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区域金融理论

第一节　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区域金融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命题自始至终都围绕着两个基本问题:金融本身是如何发展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对于区域金融发展而言，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同样以这样的基本点展开。本节分析在金融发展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区域金融理论以及相关的理论范畴。

一、理论成果

金融发展理论是以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为核心研究金融(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理论。区域金融结构和区域金融发展是抽象的金融制度的现实存在，是反映区域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格局的重要内容，从静态上反映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存在，也从动态上反映金融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制约的趋势和结果。正如经济的区域分布并不是均衡的一样，金融的区域分布同样呈现出一种非均衡的静态存在和发展态势。这种特征在发展中经济内部尤其明显，发展的梯度性、阶段性、区域性几乎是一般规律。在现实世界中，各国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普遍性现象，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程度不同的区域问题，尤其是国土面积和经济规模较大的中等以上的国家(特别是大国)尤为突出。

金融发展理论对区域金融理论的启示，主要集中在对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自从King和Levine(1993)的文章发表以来，大量经验证据和跨国比较研究证明，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其经济增长能力。这一结论在一个拥有一体化金融市场的国家内部是否成立，即国内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对区域经济发展有贡献，引起了大量学者的关注。2002年，Zingales(2002)对意大利区域金融的研究表明，在意大利这样一个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国家，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后，各国经济学者基于金融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区域金融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水平存在很强的梯度性差异，除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等环境差异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还存在文化、思想观念、人力资源素质、政策等差异，形成了明显的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差异。国内学者针对中国国内区域金融发展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形成了区域金融的研究成果。

国内最早系统研究区域金融的学者是张军洲(1995)，他认为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这些区域的金融结构差异、差异互补和相互关联构成一国的区域金融体系。张军洲首次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界定并构建了区域金融的研究框架，包括空间金融结构的差异，现代金融生长点，金融资源配置与优化组合，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区域金融发展的动力等。在对经济发展与金融成长相关性的分析中，指出经济的区域化发展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接下来，唐旭(1999)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资金流量大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潜力大:20世纪80年代以广东为首的南方各省经济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的热点转向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沿海;进入21世纪，热点将继续北移到京、津、渤海湾地区。另外，胡鞍钢(2000)、魏后凯(2000)等人分别从政府转移支付、外商投资等角度对资本流动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成果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货币资金的区际流动，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分析了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融资方式、融资机制和金融行为的区域特点。殷得生和肖顺喜(2000)对区域金融中的金融结构问题进行研究，结合博弈论的思想，着重分析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刘仁伍(2003)采用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方法对区域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进行研究，指出区域金融结构的演进有三种形式，一是经济发展、自发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体现为“自然选择性”;二是由外部区域引入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制度，跨过原始积累阶段，直接进入下一发展阶段，体现为“引进型”金融发展;三是引进、借鉴与人为创造和创新的结果，金融发展体现出“融合型”特征。

国内学者对区域金融问题还进行了大量的专题研究。在区域金融结构与差异方面，张杰(1994)对中国经济的区域差异状况及其特征作了理论描述:金融结构的区域趋同，金融聚集与中国金融成长的历程是一个“倒U”形曲线的过程，在体制变革阶段我们应该积极地推进“趋异”过程，而不是抑制这一过程。同时强调，一国金融成长的水平并不取决于金融机构的简单扩张，而取决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及与之相应的资本形成水平。周立、胡鞍钢(2002)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1999年金融资产相关比率(FIR)及其他指标的计算发现:金融差距具有先缩小，后扩大的特征;金融差距超过了财政差距和经济差距;金融功能部分财政化保证了渐进式经济改革的持续推行。并分析了地方政府介入后的金融改革路径和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困境，提出应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伍海华(2002)采用多变量因子分析法对31个省、市、区的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价，实证发现经济增长的启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积累能力和引入外部资金能力。我国经济呈现的由东到西阶梯走弱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呈现区域二元结构的反映。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必须从根本上提高中西部金融发展水平。李江、冯涛(2004)通过金融中介视角运用2002年中国各地区截面数据建立模型，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转轨时期各个地区金融中介成长与经济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最为显著，第一产业与金融发展的绩效之间的关联性最为薄弱，因此，要缩小区域差距，关键是要提高金融组织的规模和质量。金雪军、田霖(2004)根据1978～2003年的数据，对我国的金融成长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这期间并不存在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的倒U形曲线，而是呈现三次曲线的变动态势。从更长期看，倒U形曲线是否成立还未有定论，但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是长期存在的，我国的区域金融发展不能过度强调趋同，应该实行适度差异、系统优化、协调发展的策略。徐伟、郭为(2004)将各地区私营企业的数量与当期全国私营企业总量之比定义为金融活跃度，通过考察金融活跃度和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来说明1991年和2000年省际金融发展和省际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民间金融在一定时期，在总量上推动了省际经济增长;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民间金融是正规金融的一个有效补充，而在偏远地区，甚至是一种替代，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不可忽视。在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流动性研究方面，梁宇峰(1997)提出了一个简易资本自由流动模型，分析了资本边际产出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指出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土地的非自由流动会在改革初期扩大东西差距，此模型对国内资本流动问题作出了一定解释，同时，通过对1988～1994年的外资与国内投资在不同区域的流量与流向情况的考察分析，认为政府应给予中西部适当的优惠政策，大力推广先进技术和发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努力缩小东西部差距。巴曙松(1998)考察了1988～1994年的地区银行存贷情况，认为融资的多元化、货币资金的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内在要求改变宏观调控政策的一统模式，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汪兴隆(2000)认为货币资金区域配置失衡是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并分析了区域货币资金失衡的具体原因。区域货币失衡需要金融政策的支持与调整;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促进西部资本市场发展;采取建立区域投资基金发展政策性金融、利用外资金融等政策措施。潘文卿、张伟(2003)运用Jeffrey－Wurgler提出的理论对1978～2001年28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区域间的比较分析，得出资本配置效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呈东、中、西梯度递减格局。同时指出，中国的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总体呈现弱相关关系，信贷市场与股票市场对资本配置效率变化的解释能力较弱，其中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抑制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非国有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与投资行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郭金龙、王宏伟(2003)通过对1990～1999年各地区GDP数据与资本流动关系以及政府、企业和国有银行行为主体的资本流动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得出了不同区域的资本流动趋势和特点，指出资本流动是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变化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区域差距影响的敏感度等问题的分析，并依此提出完善财政转移支付、适度增加中西部基础设施投入、培育中西部金融市场、差别化金融政策、吸引外资等促进区域发展的政策建议。杨国中、李木祥(2004)通过对1997～200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区域之间信贷资金流动的特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同时分析了我国经济落后地区信贷资金外流的原因，建议有必要在我国实施差异性的金融政策。

在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周立和王子明(2002)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一个地区金融发展初始条件低下，对其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利，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结论。Boyreau－Debray(2003)为了分析中国省级范围内经济增长和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首先使用了地区性资本市场的证据来说明地方信贷渠道存在的合理性。其次，采用1990年至1999年间26个省的数据集，界定了地方银行业发展指标，并通过广义力矩法系统(GMM)估计值将这些指标引入了传统的增长回归框架。结果表明，国家级银行发放的信贷对省级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造成这一负面影响的原因似乎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部门而承受的负担，而不是国有银行的不良业绩。另外，银行部门更多元化的省份，看上去增长得更快。艾洪德(2004)通过对我国区域性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与投资增长之间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后者的结论不稳定:东部和全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中、西部二者之间则几乎是负相关的关系，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过度开放金融竞争和推动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反而不利。陆文喜和李国平(2004)在我国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采用自收敛法，分别按1985～1990年、1990～1995年、1995～2002年、1990～2002年以及1985～2002年各个时间段，对我国各省区之间，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带内各省之间金融增长与发展的收敛性问题作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着阶段性和区域性的收敛特征，我国区域金融发展还具备类似于经济发展的俱乐部收敛特征，改善区域间经济金融发展环境有利于区域金融差异的缩小，而且这些特征与金融发展政策相关，制定合理的金融发展政策有利于改善落后区域经济金融的发展。周好文、钟永红(2004)运用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利用协整关系检验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分别对中国1988～2002年东中西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在金融中介发展指标的选择方面，考察了金融中介的规模扩张和配置效率两个方面，兼顾了中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整体性和特殊性。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显示，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金融中介的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都有密切关系;因果关系显示，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因此认为金融中介在东部走的是一条质量型发展道路，而在西部则是一条数量型增长道路。在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能否形成长期的、良性循环的双向因果关系，关键不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金融中介机构规模的扩张，关键在于金融中介机构配置效率的提高。沈坤荣、张成(2004)运用纯粹跨地区工具变量估计和动态聚合估计两种计量经济学方法先对1951～1998年中国总的金融发展程度和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并对29个省区市1979～1998年的数据进行聚合回归，结果发现，改革开放前，金融中介的发展并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即使在市场化改革开始之后，金融机构的低效率问题仍很严重，地区间金融效率的差异已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因此对于迅速提高金融中介效率，强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十分必要。李萍和张道宏(2004)选取了1988～2002年间28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通过对地区经济差距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水平不是地区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是金融中介配置资金的效率低造成的。就金融体制改革而言，更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将储蓄变成企业投资，而是应该按照市场化改革方向改变银行贷款的流向，发挥市场配置资金的重要作用。

在区域金融调控、改革与发展策略研究方面，曾康霖(1995)指出，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必然会引起银行信贷借存差的问题，因此应注重从资金利税率、资金周转速度、资金余缺、物价变动与外资等方面研究经济差距引起的区域金融差距问题，注重分析经济、金融上的差距给金融调控带来的问题。钱颜敏和蒋振声(1995)研究指出中国经济的整体同质性已被区域差异性代替，区域的不平衡发展与统一的信贷配额控制严重冲突，适度货币金融区域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模式选择，并就货币政策区域化与宏观协调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江世银(2003)研究指出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必然产生区域间的金融差距，通过实施适度区域差别的金融政策是各国为控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而普遍采用的政策措施，为此，应建立区域经济发展基金，实行金融政策区域化，赋予区域中央银行一定的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调控权，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金融保障。王晓青、李云山(2004)在分析了1999～2003年的区域信贷市场后认为，由于我国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平衡性、信贷供给市场的寡头垄断性、单一总量调控模式等因素，客观上形成了中国经济的主要宏观特征也从总量上的通货膨胀和微观上的“投资饥渴症”等转而表现为结构上的“东中西”和“大中小”等结构性问题和微观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加剧了货币信贷供给的区域差异，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因此，提出了在货币供给上，实行人民银行总行和分支行统分结合的调控结构模式:在中介目标上，总行以货币供应量、利率、物价等为目标，实施以公开市场、再贷款为主的金融调控政策。沈炳熙、吴显亭(2004)着重研究了个人消费信贷对中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系统总结了中国近些年个人消费信贷政策的发展实践和总体取向，提出了促进欠发达地区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政策建议，防止因消费信贷业务发展进一步拉大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王维强(2005)认为区域金融差异归根到底是由微观主体有限理性的行为造成的，微观市场无法建立起有效平衡机制，必然导致宏观层面“市场失灵”，这说明了区域金融政策的必要性。同时界定了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4种模式:市场竞争型、政府适度主导型、城乡差异型、政府扶植型。韩凤芹(2005)提出在区域经济统筹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应主要体现在逐步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和公平竞争环境的创造上。为此，在财政政策上，要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建立规范的财政地区性补偿制度。在金融政策上，要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导，同时鼓励多种商业性金融为落后地区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二、中国区域金融理论相关范畴

根据金融发展理论和中国区域金融理论，我们对本文研究涉及的几个理论范畴作一阐述。

(一)区域金融发展的概念

根据金融发展理论，我们可以推演出区域金融发展的概念，即区域金融结构的变化，构成区域金融的发展。正如戈德史密斯所说的“研究金融发展必须以有关金融结构在短期或长期内变化的信息为基础”(戈德史密斯，1994，中文版)，区域金融结构的变化信息可直接地体现在金融工具的种类、存量和流量上，体现在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类型的变化上，体现在金融市场的类型、范围和数量上，体现在金融制度体系的规则、力度、有效性的变化上。区域金融结构的变化信息也可间接地抽象为综合参数的变化，如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资产余额分布、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余额中所占比重等参数的变化。

(二)中国区域金融结构的界定

区域金融结构是区域现存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体系的总和，反映出各种现存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性质、种类、绝对数量、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集中化程度，以及金融机构组织和金融交易的方式、范围、规则、惯例、收益分配和有效性。

区域金融结构中的金融工具是金融业务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和债务凭证，也是金融市场中的流通、交易对象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金融工具的种类、数量、存量余额、净流量、流动性、盈利性和机构、部门持有余额的相对重要性是反映金融结构特征的重要参数，反映经济关系中价值流动和信用流动的数量和方向。金融工具总价值量常常是建立静态金融参量与静态经济参量联系的中间变量。

区域金融结构中的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中金融工具发行和交易的市场主体，是建立经济中商品贸易支付和结算、资金盈余部门与资金亏损部门间资金融通的中介机构，具有主要依靠负债资金进行高杠杆度经营和信用创造能力两大特征。金融机构的种类、业务范围、产权和资本结构、资产构成及相对重要性、信用创造能力、对经济的渗透能力构成金融结构类型的主要特征。

区域金融结构中的金融市场是金融交易得以实现的有形或无形场所，也是金融工具流动性、盈利性、金融工具和服务价格形成、价格发现的场所。随着资本市场部分的壮大，金融市场也成为信息发布、交流、对融资企业实施监督的场所。金融市场通过金融工具的配置实现社会实物资源的有效配置。金融市场的类型、分布、交易规则、交易成本和有效性构成金融结构的效率特征。

区域金融结构中的金融制度体系是金融结构中的特殊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了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金融市场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等内容。金融制度是约束个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活动的正式规则、惯例和组织安排，它规定着金融机构的组织原则、行为方式、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和信用创造能力;规范着金融市场的交易规则、控制着交易风险、信息披露标准;界定金融交易各方的选择空间、降低金融交易费用和金融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保护金融债权债务关系的延续和清偿;保障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金融制度决定着金融结构的特征和性质。

(三)中国区域金融理论的“区域”概念

中国区域金融理论中的“区域”是以中国经济发展为背景，指一个特定的，在政治上、经济上、地理和地缘上、行政管理上具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范畴，并非要强调金融结构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如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监管制度具有强烈的区域特点，而是要强调外在的经济、金融发展环境因素如经济条件、金融供给和需求、金融调控、金融风险控制的区域性，以及满足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在特定区域的实证分析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