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时务报》

三、梁启超与《时务报》

1.梁启超生平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曾用笔名有饮冰室主人、哀时客、少年中国之少年、中国之新民等40余个。维新派主要领导人之一，清末影响较大的报刊宣传家之一。戈公振评价他说:“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12]他自小熟读经史，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17岁上京会试，落榜而归，遂拜康有为为师，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报刊。1894年，21岁的梁启超跟随康有为再次进京会试，并参与随后的“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从1895年到1898年，他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创办维新报刊，指导维新运动，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逃到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宣传维新主张，鼓吹改良，同时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报刊大论战。此时是梁启超事业的顶峰时期，他的思想和文章在舆论界影响巨大，被誉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到北京，很快卷入民初的政党之争中。他支持袁世凯，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梁启超愤然撰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予以揭露，并积极参与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1917年梁启超又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他既是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又是杰出的报刊政论家和报人，同时还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一生著述颇丰，内容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科学知识。作为报人，梁启超丰富的报刊活动长达27年，一生亲自创办和主编的报刊达11种，而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政论文章影响了一代人。

2.梁启超与《时务报》

《中外纪闻》被迫停刊之后，梁启超的衣服、用具、书籍均被没收，“流浪于萧寺中数月”而“办报之心益切”。这时，黄遵宪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邀他南下主持笔政，他便毅然来到上海，主持《时务报》。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书本式，旬刊，每期20多页，三四万字，共出69期。《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汪康年任总经理，稍后康有为又派其弟子徐勤、麦孟华、欧榘甲去协助梁启超工作。

初期，《时务报》的编撰工作由梁启超一人负责，不仅每天要写四千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两万多字的文稿。他只能夜以继日地工作，“六月酷暑，汗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13]。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数千篇鼓吹维新变法的文章，代表作是《变法通议》。这篇长文在《时务报》上连载43期，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

《时务报》上的文章不仅见解大胆新颖，而且文字平易流畅又富有感情，使朝野大为震动，因而“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尤其是梁启超撰写的文章，更是风靡一时，以至于“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从普通读者到官宦士绅都争相订阅，使《时务报》的发行量与日俱增:创刊时发行3000多份，半年后增至7000多份，一年后增至12000多份。而最高发行量则达到17000份，创造了当时报刊发行的最新纪录。成为维新派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时务报》既是维新派重要的宣传机关，也是他们推行新政、开展变法运动的重要基地。他们经常借此与社会上倾向和同情维新思想的人士联系工作，来信来访者竟日络绎不绝。不少学会团体就设在馆内，有的还委托报馆代收会费、办理会员登记等事宜。所有这些活动，不仅冲击了清王朝数百年来严禁士人集会结社、议论政治的传统法令，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生活迈进了可贵的一步;同时也使变法维新运动从口头宣传迈向实践行动的阶段。

1897年10月，梁启超因忍受不了张之洞和汪康年的排挤，应湖南时务学堂的邀请，愤然离开《时务报》。其他维新派激进人士也先后离去，康、梁失去了这块重要的舆论阵地，《时务报》落入汪康年手中，变成洋务派的喉舌。

3.梁启超与“时务文体”

为了宣传维新变法，梁启超此时改革和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王韬的报刊政论文虽然较桐城文体通俗易懂，但仍属于文言文的范畴，梁启超及此时的维新派人士从根本上突破了文言文写作的框框，开创了一种通俗、自由、新颖的报刊政论文体。这一前所未有的“新文体”被时人称为“报章体”或“时务文体”，成为其他维新派报刊撰文的楷模。

时务文体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变法通议》开始形成，到1898年出版的《清议报》上的文章臻于成熟，至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一系列文章达到顶峰。

关于“时务文体”的特点，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概括，有下列几条:

其一，“纵笔所至不检束”。即要求解除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束缚，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大解放。顺于时势，畅所欲言，用自己的笔写自己要说的话，用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

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摒弃矫揉造作、艰涩冷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

其三，“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性强;汪洋恣肆，酣畅淋漓，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使读者为之倾倒，受到感染和鼓动，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对梁启超而言，他希望用自己情感激越的文字，把亡国的危险高山兀立般地展现在国人面前，引起警觉，启迪蒙昧。因此，他的文章写得感情充沛，气势磅礴，“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14]，“对于读者别有种魔力”。梁启超的好友、清末著名诗人和思想家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文章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

以梁启超的政论为代表的时务文体，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它不仅风靡一时，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也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报纸文体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