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时期梁启超思想转变中的日本因素

日本的政治、文化及学者们对梁启超产生真正意义上、全面、深刻的影响，是在他流亡日本并学习掌握了日文以后。怀着渴望学习日本成功经验的诚心，在逃往日本的军舰上，梁启超便开始学习日文，并阅读了第一本日文小说《佳人奇遇记》。初到日本的几年中，随着日文的长进和对西学的深入了解，梁启超的思想较之以前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思想为之一变”。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很多，可以肯定的是与他在日本期间对日本思想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日本社会的特殊环境是分不开的，下文将从对梁启超政治态度产生过影响的几点因素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性地分析。

1．康、梁向日本政府谋求营救光绪失败，转而自谋救国之路。根据曾亲自帮助梁启超出逃、时任日本代理公使的林权助^[64]回忆，政变后，梁启超曾到日本公使馆找到他，“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梁告诉林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已经被捕，自己也做好了被捕的打算，最迟也将在三天之内被杀。梁说：“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但他请求林权助帮其完成两件事：一是“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二是“救康有为氏”。林权助应允这两件事后仍然表示愿意搭救梁启超，但梁听后“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65]从这段记录不难看出，政变发生后的梁启超并没有逃亡的打算，准备英勇就义以死殉国。而就在当天夜里，梁启超再次跑到公使馆，并在林的帮助下乘大岛号军舰离开。梁启超心意的突然改变，与借助日本力量继续变法大业有直接关系。1898年9月27日，在军舰上梁启超便致信给伊藤博文：“寡君现在闲居南苑一室，名瀛台者，四周环以水，行坐饮食皆有人看管，命在旦夕。一二志士妄思援手者，皆以计穷力竭，呼吁无由，若贵邦及诸大国不救之，则为绝望矣。启超等明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然日暮途远，不得不倒行逆失。彼女后及满洲党执国权则亡也，诸邦群起干预内政亦亡也，其为亡一也。宁藉日本、英、美之维持，不甘为露西亚（俄国——笔者）之奴隶，敢披沥心腹，陈于执事，惟衷而察之。”^[66]

不难看出，梁启超选择逃亡日本的目的十分明确——设法谋求英、美及日本政府帮助，营救光绪并帮助其复权，完成未竞的改革事业。尽管十分明白外国干政会给中国带来隐患，但与慈禧太后当政中国必亡相比，两害取其轻，梁启超宁愿选择外国干涉。梁启超流亡日本初期，正值日本政局变动，伊藤内阁、大隈内阁和山县内阁三任内阁交替之时。梁启超的设想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日本执政内阁的态度，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对三届内阁的背景和更迭做简要介绍。

明治维新后，随着明治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先后死去，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成为日本政界的实力派人物。1885年，日本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建立内阁制，伊藤博文击败强敌成为日本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至1898年5月，伊藤博文陆续任三届内阁。在此期间，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等先后组织自由党和进步党，发起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两党都是明治初期自由民权派的后裔，属于与政府藩阀相对立的民党范畴。民党在政治上主张开设议会、制定宪法，这与伊藤博文的主张一致，因此在伊藤内阁期间，伊藤博文先后与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谋求联合，但由于不能满足二人在政治上的要求，致使自由党和进步党联合起来，在1898年5月否决了政府最重要的“地税增征案”，最终导致伊藤内阁在议会中失败并倒台。伊藤内阁解散后，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分别在1898年6月21日宣布解党，并于22日共同结成新党——宪政党，6月30日，宪政党组阁，即大隈内阁。大隈内阁存在的时间很短，由于自由旧党和进步旧党在阁僚名额和职务分配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11月7日就宣告解散，仅存在了四个月。利用宪政党内部派系的争斗，以山县有朋为首的藩阀派获得了第二次组阁的机会（1889年12月24日第一次山县内阁成立），政权由民党再次转到了藩阀政府手中。

从时间上看，中国的戊戌变法开始时正值伊藤内阁和大隈内阁的交替，变法失败、梁启超向日本政府求助是在大隈内阁执政期间，而谋求营救光绪则是发生在山县内阁时期。大隈内阁是对中国维新派最为同情的一届内阁，也是营救康梁的具体实施者。据林权助回忆，政变当日梁启超离开公使馆后，伊藤博文说：“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当梁启超到达日本后，大隈重信就“把这帮助的麻烦自愿地承担了”。^[67]对于大隈内阁解救和容留康、梁的原因，据梁启超的说法是：“大祸既迫，德宗央英使馆护南海先生出京。然未央日使馆也。时日人初行新政，一颦一笑，惟欧洲是效，以为欧洲之文明政治，有保护他国政治犯之举也，亦欲在中国有所树为，一以夸耀文明于欧人，一以树势力于中国政党。”^[68]日本希望效法西方政治文明赚取面子并在中国拉笼亲日的政党势力只是原因之一，此外，大隈内阁领导的宪政党的政治纲领是“对内要打倒藩阀政府，树立民主政治，对外期待朝鲜、中国能早日解脱封建的政治体制，成为近代民主国家”，^[69]在外交上主张中日英联合钳制沙俄，这与康、梁的外交主张一致，基于此，大隈内阁对中国的维新变法必然怀有同情之心。

在给伊藤博文的书信未果后，梁启超于10月26日致信大隈内阁的外务大臣大隈重信，转而向其寻救帮助。在这封长达四千余字的信中梁启超向大隈说明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指出如果慈禧执政，俄国将称霸东方，日本与中国利害关系密切，“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再次请求日本政府施以援手帮助光绪复位。收到这封信后，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与梁启超进行了一场细致的笔谈，这次笔谈的内容与信中内容大致相似，此处不做全文引用，结果是梁启超得到了看似乐观的前景，志贺重昂表示：矢野（矢野龙溪）已经选择时机向天皇奏请营救光绪事宜，“皇上健然”。^[70]在这场笔谈的同时，康有为也拜访了大隈重信，阐述了与梁启超相同的观点，根据《日文档案》记录当时的情形：“大隈伯正值屡遭失败，在国内政坛失势，却难以克制内心之功名野心，感叹唏嘘之时，自然马上就对康等流露出同情之意，其赞赏之言行均有实可查。”^[71]二者相互印证能够得知，大隈重信的态度是决定保护康、梁并支持营救光绪复位，但他的目的却是出于政治斗争失败，重返政治舞台的需要。即便有了大隈的支持，康、梁计划的前景反映在现实中也不甚乐观，因为此时大隈内阁已经倒台，藩阀派的山县友朋重新组阁，所以康、梁并没有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大隈身上，他们想方设法与山县谋求会面的机会，经过多方搜寻，笔者没有查阅到记录双方见面或书信的任何资料，加之山县内阁为藩阀内阁，对维新素来不感兴趣，故推测康、梁在山县内阁中并没有取得任何支持。不仅如此，两个月后，日本政府对康、梁做出了驱逐计划，最终康有为离开了日本，也再次印证了山县内阁的淡漠态度。

鉴于维新变法期间日本对维新派的同情态度以及变法失败后对变法人士的解救，康、梁十分确信，在考虑到中日唇齿关系以及日本在中国利益后，日本政府能够解救光绪皇帝并助其复位完成维新事业。而当康、梁的这一愿望彻底破灭后，康有为出走美洲，梁启超在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的保护下以做学问为由留在了日本，二人开始另外寻求解救光绪的新方法。由此，师徒二人产生了第一次政治分岐，康有为游走美洲组建保皇党继续坚持温和的改良，梁启超则趋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联合，并在事实上开始了近两年时间的激进言行。

2．随着对福泽谕吉、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等日本启蒙思想家思想认识的深化，梁启超对文明、民权和自由有了新的理解。

梁启超说：“哀时客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阴山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若出两人”，^[72]之所以有这种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源于“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接触到大量的日译西学，另一方面则是“畴昔所未穷之一，腾跃于脑”，^[73]他对从前只是简单了解的一些日本学者的思想，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其中主要包括福泽谕吉、中村正直和加藤弘之。现扼要论述如下：

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第一大启蒙思想家，比梁启超大37岁。福泽谕吉出生在日本丰前中津藩的一个下级藩士之家，从小痛恨封建门阀制度。谕吉的老师是幕府末期著名维新思想家白石照山，受白石照山影响，福泽谕吉在幕府与列强勾结的深刻民族危机面前，主张推翻幕府谋求国权。1859年冬，福泽谕吉作为日本使节团的成员之一赴美交换日美通商条约书，1862年，又作为幕府遣欧使节的随员访问英、法等欧洲国家，这两次出行的影响成为他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他惊叹于欧美的人权思想和平等精神，认识到日本若要进入文明社会，必须要从思想上的文明开化开始。此后，福泽谕吉再次以幕府军舰接受委员随员身份出访美国，这次归国后，他开始在日本大力倡导近代精神和“文明开化”理论。《文明论之概略》是福泽谕吉的代表作，他将“文明”一词带入日本社会，福泽对“文明”的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是相对于野蛮而独立存在的，“是形容人们之间的交际逐渐改善而奔赴一个良好的霎时境界的词语”，^[74]有逐渐形成一种国家体制的意思。那么如何能达到文明呢？在福泽谕吉看来，文明是伴随着智德而发展的，智德愈进步，人类就愈文明。据此，他将人类社会分为三阶段：野蛮——半开化——文明，这三个阶段既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经阶段。这样，福泽谕吉就将文明完全置于进化论的理论框架中，他认为欧美虽然文明程度较高，但还没有达到完美的最高阶段，日本正处于半开化阶段，未来的发展方向则是以西洋文明为目标，赶超西洋文明。在福泽谕吉的宣传下，“文明”在日本社会成为脍炙人口的词语，影响了整个日本近代思想界，有力推动了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梁启超在去日本前就对这本书有过了解，并由此对福泽谕吉产生赞叹之意，他说：“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75]

梁启超接受福泽谕吉的“文明进化论”是十分容易的，因为谕吉的进化论理论框架对梁启超来说并不陌生，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最早来源于老师康有为的“三世论”和严复的《天演论》，尽管他对进化论的理解在后来不断地进行更正和修补，但他的一生可以说都是进化论的忠实追随者，这个问题在前文中有所介绍。然而在流亡日本之前，梁启超对“文明进化论”的理解主要基于“三世论”的认知层面，他用“三世论”来解读谕吉的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个阶段，试图为他的维新变法寻求理论支点。到了日本以后，他大量接触到福泽谕吉和西方的经典著作，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他对文明的含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在其基础上注入了新的解读，他将福泽谕吉理论加以发展，把“文明进化论”发展为文明发展史，运用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来重新看待日本明治以后的文明发展脉络，并以此反观中国传统历史，由此他产生了救国的新理念——新史学救国。1902年梁启超先后写下《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开始公开批判中国的传统史学，他说中国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这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根源，若想改变，必须要主张改造史学使其社会科学化，由此在中国吹响了“史界革命”的号角。

福泽谕吉在号召日本走向“文明开化”的过程中，也引入了“德”的概念，他说“文明应谓人之安乐与精神之进步”，“人之安乐与精神之进步乃是依靠人之智德而来”，^[76]所以归根结底，文明就是人的德智的进步。那么如何理解“德”？福泽将“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两类范畴，“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做私德；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德”，^[77]福泽认为，二者相比，公德的地位居于私德之上，私德的功用主要体现在野蛮时代，随着文明程度的上升，将逐渐丧失其社会功能而转化为公德。福泽谕吉对公德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梁启超的道德观。1902年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号召在中国培育新民，《论新民》系列篇章是他新民思想的集中体现，《论公德》和《论私德》分属其中。一般来说，学者们往往把写于1902年的《论公德》和写于1903年的《论私德》视为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的重要表现，这个问题文章在前文中也有所论述，此处不再缀述。需的讨论的是，福泽谕吉的“公德”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有多大？和福泽一样，梁启超也将“德”分为“公德”和“私德”，在新民思想萌生初期，梁启超同样将公德的形成视为培育新民之最高目标。与福泽不同的是，梁启超在解释“德”的含义时，加入了“群”的概念，或者说他将福泽具体化的公、私德的标准加以更高层次的提升，他说“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一私人之所以自处，与一私人之对于他私人”谓之私德，即梁启超认为，德的公、私之分标准在于他所面向的对象，面向群体为公德，面向个人为私德。公德的基本精神境界是“牺牲个人之私利，以保持团体之公益”，“团体”可以引申为群体、社会和国家。这样，梁启超就将国民的道德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了在一起，将民族国家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在国家的最高利益下，国民必须要放弃私德，服从国家，这是判断国民个人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准。梁启超到日本后对福泽谕吉理论的发展，是与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相适应的，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生存竞争危机时，要求每个民族成员的个人利益完全服从国家利益，共同抵御外辱，求得民族的独立和尊严。

从接受“文明进化论”到倡导以史学救国，从接受公私德思想到进而提升为国家思想，可以说，福泽谕吉对梁启超的影响，开始于维新变法之时，深刻于流亡日本之后。

中村正直（1832—1891）是另外一位对梁启超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日本思想家，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来源，相当大一部分来源于中村正直。梁启超到日本时，中村正直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翻译的《自助论》还是带给了梁启超很大的启发。中村正直出生在日本江户麻布一个下级武士之家，师从著名学者佐藤一斋并继承了其师开放折衷的学问态度，在救国路线上，他既提倡固国本，也提倡学习西洋。从英国留学归国途中，中村正直第一次读到斯迈尔斯的《自助论》，这本书使他爱不释手，归国后立刻着手翻译出版，日文译名为《西国立志编》。《西国立志编》出版后风行海外，产生了极强的社会渗透力，成为日本提高国民素质的修身教材。中村正直认为，在国家的政体改革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上，国民素质应放在第一位，这是改变日本落后的首要任务。显然，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与其极为相似。梁启超尚在国内时，就已经简单了解《西国立志编》，康有为编写的《日本书目志》曾收录了三种不同版本的《西国立志编》，其七篇序言完全用汉语写成。中村正直将西方各国强盛之本归结为人民的品行即国民素质，梁启超认同提升全民素质在强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故他在戊戌变法中主张教育民众。和中村正直不同的是，中村认为西方强盛的本原除国民素质外别无他因，而梁启超认为除国民素质外，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差别是“智”的强弱，即政体、政治制度的不同，基于这种思想，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维新变法。如果说中村正直与日本明治时期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将“维新”定义为“人民之一新”，那么梁启超则恰好相反，他将“政体之一新”放在首位。

从这一角度来说，梁启超和中村正直的理论并不相悖，梁启超对国家强盛道路的理论构建中同时包括上述两个方面：既有新民，也有新政体。在国内时，梁启超认为新政体要先于新国民，到了日本后不久，他渐渐隐去了对政体的期待，大力倡导新国民，即便是在他高呼革命的那段时间。1902年他在《新民说·序论》中的一段话已经可以看出与维新变法时的不同了：“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固，而身犹能存者也。则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容，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这时梁启超已经认识到，倘若国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即便政体与西方一样，都无济于中国的现状，只有从教育国民入手，建立新的道德，培育新的国民，而后才有改革制度的成功希望。

如此说来，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的来源受到了中村正直的启发，甚至其中的相当部分思想来源于中村正直，但梁启超并没有完全地接受中村的思想，而是根据中国与日本的不同，选择性地吸收和运用，甚至加以改动，这也是梁启超和中村正直分别做为两国的启蒙思想家，在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上，处理方式上的不同。

加藤弘之（1836—1916），与通过著作间接了解其他思想家不同，梁启超与加藤弘之是相识并有过直接交流的。1899年5月，梁启超参加了日本哲学会的春季大会并发表《论支那宗教改革》的演讲，加藤弘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与梁启超结识。梁启超从此开始接触加藤弘之的著作，并在国家思想的形成演变过程中受其影响。加藤弘之是当时日本德国国家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国家思想变化过程与梁启超极为相似，加藤早期代表作有《真政大意》《国体新论》等书，宣传天赋人权思想，人民的自由权利和自由精神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只是为了保卫这种天赋的人权和幸福实现的一种手段。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只有共和政体能够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加藤弘之前期的思想主张。1881年（明治十四年），加藤弘之对之先所著的《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国体新论》等著作提出绝版要求并在国内禁止出售，这标志着加藤对其早期思想的自行终结。1882年，新著《人权新说》出版，加藤弘之笔锋一转，开始利用进化学理论反对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对于这种转变，加藤自己解释为读到了伯伦知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书籍，认识到天赋人权是无根据之说，以共和政体为上的观点实在荒谬。1893年后，他先后写成《强者的权利竞争》《道德法律与进步》《天则百话》等书，提倡“强权”思想并主张立宪政体。

从时间上看，梁启超与加藤弘之结识时处于加藤学术思想的后期，这时的梁启超正是思想中最激进的时期，他醉心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说，高唱革命，以共和政体为实现目标。加藤弘之对他而言，只是一位在思想界有影响的思想家，他在《加藤博士天则百话》中如是介绍：“日本文学博士加藤弘之，德国学派之泰斗也。专主进化论，以爱己心为道德、法律之标准。其言固多偏激有流弊，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其影响于日本学界者甚大焉。余夙爱读其书，故不欲介绍其学术于中国，盖虑所益不足偿所损也”。^[78]可见，考虑到加藤的保守的渐进主张与自己所革命共和理念相反，梁启超在介绍加藤弘之时是有所保留的。然而1903年访美归来后，梁启超开始接受伯伦知理的国家理念，并以此为武器反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同加藤一样也进入了他本人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说很难说梁启超是出于对伯伦知理的认同接受加藤弘之的学术思想，还是以加藤弘之为桥梁了解了伯伦知理，总之，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中可以找到很多加藤弘之思想的影子。

“强权”理论是加藤思想中带给梁启超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加藤提出，人类同植物一样，在体质心性中遗传于父母，并受周围事物的影响，必然产生优劣的差别，于是就会有强者权利的竞争，在面对生存竞争时强者以其权力翦灭弱者，弱者以欺诈免强者之暴权，优胜劣败自然淘汰，这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都不可避免的过程。将强权思想引入到进化论的理论框架中，对一贯拥笃进化论的梁启超来说接受起来是十分容易的。梁启超的强权思想的本源就来自于加藤弘之，对于这一点，他本人并不避讳，在《论强权》中他直接指明本文是“述加藤弘之先生之余论而引申之者也”，^[79]并几乎完全蹈袭了加藤弘之的观点。按加藤弘之观点，强权根据社会的文明开放程度分为两种：在野蛮未开化的社会“强者之权力专粗暴而猛恶”，在文明开化的社会“强者之权力专高尚而优大”，二者在“强权”的统一性质上是相同的，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野蛮社会强权表现为君主对人民行擅恣的权力，贵族对平民行猛大的权力，奴隶主对奴隶、父对子、夫对妻行非道的权力；在文明开化的社会强权则表现为君主对人民行合法的权力，父对子、夫对妻行稳当的权力。两种社会状态下的强权，并无质的区别。梁启超完全接受这个观点并做如下表述：“强权有两种，一曰大而猛者，一曰温而良者，虽然，等之为强权也。寻常学者，骤闻强权二字，辄以为专属于大而猛者，而不包有其温而良者，此实误也，猛大与温良，视乎他力与本力相对之强弱，而本力所现之象，随之而异云尔，若本力之原质，则固非有异也。此吾所以统括猛大与温良两种权力，而概名之为强权也。”^[80]加藤弘之和梁启超都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猛大的强权将演变为温良的强权，但是对于这种演变的过程，二者的解释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加藤弘之完全运用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发达进入文明之国时，原来的弱者渐渐成为强者能够以之前的强者相对抗时，就会出现强强对抗、两个强者的权力相互认可的状态。强国与强国竞争的结果同样，当带有法律性质的交际日渐进步发达，以及各国的共同利害关系逐渐增多时，整个世界就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强权理论中国家发展的最终结果。梁启超不完全认同这一演变过程，他承认加藤在强权发展中的进化论思想，但同时又加入了有别有加藤理论的公羊春秋三世论。梁启超将强权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随着世运和人智的进步和发达，弱者将渐有强权能够与昔日的强者对抗，在经历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发展阶段后，猛大的强权转变为温和的强权，再经过经济革命与女权革命后，最终达到人人有强权、群群强权相等的太平之世。其实，加藤弘之和梁启超在对强权最终发展的结果上，态度大体是一致的，只是梁启超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加入了儒家公羊三世说的理论，总体来说，他的强权思想的绝大多数，来源于加藤弘之。

1900年前的梁启超正处于对中西文化进行融会、消化、取舍的矛盾中，在理顺日本进步思想家在其思想形成、过渡中的影响时，不妨说他们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大的诱导和指南的作用，这样说似乎更加贴实一些。

3．梁启超在日期间与爱国青年的交往成为他转向革命共和的动力之一。

初到日本的几年中，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同他与留日爱国青年的密切交往分不开的。戊戌政变后，戊戌六君子血的教训使国内相当一部分爱国青年转入新式学堂求学，甚至出国留学。1896年，留日学生仅有13人，1899年为200余人，至1906年已经达到13000多人，日本正在悄然地取代欧美成为中国学生心目中的求学圣地。与以往留学生不同的是，20世纪初期赴日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经历了维新与守旧的冲击后，很多人是带着革命的思想来到日本的。梁启超在湖南主持时务学堂时的20多位学生，此时也千里迢迢东渡日本，起初梁启超为他们提供食宿，按照时务学堂时期的教学方式向他们传授学问，后来梁启超常常回忆他和这些学生同甘共苦“共图革命”的情景：“到了戊戌政变，时务学校解散，我亡命到日本。当时那些同学，虽然受到社会上极大的压迫，志气一点不消极。他们四十人中有十一人相约出来找我，可是并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他们冒了许多困难，居然由家里逃出来跑到上海，但是到上海一个人不认得，又费了许多手续，慢慢打听，才知道我的住址，能够与我通信，后来我听说松坡到上海住在旅馆的时候，身上不多不少只剩下一百二十个有孔的铜钱。他在还没有得到我的回信之前，也曾进南洋公学，在那里一个多月。其后我接到他们的来信，凑点盘缠，让他们到日本来。但是我在这个时候，正是一个亡命的人，自己一个钱都没有，不过先将他们请来，再想办法。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功课是叫他们上日本学堂。我除了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办法让大家读书作札记之外，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预备日本话同其他几种普通学——如数学。这样的生活前后有九个月的时间。”^[81]

不久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高等大同学校，这是一所为了让海外华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学校，这些学生便和此前横滨大同学校的7名学生一起进入这所大同学校就读。在这些青年学生心目中，梁启超是英雄和偶像，也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冯自由、杨廷栋、雷奋、蒲殿俊、肖汀、邹容、陈天华、黄兴、吴玉章、廖仲恺、蔡锷……此时正值梁启超频繁与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往来频繁，有联合组党计划之际，加之大同学校教材大多使用英法等国思想家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学说，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热血青年，比其师梁启超的思想更加敏锐、热情、革新、进取，他们同气相求，相互激发，各以卢梭、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庇尔、华盛顿相期许。当时唐才常也在那里，他们常常在一起高谈革命，后来这些学生中有很多人殉难于庚子勤王运动，“我们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哪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着唐先生死去大半。”^[82]他们牺牲时的慷慨气节，给了梁启超很大的刺激，继戊戌六君子后血淋淋的事实后再次摆在他的面前，旧道德、旧学术的束缚使他无法承受，于是，在他的教育和指引下，他的众多学生投入了革命派阵营，梁启超称他们是“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之主人翁”，^[83]并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奋发的力量甚至是革命的动力。

梁启超等人在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