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梁启超无涉

高恒文君《梁启超评陈寅恪之由来》（载四月十八日《文汇读书周报》），对盛传于学术界的梁启超曾荐陈寅恪先生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事，做了分析，以为其事不可信。

所谓梁启超曾荐陈先生事，确出于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陈哲三谓此事闻之于其师蓝孟博，似乎有了点根据。而绘声绘色，多加点染，状颇生动，易使人信。尤其因清华校长曹云祥来自外交部，不谙学术，唯洋人是信，及闻梁启超说道洋人对陈先生如何如何佩服，曹乃决心聘请陈先生，这段描写，似合于曹之为人。陈哲三所述流传之广，使人轻易相信，种因于此。高君在别无证据之下，据陈先生其时并无学术著作行世，梁启超不识陈先生，不知陈先生之学，分析断定梁启超曾经推荐陈先生执教清华为不可信，极为有见。如今，《吴宓日记》前六卷已经出版，今据《吴宓日记》以证，补高君之说。

吴宓先生不只是推荐陈先生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且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人和首任主任（曹云祥请吴先生任院长，先生只允任主任），一手经办了聘请陈先生以及返国立清华的一切事务。《吴宓日记》的记载，应是最权威的材料。

北京清华学校于一九二五年准备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并设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吴先生在是年初受聘主持筹建国学研究院，于二月五日到京，六日到校。这一段时间，先生《日记》所记极简略，然其经过大概可明。二月六日，到校第一天，见了校长曹云祥，《日记》云：“饭后，由王导谒校长于私宅，同往见P．C．。所事未定。”王为王祖廉，当系学校职员。P．C．为张彭春，时为清华教授、旧制部（即原有的留美预备部）及大学普通部主任兼教务长。据此，吴先生系在到校礼节性拜访了曹云祥之后，与曹、王、张同谈。“所事未定”，当是与校长和主管教务的张彭春共同商议了吴先生的工作，而未有所定。二月九日，《日记》载：“上午，再到清华。见曹，提二条件：一、名义为筹备主任。二、须有全权办本部分之事，并负专责。否则，仍回奉。曹允之。”“回奉”，指回东北大学。二月十日，吴先生迁入清华，“居西客厅”，“被派为大学筹备会（Council for University Development）委员”。时清华正向大学过渡，旧制之留美预备部与新制之大学部（分普通及专门二科，国学研究院即为大学部之国学门）并存，吴先生为筹办大学之委员会委员，而其所司则为筹办国学研究院，如二月九日与曹议。自此，吴先生正式展开工作。同月十二日，《日记》记：“筹备处成立，开始办公。”即指为筹办国学研究院而成立之办公机构。翌日（十三日）先生“入城，谒王国维（初见）”。商议国学研究院聘请教授事，先生《日记》所未载，入城谒王国维即系亲送聘书与王先生，此在《吴宓自编年谱》有载：“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那么，聘请陈寅恪先生在何时呢？《日记》同月十四日记：“昨与Y．S．及P．C．谈寅恪事，已允。”Y．S．为云祥英语拼音之缩写，P．C．为彭春英语拼音之缩写。则往访王国维之同日（十三日），吴先生已与校长及教务长谈了聘请陈先生来清华任教的事，二人已应允。《日记》在此用了“已允”，而不是“允”，我以为是因为吴先生在此是补记头一天的事。事隔只两天，忽起变化，十五日记：“晨P．C．来，寅恪事有变化，议薪未决。”这可以理解为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对聘陈先生事有了变化，二是对所议陈先生薪水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理解为学校当局因为对陈先生薪水高低有不同的意见，便对于聘请陈先生来清华有所犹豫；还可以有一种理解：所谓变化，并不是聘不聘陈先生来，仅仅是对陈先生来后的薪水数目有不同意见。我倾向于这最后一种解释。不只是文意上更接近，更因为仅仅第二天，事情就解决了：十六日《日记》记：“是日H．H．来，同见Y．S．谈寅恪事。即发电聘之。”三人一谈，问题就解决，立即发电，如此轻易，可见事情原无大变。这H．H．乃是张鑫海（后易名歆海），清华老资格人士，时为清华学校旧制部英语教授。据此，可见最后聘请陈先生，张歆海起了作用。张歆海后于一九二五年六月离开清华，吴先生于是月三日记云：“此间办事诸人，多挟私怨，而毫无尊重学问、保育人才之意，于是张鑫海（歆海）遂离清华去矣。”可见张歆海有可能系受排斥而去，吴先生对张离去觉可惜。六月九日复记：“此间诸人，殊鄙琐。歆海去矣，端升亦辞。学者不容，相率以去。殊可忧也。”端升为钱端升。

从吴先生《日记》看，清华聘请陈先生事，以后就再没有任何周折，仅仅是四月二十七日得“陈寅恪复信，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致令吴先生有“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须迟惑。难哉！”之叹，而作为知己之交，作为为清华学子求得良师的道义责任，吴先生不辞辛劳，为陈先生返国到清华的各种事务，包括支薪、汇款、住房等等，办理周到。此种风格，并世不多见。

自然，史所未载者，不能断定为史所未有。那么，高君对梁启超不可能推荐陈先生的分析甚为有理，可以成立，足资为证。在没有其他可信的文字档案材料发现以前，陈先生受聘清华的经过就是如此。始终经营其事者只是吴先生，而与梁启超无涉。如上所述，清华应允聘请陈先生，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三日，中经小变，延误两天，于二月十六日顺利解决，发电聘请陈先生。清华聘请梁启超的事，起议何时，商定在哪一天，《吴宓日记》无载。然，吴先生去天津拜会梁启超，则在二月二十二日，是日《日记》记：“是日赴津谒梁，即夕归。”此即前引《自编年谱》恭谒王国维，致送聘书所述之后接云：“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那么，吴先生见梁，已是在清华同意聘请陈先生并发出聘电之六天以后，自然没有聘陈先生事受阻而须由梁启超去向曹云祥游说的事了，此事至明。而梁启超在一九二九年逝世之前，皆定居天津，按其时条件，也不很有可能使曹云祥就商于梁。陈哲三所述那一番引人入胜的梁启超推荐陈先生的说话，实是小说家言。

高恒文君既已分析论定陈哲三之说不可信，复在文章后半部作一假设，说是如果可信的话，则梁之荐陈先生，乃由于报陈先生先世对他的知遇之恩。这种假设，不免多余。事情既然没有，何必假设。高君引出长沙时务学堂一段往事，以为梁荐说立论，这种论证，亦是用自己的意思去揣度梁启超。我佩服高君不轻信人言，高君文章是一篇分析正确的文章，而其后半之假设，颇成蛇足。《吴宓日记》出版，为学术、文化、教育诸多方面，提供了至足宝贵的资料，即就清华聘请陈先生任教一事而言，亦可以息盛传多年的传闻之谈了。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

（原载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六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