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

瀚　青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教育家。

梁启超幼承家学，聪颖异常。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岁后开始接触西学。后拜康有为为师，入万木草堂，系统研习中西学术，接受变法维新思想，协助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成为维新派的理论骨干。1895年入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成为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物，人称“康梁”。次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撰《变法通议》等文章五十余篇，宣传变法理论，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1897年底应聘赴长沙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为办学宗旨，宣传君主立宪思想，培养了蔡锷等高足弟子，开湖南风气之先。百日维新期间，受命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在东京创办大同学校，在神户创办同文学校，皆任校长。1907年组织政闻社，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后仍坚持立宪保皇，政治上趋于保守。1913年回国后，出任共和党党魁，后改组为进步党。这时的梁启超热衷政治事务，先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后又成为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策划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1918年赴欧洲游历考察，回国后宣告政治退隐，全力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开大学、东南大学讲学，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成为著名的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后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长期的教育实践形成了梁启超丰富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学校教育的盛衰与国家强弱关系密切，国家强弱以教育为转移，主张教育救国。他强调要想自强，必须开启民众智慧，开民智的关键在于兴办学校。人民由愚昧到智慧，国家由弱小到强大，关键在于兴办学校教育。因此，他呼吁建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培养维新变法人才。要兴学就必须废科举，他批判科举是“锢蔽文明”、“坠塞聪明”的主要根源，变革科举是兴办学校的先决条件。

在学校制度上，他按儿童身心的发展，把教育分为四个时期，即幼童期（5岁以前），受家庭教育和幼稚园教育；儿童期（6～13岁），受小学教育；少年期（14～21岁），受中等教育或相当于中等的师范和各种实业教育；成人期（22～25岁），受文、法、理、医、农、工等大学教育。教学内容上，提出了公德、利群、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进步等道德教育，“中学”与“西学”并学的智育教育和设置体操、注重饮食起居的体育教育。教学方法上，注重教学要适合自然原则，适应儿童心理，注意激发儿童兴趣，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在办教育的次序上反对先办大学，认为中国兴学，应从初等义务教育开始，凡有千人以上的市镇村落，必须设立小学一所。

对师范和女学教育，他尤为重视。他是中国师范教育的开创者，曾专门撰写《论师范》一文，认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先导。如果师范不立，要想兴办教育，教育人才是根本不可能的。师范教育是其他教育的基础，要革除旧的陋习，开启民众智慧，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从男女平等的思想出发，梁启超大力提倡女学。1896年发表《论女学》，系统地阐述女子教育观点，抨击了传统教育制度对女学的不重视，致使中国女子大多数是文盲，导致人口素质下降，这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强调“欲强国必由女学”。他大力倡导男女平权教育，并预言将来的教育必定是男女合校。这在今天已毫不足奇，但梁启超在19世纪末便提出，确实有预见性，并产生强烈影响。

在教育目的上，梁启超强调培养“新民”。流亡日本期间，他曾撰写《新民说》，明确提倡教育要培养“特色国民”，即“新民”，明确强化了教育改造国民性的功能。他认为“新民”应具备的人格特征有18种之多，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自由、尚武等，推进了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在梁启超以前的教育家，主要提倡人才教育，强调人才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其后的教育家开始提倡国民教育，注重于整个国民素质的培养与提高。这是中国教育思想的一大转变，是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