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金融理论

第三节　梁启超的金融理论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笔名吉田晋，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改良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思想家、学者。16岁中举人，光绪十六年(1894)会试落榜，归经上海，阅西方译本图书，“颇有怵于中外强弱之迹”。就学于康有为，协助撰编《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二十一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八月任《强学会》书记。从此参加政治活动，九月主办《中外纪闻》(附《京报》发行)，被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聘为秘书。次年七月主编上海《时务报》，以批评时政、主张变法为主。开始了宣传家的一生。廿三年十月为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次年四月二十三日(6.11)参与“百日维新”，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事务。六月初八(9.21)政变后逃往日本，十一月一日在横滨创《清议报》，次年正月初一创《新民丛刊》半月刊和《新小说》杂志，至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停刊。在当时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舆论界的“骄子”，影响一代文风。宣传西方各种思想学说，猛烈抨击清王朝腐败黑暗，批判专制主义及其伦理道德，提倡新民智、新民德、新民力和打破传统，解放思想的新道德。1899年7月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梁任校长，为海外华侨提供高等教育。在日流亡期间，受日人影响，梁氏“好言理财”“实于币制，财政致力特勤”(林志钧语)。为其日后关注、评论、参与币制改革，建立银行制度，整顿金融打下基础。组织政闻社，秘密组织“宪友会”，成为立宪派领袖。宣统二年(1910)《新民丛刊》停刊后，另创《国风报》。辛亥革命后，他组织进步党、研究系，采取“联袁(世凯)政策”。1913年出任司法总长，次年又任币制局总裁，尽管他想有所作为，然而空有理想，无从施展，空有计划，无所建树，改革币制方案，建立银行制度，最高当权者不予理睬，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已。年底辞职，任参政院参政。1915年为《大中华》月刊主编，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策划和组织“护国之役”。1917年反对张勋复辟，7月19日出任段内阁财政总长。在军阀势力的高压下，任初提出的改革币制，整顿金融方针再度付诸东流。11月15日段内阁辞职，梁亦悄然离京。1918年12月作为巴黎和会代表团会外顾问，游历欧洲数国。1920年归来后，告别官场，专心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为清华研究院导师。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视野宽，涉猎广，求知欲旺盛、思路敏捷，在近代中国文化思想领域无人向其背。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图书馆学、经济、财政、金融、法律、宗教、教育等诸多学科，著作宏富，辑有《饮冰室合集》。

在普及和传播西方金融学说方面，他做了大量工作，认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莫先于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他对西方金融的理论知识和实务活动的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超出马建忠、严复及其老师康有为等。他的文章晓畅热情，简明有力，从光绪二十八年发表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说的《生计学说沿革史》到民国十年(1921)的正续《市民与银行》，他的著述主要集中在两段时间里，即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六日清廷颁布《币制条例》前后和民国三年在币制局总裁任上，他撰写发表的有关金融的文字和演讲已超过20多篇，数量之多是中国近代之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个别观点或结论前后有变化，但其抨击西方列强利用在华银行、货币和金融工具对中国进行侵略，揭露清政府、袁世凯政府腐败和金融紊乱，力图整理和改革中国货币金融制度，为发展中国近代民族经济创造条件的主导思想始终未变。他在发展独立的民族资本经济和理论中的积极作用和贡献不容抹煞。

当然梁启超毕竟是中国近代维新改良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政治组织的改良一直认为应该首当其冲，至关重要，或者说如果不进行政治组织的改良，其他一切改良都将无效，付诸东流。辛亥革命前夜，宣统二年(1910)在《敬告国中谈实业者》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中国欲振兴实业，其道何由，曰:首须确定立宪政体。……第一要义从何下手，吾必答曰:改良政治组织。”第二、第三要义亦惟政治组织。理由是，“政治组织诚能改良，则一切应举者自相次毕举。政治组织不能改良，则多举一事，即多丛一弊。与其举也，不如废之也。”当然其所谓改良政治组织，不过国会，责任内阁而已⁽¹²⁾。这种局限性，此处不去评论了。

以下仅就他的货币、银行和利用外资的理论作一概要介绍和初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