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98年到1906年，是梁启超思想的转型时期，如果说在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的思想还没有脱离康有为思想的框架，到了日本几年之后，随着眼界的开阔和环境的变化，他的许多观点较之以前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改变既有学术思想上的变化，也有政治思想上的变化，有些变化甚至是一变再变。康有为评价梁启超“流质善变”，梁启超自己也坦诚“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时常交战于胸，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
—年梁启超思想的内在理路_梁启超思想的“变”与“常”（1898—1906）
1898年到1906年，是梁启超思想的转型时期，如果说在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的思想还没有脱离康有为思想的框架，到了日本几年之后，随着眼界的开阔和环境的变化，他的许多观点较之以前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改变既有学术思想上的变化，也有政治思想上的变化，有些变化甚至是一变再变。康有为评价梁启超“流质善变”，梁启超自己也坦诚“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时常交战于胸，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梁启超在思想上的确是多变的，这也是他政治思想中的一大特色，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极为重要也是相当特殊的人物，他既是一位启迪国民思想的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救国救民的政治家，还是一位笔端有着魔力的宣传家。他的每一次思想上的改变，都会引起整个思想界的极大震动，影响和改变着许多青年人的政治取向和人生道路。行动支配于思想，思想来源于实践，梁启超的善变不是随心所欲的，他的每一次改变都是有章可循的，即怀着一颗诚挚的爱国之心和努力求索救国之路是他始终不变的宗旨。本章将以1898—1906年这八年间梁启超思想的变化为中心，尝试探讨并作出如下分析：1898—1906年梁启超的主要思想变化有四次，一是在政体的选择上，从维新变法时期的推动君主立宪到赴日后主张革命以共和，再到1903年后回归到立宪阵营；二是从“尊孔保教”思想向“尊孔不必保教”思想的转变；三是提出欲救国必先新其民的新民主张；四是在日本文明史观的影响下，于1902年提出“史学救国”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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