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文学研究

第四节　流散文学研究

“流散”（diaspora）一词又译做“离散”或“流离失所”，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便被称为“流散研究”。虽然对流散写作或流散现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伴随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潮日益加剧，流散研究以及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热门课题。毫无疑问，在这一大的框架下，“流散写作”（diasporic writing）是体现了全球化时代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研究流散文学现象，是否可以纳入广义的国外华裔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我们认为，上述两种研究都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大范围，由于流散文学现象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有些还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写作，因此自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应当纳入跨文化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就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创作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创作界几乎每隔五年左右，就为当下流行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提供一批可以进行理论阐释的文本。比如说，在1978年之后，当中国文学理论界沉溺于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时，创作界便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往往走在理论的前面，结果使理论界的“滞后性”相形见绌。但是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时，一些具有后现代先锋意识，并掌握了后现代主义写作基本技法的作家的创作，却基本上和理论批评同步，因而使得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实践，迅速进入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的境地。这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正在走向世界，并且日益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了。

虽然，在后殖民主义写作领域，这方面的典型作品比较少，但后殖民主义很快就淹没在广义的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完全可以在散居海外的华裔作家的创作中找到优秀的文本。最近我们欣喜地读到一些出自海外华裔作家手笔的作品，并自然而然想到把他们叫做中文语境中的“离散作家”（diasporic writers）。这个词过去曾译成“流亡作家”。但流亡作家用来指这些自动移居海外，但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似乎不太确切，因而有人认为叫“离散作家”为好。但这些作家又不仅是离散，有些近似流亡散居或流离失所，因此我们认为译作“流散作家”比较贴切。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他乡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四海为家，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我们若考察近三十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便同样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然而却不无其内在规律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获奖者大多数是后现代主义作家，90年代前几年当推有着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叶，大部分则是流散作家。当然对流散作家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其广义的流散文学，和狭义的专指全球化过程所造就的流散文学现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过程的演变也有着自己的传统和发展线索。

早期的流散文学并没有冠上这一名称，而是用了“流浪汉小说家”（picaresque 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 on exile）这些名称:前者主要指不确定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状态的小说，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亨利·菲尔丁和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作家的部分小说就属此范畴，但这并不能说明作家本人是处于流亡或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后者则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往往由于其不同的政见或过于超前的先锋意识，或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或批评风尚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只好选择流落他乡，而正是在这种流亡的过程中，他们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美国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前苏联小说家索尔仁尼琴，以及出生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小说家奈保尔等。他们的创作形成了自现代以来的流散文学传统和发展史，颇值得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仔细研究。而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流散文学现象，则是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发展。

对于流散或流离失所以及所导致的后果，爱德华·赛义德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深入的研究。这些体会和富于洞见的观点，均体现在他出版于20世纪末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一书中。在收入书中的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

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⁸⁾。

毫无疑问，这种流亡所导致的精神上的创伤，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并不时地表露在字里行间。这些文字很像是在写赛义德本人的流散经历。赛义德本人是如何克服流亡带来的巨大痛苦，并将其转化为巨大的著述动力的呢？我们发现赛义德一方面并不否认流亡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巨大不幸；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流亡可以是一种特权，是针对那些主宰现代生活的大量机器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毕竟流亡又不能算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你一生下来就陷入其中，或者它偏偏就降临到你的头上。但是假设流亡者拒不甘心在局外调治伤痛，那么他就要学会一些东西:他或她必须培育一种有道德原则的主体，而非一味放纵或懒散下去。

从赛义德的上述思想来看，他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离失所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而对于这一点，那些未经历过流亡的人则是无法感受到的。对个人情感十分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固然如此，专事人的心灵和性格刻画的作家当然更不例外。我们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时，往往不难感觉到他们那种种难以言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的不满甚至愤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完全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脱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这种第三种经历的特征，正体现了文化上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颇值得我们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