是一种宗教，但绝不是“孔教”，因为孔子学说本身并不是宗教，因而根本谈不上保教，这是梁启超反对保教的第二个原因。中国人对“宗教”一词的理解最早源于佛经，《续传灯录》中说：“吾住山久，无补宗教，敢以院事累君”。这里的“宗教”指佛陀及其弟子的教诲。可以这样说，梁启超肯定或者否定孔子学说是否为宗教，取决于他对宗教一词本身内涵的理解程度。在保教时期，梁启超对宗教的理解只限于这是一种思想，与其他所有的思想和学说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他将“孔教”中的“教”理解为教育、教学，保教、传教的目的都是为了弘扬孔子学说，这种理解与佛学中“宗教”的原始含义是相符的。基于这种理解，在梁启超当时所有的保教文章中，凡是涉及“教”的字眼，几乎都指代的是“孔教”，虽然他也时常提及世界其他的宗教分类，如景教、回教、佛教等，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孔教与这些宗教相比，在精神信仰的对象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在康有为改造孔子形象并将其尊奉为“孔教”的教主时，梁启超并未觉得有任何不妥而且表现得相当的赞同。事实上，在西方的宗教内涵中，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恰是对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神明的敬畏和崇拜，这与“孔教”中的无神是完全不同的。当梁启超逐渐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是他到了日本以后。1902年前后，当梁启超试图将儒学引入世界文化中时，他看到了孔子学说和西方宗教的本质区别、宗教与一般的思想和学说的本质区别：“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灵魂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槃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而孔子学说则不然，孔子是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不是宗教家，“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孔子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为教也，主于实行，不主于信仰”，[93]因此无神的孔子学说与有神的西方宗教是完全不同的。正因为孔子是人、是先圣、是先师，而非天、非鬼、非神，所以梁启超开始反对康有为保教主张中的修孔庙、设礼拜等宗教仪式，他说儒学没有成为孔教，不是中国文化的弱点，反而是优点，如果一定要将孔子与宗教中的神明相附会而主张保教，其结果只能是“误解宗教之界说，而艳羡人以忘我本来也”。[94]
梁启超放弃保教思想的第三个理由，是与他国家主义思想的发展相联系的。保国、保种、保教是戊戌时期康、梁的救国口号，如前所述，在康有为看来，保教是实现保国的有效手段，其重要性不亚于保国。而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的开篇，梁启超对三者关系进行了重新构建：“近十年来，忧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帜以疾走号呼于国中，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其陈义不可谓不高，其用心不可谓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虽然，以今日之脑力眼力，观察大局，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95]这段话清晰地表明，在保国、保种、保教三者的关系上，梁启超将保国置于首位，而且是惟一的目标，只有保国才能保种，而教则完全不必保。这种变化基于梁启超国家思想的改变，他充分认识到国与民、教与民、教与国的关系，他说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无国民则无国家，因此国家必须由人民来保护，而教与国不同，教存在的意义是保护人民而非由人民保护，教作为一种精神，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兴衰存亡，非人为所能保护，保教之说不合情理，也不能成立。从国家的立场来看，保教之说违反宗教自由之理，宗教争端易引发政治争端，“是为国民分裂之厉阶”[96]；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自由，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97]；从国家外交上说，保教之说常常引发教案争端，每每使外交陷于至艰极险之境，梁启超将其列为仅次于束缚国民思想的第二大危害。可以说，在梁启超放弃保教的理由中，他从国家角度出发，对保国、保教、保种三者关系的重新理解是很重要的原因，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开始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仪，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98]为了更好地体现梁启超在保教问题上与康有为分裂的决心，有必要将康、梁关于保教的主要论争进行简要叙述：论争一，康有为指责梁启超反对保教的言论将巴拿马、新加坡各国刚刚兴起保皇事业“摧其萌蘖”，梁启超则以横滨为例进行辩驳，“横滨一埠则戊己庚辛四年皆庆诞，每年费二千余金，试问于孔教有何影响？于大局有何关系？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诚不如以之投诸学校之为妙矣。今星加坡（新加坡——笔者注）集捐二十余万，建一孔子庙，弟子闻之实深惜之。窃谓此等款项，若以投之他种公共事业，无论何事，皆胜多矣。”[99]论争二：康有为主张国家应以保教为第一要务，教强则国强，梁启超则言之相反，他列举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保教势力最强，但“人皆退化，国皆日衰”，英国、美国、德国因为政教分离“而国乃强”，[100]只有脱离宗教的羁绊，思想才能自由，民智才能渐开。论争三：康有为指责梁启超反对保教是“故为立异，以避服从之义”，梁启超坦言自己对保教思想的怀疑已经有数年，“前在庇能时与先生言之，先生所面责者，当时虽无以难，而此志今不能改也”。[101]
概而言之，梁启超指责保教有四弊：一曰不知孔子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说，三曰不知今后宗教势力之迁移，四曰不知列国政治与宗教之关系。他猛烈攻击自己曾经言之凿凿“保教”理论，对于自己昔日“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他深感惭愧，在《保教非所以尊孔》一文的结尾处，他充满深情地说：“嗟乎嗟乎，区区小子，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嗟我先辈，嗟我故人，得毋有恶其反覆，诮其模棱，而以为区区罪者。虽然，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102]
梁启超和康有为的第一次争论，是一次学术争论，从其潜在意义上看也是一次政见上的争论。20世纪初期，是中国从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向近代化转型的时期，康梁在如何实现民主政治的手段上出现了分歧。他们争论的焦点，事实上是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在社会的转型中如何对待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梁启超对孔子文化的态度从“保”到“不必保”的变化，也是与他的政治态度的变化相表里的。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依靠皇帝实行自上而上的改革，而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专制致使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保教尊孔、托古改制可以减轻变法的压力，达到维新变法的目的，因而这时的梁启超不论是从学识上，还是从政治观念上，都没有跳出康有为思想的藩篱，是一个坚决的保教派。后期，他在思想上的反对“尊孔保教”又与政治行动上的革命排满是相呼应的，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政治态度上趋于激进革命，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的接受，使他试图打破康有为思想的规范和因循守旧，独立表达自己的思想意愿，故而他对待孔子的态度自然也发生了变化，转而成为保教思想的批判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