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从时间上大体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研究状况和改革开放前后的研究状况两大类。
1936年，由梁启超的朋友丁文江主持、赵丰田编写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完成初稿，几经修改，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研究梁启超的必读书。这本书采用梁启超与师友之间的书信700余件，这些书信比公开言论更能真实地反映梁启超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但书中个别书信和文章的系年不太准确，故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对所参考和引用的资料进行了多方考证。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等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下，一些学者出于当时特殊的现实需要，开始越来越多地批判梁启超的思想，甚至完全否定。这一阶段学者们主要是对梁启超所参与的政治活动及其历史功绩进行综合评价。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梁启超除了在戊戌变法时期有进步性之外，其他思想都是不足取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代表专著有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该书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坏破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4]1949年之后对于梁启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到了思想领域，学者们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热衷于给梁启超进行阶级划分，尽管成果不多，但评价几乎完全是否定的。从1956年一直到“文革”之前，这种倾向越来越严重。到了“文革”时期，大陆方面对于梁启超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此时代表专著几乎没有，只在思想史研究著作中有所涉及，如候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978年以后，随时政治形势主流趋向的发展和稳定，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有了现代化的新视角，学者们尝试对梁启超的思想理念、实践活动展开新角度、新方法的再认识和再评价，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研究成果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登上了一个高峰。比较早的一批著作有孟祥才、杨希珍的《梁启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王勋敏的《梁启超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吴其昌的《梁启超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朱俊瑞的《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年）等。其中孟祥才、杨希珍的《梁启超》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专著。这本书对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宣传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进步性、由此带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以及对近代文学的贡献都作了积极和肯定的评价，同时也对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反对革命的言行进行了否定。从总体上来看，这本书突破了“文革”前后对梁启超进行评价时全盘否定倾向的束缚。再有钟珍维、万发云的《梁启超思想研究》也成书较早，于1986年由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对梁启超思想研究的又一部重要成果。这本书的特点之一是，摒除了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干扰，针对长期以来对梁启超评价偏低的问题，给予梁启超的思想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此书的特点之二是，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梁启超的思想，依次对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史学思想、哲学思想、法制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新闻思想和文学思想进行剖析，大体可以反映出梁启超的思想全貌。这本书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一部开拓性著作。
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真正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状态的时间，具体来说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大批相关著作，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国民、伦理、教育、文学、学术思想等方面入手，对梁启超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评价。其中代表性的有：《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梁启超评传》及《新论梁启超》。
由戴逸主编、陈鹏鸣著的《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是对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研究比较详细的一本书，在该书中，作者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置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视野中，以《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等梁启超的学术著作和梁启超与师友[5]的交往为切入点，分别研究了梁启超的哲学、政治、经济、史学、文学和教育思想。在讨论师友对梁启超产生的影响时，作者认为康有为使其转变了治学的态度和目的，走上了关心学术、爱国爱民的学术道路，严复和黄遵宪介绍了西方思想，开阔了梁启超的眼界，使他开始批判传统的保守思想，特别是在梁启超由“尊孔保教”向放弃保教转变时，黄遵宪起了很大的规劝作用。这本书的特点是对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介绍部分较多，对其学术思想形成原因的归结，突出强调了师友的影响。
吴廷嘉、沈大德合著的《梁启超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系统地研究了梁启超几乎全部的学术活动，并深度剖析了梁启超的学术活动，将其细化为精华与糟粕，指出其成就与局限，理智地思索梁启超在学术上的影响和贡献。在该书中作者认为，近代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曲折性是对梁启超思想评价不公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长期忽略梁启超作为启蒙学者的本质特征，不断以其所短攻其所长，构成了学界对梁启超学术评价的失真。全书中作者用了科学的态度观察、分析梁启超，又用心灵和感情去理解他，应该说这是学术研究中应有的一种态度。特别是在梁启超同革命派的关系上，作者认为梁启超曾经真心地同革命派交往，对两党的分歧认识也十分清楚，但来自康有为的压力使他在口号和理论宣传上显得似是而非，并不代表他欺骗了革命派，这种观点与学界一些研究者以此判定梁启超在学术上和思想上具有欺骗性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新论梁启超》一书的作者董方奎长期致力于研究戊戌维新运动、梁启超和清末社会转型，他曾著有《梁启超与护国战争》《旷世奇才梁启超》《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争论》。《新论梁启超》是其所写的一部有关梁启超的专著，于2007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时间为经，对戊戌前后梁启超对政体的选择、辛亥革命时期拥护捍卫共和的举措等问题作了详细论述。其中最有新意的是书中第六章对梁启超的定位部分，作者将梁启超定位为“善变的豪杰”，指出“百变不离其宗”是梁启超善变的哲学理论基础，“他从不出卖政治原则，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断抛弃旧说，知错必改”，他放弃美式共和方案而转向开明专制，“是理性认识深化的结果，是从躁进走向冷静，是从乌托邦的幻想走向现实”。同时，作者还将梁启超的尊孔与康有为的尊孔区别对待，指出“梁启超的尊孔读经，是为了继承我国古代文化之精华，推陈出新，创造新的文化”，[6]这与康有为是完全不同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梁启超的多变遭到众多研究者的误解和非议，董方奎对梁启超“善变”的定位，为重新评价梁启超、深化梁启超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改革开放之前，当大陆对梁启超的研究陷入阶级斗争的误区时，台湾、香港、日本、美国等地区和国家的学者已对梁启超有了深刻的研究。
海外较早研究梁启超的专著是美国学者勒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成书于1953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这本书主要是从社会环境与梁启超各个时期思想变化的关系进行研究，他把梁启超一生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73—1898年，这是梁启超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刚刚有所认识的时期，为了延续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梁启超致力于“西学中源”说；第二个时期是1898—1912年，梁启超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区别是个体的国家而不是整体的西方社会，故而放弃对西方文化的挑战；第三个时期是1912—1929年，这一时期梁启超通过欧洲旅行，看到一战后西方的没落，“好比失去了罗盘的航船”，重新开始了将西方和中国的对比。这本书出版之后，正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评价的一样，他卓越地评述了梁启超与中国古代、近代乃至西方思想的联系，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同一时期的研究者还有台湾的学者张朋园，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这些书籍都涉及了梁启超的思想，只是角度各有侧重。
1993年，日本京都大学成立了由狭间直树教授主持的、以“日本を媒介とした西洋近代认识”为焦点的梁启超研究班，经过四年的努力，其研究成果以研究报告《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于1999年出版，中译本为《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这本书共收录文章14篇，其重要意义和价值在于，从观念与知识体系的大转换角度重新估价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对于这一点，金冲及、张朋园、杨天石三位先生在为此书所作序言中大为肯定。
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教授张灏也曾对梁启超展开研究，著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特别是《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书，成书于1971年，此书一反“西方的冲击”这一研究模式存在的偏激，强调了中国文化传统在受到外部冲击时体现的活力。作者通过对1890—1907年代梁启超思想的研究，详细考察了中国思想在很多领域的相互影响，勾画了它们在梁启超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本书可以说是继勒文森之后国外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又一力作。
综观上述成果，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方面对梁启超思想研究的特点有：
第一，将梁启超的思想细化，研究重心由政治思想向史学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等领域扩散。过去对梁启超的研究多是从整体上进行全面研究，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倾向于细化，对某一阶段、某一个思想、某一个事件进行单独研究增多，研究者也不再局限于历史学领域，如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哲学思想等等，再如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梁启超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潮等。因其作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仍然是学界探讨的重点，但角度已经细化到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
第二，新视野、新观点、新思路的著作层出不穷。近二十年来，史学研究者提出了很多新的研究理念，给当代梁启超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历史定位和活力。如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始终把梁启超提出的改良思想和革命对立起来，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局限，大多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梁启超的重点。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陈旭麓在199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提出，革命和改良的目的都是使社会进步，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矛盾中的和谐，在历史的进步中是缺一不可的。梁启超一生坚信改良，反对“杀人流血”的暴力革命，从1905年到1907年一直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和革命派进行大论战，因此对改良进行重新定位，对于梁启超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再如，关于梁启超对洋务派的批判的问题，过去学者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倾向于梁启超与洋务派在变法的“本原”不同，也就是制度上认识的不同，从而肯定梁启超“开民智”“兴民权”在当时条件下的先进性。现在有学者提出新的看法，认为梁启超只重视“民智”“民权”，并且以“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忽视了经济对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制约，是不足取的。
再有，近几年来，梁启超的历史观和梁启超旅美前后思想和理念上的变化成为学界新的研究热点，学者们更多地把“梁启超的进化史观和英雄史观”“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梁启超欧旅前后政治思想的不同”作为新的研究热点。由于梁启超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大师，一生思想涉猎广泛，吸引了其他学科学研究者的视线，各个学科的专家结合自身优势，形成了许多学科交叉点，如“梁启超与心理学”“梁启超与社会主义”等。
第三，对传统研究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不仅来自对传统观点的辩驳，更有对传统史料的重新怀疑和考证。如经陈鹏鸣在《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中考证，在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将“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这一挽联误认为是钱玄同所送，事实上根据《胡适日记》和其他材料，应是胡适所送。而目前几部关于梁启超的重要传记，都沿袭了这一错误之说。所以一大批经过重新考证、修订后的史料不断被印刷出版。同时近几年来有关梁启超的新史料、新手稿的发掘与整理也促进了研究的繁荣，学者们更多地使用新的外文资料作为研究梁启超在日本期间的生活及旅美、旅欧过程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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