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学术建制

第二节　文化研究的学术建制

如前所述，文化研究作为新兴学科的诞生地是英国。从学术建制来讲，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标志着文化研究的诞生。创立者首任主任霍加特是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他跟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威廉斯一道，开创了英国人文学术界以工人阶级和下层人民的文化为研究主体的先河。作为英国人文学科的学者，霍加特和威廉斯所受到的学术和思想的熏陶，来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英国很深的人文主义传统，即F·R·利维斯为代表的“伟大传统”观念。这一人文思潮强调的是西方从古典到近代的经典，以此作为文化的基石。这显然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观念。霍加特和威廉斯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在战后英国工人阶级要求改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轰轰烈烈的“新左翼”社会运动的大氛围中成为学者。他们一方面赞同利维斯的看法，认为经典作品千锤百炼，是文化的代表。但是他们另一方面，认为利维斯的贵族精英立场抹杀了文化作为广大群众尤其是下层人民生活方式的意义。所以这两位伯明翰学派的创始人，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普通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这里面当然具有很强的左翼色彩。

其实文化研究的初创者和当前的实践者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现代学术分工和知识的领域和方法。学科的划分与确立，对此提出了许多挑战、质疑和批判。我们在描述文化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历史构成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采纳了文化研究的挑战、质疑、批判的基本方法，列举与文化研究有关的各种主要问题并加以阐发。我们描述和阐发文化研究这一领域的现状、方法和历史时，所关注的是描述对象的语境，以及相关或相反的立场、观点，及其引发的各种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与可能性。换言之，我们不坚持认为我们对描述对象——文化研究——在作纯客观的、权威性的综合评价，而是充分认识到我们的描述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和我们对问题的取舍、描述与阐发的角度、观点和立场。因此，我们并不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来自西方的、已经成型或正在逐渐成型的学科来加以引进和介绍，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兴思想倾向和学术潮流，来与之进行对话。

文化研究的创始人认为文化研究是话语构成，实际上是在说学术与知识全部都是话语构成。所以不奇怪，文化研究对现代学术的理性主义的确定原则是持怀疑态度的，而更为重视学科的知识结构、机制与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的互相联系，即霍尔所述的“世俗性”和“政治方面”。世俗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因素对学术和知识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即使是现代学术和知识多半以把握、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为己任，以对事物的定性、定量、定位的确定性研究为宗旨，但学术本身，却无法摆脱不确定因素的根本影响。这是文化研究对学术和知识作为话语构成的基本看法。当然，学术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有对自身局限性的自省和自我批判，但是像文化研究（当然也包括后结构主义理论）这样，公然把不确定性放在其学术宗旨的核心，却是绝无仅有的。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始者们多具有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的背景。在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则主要集中在文学、人类学等领域，也有在新闻传播领域从事传媒研究的，但他们跟从事以社会学量化经验研究模式为主的传播学，则泾渭分明。在现代学术的强大机构建制之内，文化研究学者力图另辟蹊径，对学术机构建制有所创新。但毕竟学术建制的庞然大物过于强势，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以及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持的鲜明批判立场，最终也必然要纳入现代学术建制的现有体系内。

反顾文化研究学术建制走过的路程，我们看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高峰时代发展成为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但2002年学校主管决定关闭这个系。在一片抗议声中，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始地和核心终于失去了最重要的学术建制。在美国这个最为崇尚创新和标新立异的国家，至今尚未有一所名牌大学设置文化研究系。美国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在大学任教一般都在现存的系科专业担任教职，不少大学设立了文化研究中心，但以项目性的研究机构为多，不能授予本科学位，基本上不是正式的招收本科和研究生的系科建制。文化研究的研究生，也基本上挂靠在现有专业如文学、电影和传媒等之下。另一方面，2002年在芬兰建立了国际文化研究学会，跟十一个国家地区文化研究学会和二十六个文化研究中心建立了联系。十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研究学会多半在欧美国家，此外有日本、中国台湾和土耳其三个非欧美国家和地区。二十六个研究中心包括中国上海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三所地区性中心。中国香港的香港中文大学有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岭南大学有文化研究系。美国的多所大学有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系，如明尼苏达大学。许多美国大学开设文化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专业。总之，文化研究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受到了广泛关注，但要成为学术建制中的重要的学科，看来还有较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