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学研究之三大著述

朱熹的文学活动，诗文创作之外，是他的文学研究。他为历代学者、文人写过大量的序、记、论、跋，提出了丰富的文学批评理论，散见于《朱子大全文集》中，而最有代表性，最集中反映他的文学研究成果的，则是《诗集传》《韩文考导》和《楚辞集注》三大著述。

他从38岁始，用了20年的时间，致力于《诗经》研究，留下了《诗集传》十卷和《诗序辩说》一卷。直至他的晚年，犹致力于昌黎文集的校勘和楚辞的集注、辩证及后语的编纂，撰写了《韩文考异》十卷《楚辞集注》八卷，《楚辞辩证》两卷和《楚辞后语》六卷。其中，《韩文考异》虽成书于68岁，而“发心积意，远自40年以前”^[1]，而《楚辞集注》，则进行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可见其一生心血所注。

朱子的诗经研究，代表作是《诗集传》，今本《诗集传》有序作于淳熙四年，《年谱》据以谓“《诗集传》成”于是年。然朱子孙鉴《诗传遗论》有云：“诗传旧序，乃丁酉岁用小序解经所作，后乃尽去小序”，可知此序并非为今传《诗集传》所作。乾道三年，朱子38岁赴潭洲访张南轩之前，朱子有诗《读机仲景仁别后诗语因及诗传纲目复用前韵》，在诗题及诗注中均已提及“诗传”，可证这年诗传初稿即已开始。当时亦称集解，语类中多有提及。至淳熙二年朱子46岁，集解已大体成书。但朱子以为此书“为旧说牵制，不满意处极多。比欲修正，又苦别无稽援，此事终累人也。”^[2]因而又进行了近十年的修改。《语类》有云：此条吴必大录，为朱子59－60岁时言，是今传《诗集传》成书后语。由此可知，朱子诗经研究经过初用小序，间为辨破，尽去小序三个阶段，历时20余年，可见用力之深。

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卷80）

朱子诗经研究的功绩是巨大的。曾伯藩先生曾在他的《论朱熹对诗经研究的功过》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概括，他认为朱子的贡献有七个方面：一，否定了孔子删诗说。二，对谬解过多的毛诗序作了较多有力的批驳。三，对“六义”的解释较诸家为优。四，对部分诗篇亦作了优于前人的新解。五，在部分诗解中突出了爱国仁民，褒贤恶奸的进步思想。六，对诗歌根源作了唯物的论述。七，语言阐释方面集前人训诂之大成。曾先生对朱子《诗集传》错误也列了七个方面，如把儒家教义注入诗篇，宣扬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男尊女卑的封建纲常等等。但他认为，这些错误实为毛传郑笺孔疏所共有，瑕不掩瑜，朱子所作之新贡献却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观点比较客观地评价了朱熹的诗经研究，是能为学术界所接受的。

我们认为，朱熹诗经研究的最大功绩，是打破了汉唐诸儒诗经研究的陈旧框架，让《诗》从经学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文学的本来面目。《诗》之传，汉代已分齐鲁韩毛四家，四家诗中，齐鲁韩三家立于官学，以今文传播，地位尊显，影响极大。而毛诗则其初只在民间流传以古文书写，在解释诗旨、编次章节、辨析字词、训诂名物等方面，均与三家诗不同。经过东汉前期的今古文两派的斗争，毛诗终于占居显要地位，而流传渐广。郑玄总结古文经学的成果，兼采今文之说，为《毛氏诗诂训传笺》，而使之大显于世。唐代孔颖达恪守毛郑师说而作《毛诗正义》，使毛诗的尊崇地位历数百年而不衰。直至宋代，欧阳修、苏辙、郑樵等人才开始对毛诗的权威性提出挑战，朱熹则以宋学集大成者的姿态，对毛诗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整理。他兼会经学、文学、理学三者之义，尽翻前人窠臼，求诗意于文辞之内，按照诗篇的实际内容，探求诗歌的本旨。破诗小序，破美刺说诗，使诗三百从此进入文学的殿堂。

他首先划清了诗与经与理的界限，说：“圣人立言，在《春秋》《易》《书》，无一字虚，至于《诗》，则发乎情，不同。”又说：“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礼》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诗》亦要逐字将理去读，便都碍了。”其次，他在破除美刺说诗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仅从劝善惩恶来理解诗，仍未脱经学束缚。其三，他认为诗的本质特征在于情，感发性情靠的是兴，《诗》能“曲尽人情”“三百篇性情之本”。他说：“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不特诗也，他书皆然。古人独以为‘兴于诗’者，诗便有感人的意思。”“读诗便长人一格。……诗之兴，最不紧要，然兴起人意处正在兴。会得诗人之兴，便有一格长。”（《语类》卷80）因而，在《诗集传》中，他致力于比兴形象的揭示，对从外物到形象再到义理的思维过程，对物象表意的丰富性、深刻性、形象性特征，对兴象表达情感的特殊方式，都有着超乎前人的深刻论述。

深厚的文学修养使朱熹的《诗经》研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重大成果，而长期的深入的《诗经》研究又反过来深化了朱熹的文学思想。如果说，四谒廷平是朱子潜心道学的转折，那么，《诗经》研究便是他终生不弃诗学的转折。他从29岁说“多言害道绝不作诗”到中年“未觉诗情与道妨”，这期间的转变，与他深入《诗经》内在的文学规律分不开。朱熹清醒地看到，对于《诗经》研究，懂不懂文学是至关重要的。宋代理学家如张子二程，虽然也论诗解诗，然“横渠解《诗》多不平易”“伊川《诗》说多未是”，原因就是不懂文学规律，未脱汉唐经学眼光。但是，“欧阳修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苏子由《诗解》好处多”“苏东坡《诗解》大纲也好”，也与他们精于诗词文学密切相关。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诗经》研究中，逐渐破除小序，破除美刺，摆脱汉唐诸儒的束缚，真正从文学角度来进行客观的研究。他曾十分尖锐地指出经学家研究诗经的错误：“遂若诗人先所命，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辅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会之。宁使经之本义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经学的研究是尊诗序为主，先入为主地以作品牵合诗序；文学的研究则尊作品为主，客观地分析作品的内容以确定题旨。这是二者的分界线，朱熹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带着文学的眼光研究诗经，使朱熹对诗歌“感物道情，吟咏情性”、使人“由然感动而兴起”的美感特征，对“兴观群怨”、“劝善惩恶”，有裨风教的功利特征，对“比切物事”、“兴意深远”、须“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得的艺术特征，都有了相当深刻的见解。这些又反过来加深了他的文学素养。宋代理学家的诗大多不用形象思维，充满说教滋味，只有朱熹的诗形象鲜明、情感丰富、意境闲雅，一反道学诗之形象枯槁、干涩乏味的面目。他以寓理于形象意境之中的表现技巧，为宋代哲理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健康向上的道路。

朱子的《韩文考异》本属校勘专著，是为《昌黎先生文集》的校定写下的文字。我们把它列之于朱子的文学活动是出于两方面考虑：其一，韩愈是著名的古文家，韩文起八代之衰，韩诗开宋诗三百年之先。《昌黎先生文体》主要是文学的。其二，朱子之校勘韩文，不仅采用古籍校勘的一般方法，更从文学的基本规律，诸如文势、文理、文体、文法以及韩文本身的艺术特征诸方面详加审度。他在出校文字中，留下了许多运用文艺理论，文学规律解决异文判断的精湛论述，为我们全面完整地研究朱子的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这个意义上说，《韩文考异》不仅是较勘专著，同时也是朱子研究韩文的文学学术专著。

朱子始撰《考异》大约在宁宗庆元二年。《文集》卷44《与方伯谟》有九书涉及《考异》撰写过程。有言“熹忽闻有镌职罢祠之命，尚未被受，不胜皇恐”及“闻冰玉皆入伪党，为之奈何”云云，可知信写于庆元二年胡紘、沈继祖劾伪学之时。方士繇字伯谟，福建莆田人，后徙居崇安，从朱子游，尝屡试场屋，皆不弟，遂潜心讲学授徒，以伪禁废学，身后仅存诗数篇。从信中可知，方实为朱子《韩文考异》得力助手，基础工作大都由它完成。

先是，朱子在信中列出大纲体例方法，嘱伯谟开始初稿，又两信促他早日抄录寄来。接初稿后，朱子肯定“所订皆甚善”，然后在此基础上“从头整顿一过”，又寄给方伯谟，请他再认真看看，“签出疑误处”，并提出“以今定本为主，而注诸本之得失于下”、“不妨有所辨论”的出校方式。《正集》之考校初成后，朱子又欲并韩文《外集》及《顺宗实录》作考异，有信征询伯谟意见“能为圆满此功德否耶？”仍请伯谟为作初稿。方氏亦倾注心力，“颇觉衰悴”。此后，又有两书催促外集补纂及笺误工作，惟异文取舍，正字审定及是非判断，全书体例，皆出朱子，故历来论《韩文考异》但知朱子所作，而不知有方伯谟参与纂缮于其先。

在朱子作《韩文考异》之前，先有莆田人方菘卿校韩文，号为精善，有《韩集举正》十卷，论所以去取之意。朱子以其尊信馆阁本及旧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它本虽善，亦弃不录”，因而“辄因其书更为校定”，作《考异》十卷。《四库提要》谓：“自朱子因崧卿是书作《韩文考异》，盛名所掩，原本遂微，越及元明，几希泯灭。”可见社会选择及评价。然而当代学者对此颇有议论，或以为：“朱熹批评《举正》的理由是‘泥于古本，牵于旁证，而不寻其文理’。而朱熹所谓‘文理’是属于诗歌艺术表现、修辞技巧、以有无‘神采’、‘意象’为判断异文正误的准则，其实是把校勘变成鉴赏，不合校勘原则的。”^[3]亦有论者分古籍校勘为底本校勘和非底本校勘两类，以为这种观念在古代是模糊的，“典型的例证就是方崧卿《韩集举正》和朱熹《昌黎先生考异》”，方氏在校勘过程中“尤尊馆阁本”正是底本校勘的特点；朱子校《韩集》，诸本无主无从，择善而从^[4]，是不主任何一本的非底本校勘，而“择善而从”并不是校勘的普遍原则^[5]。这些专业校勘学者的意见，不能不予以重视，他们的意见正好印证了我们的观点：朱熹的《韩文考异》不只是校勘学的，同时也是文学的。《考异》与《举正》孰优孰劣，历史已作了选择，留给专业校勘学者去评价。我们要注重的，正是从《韩文考异》来考察朱熹的文学观念。我们认为，朱熹的《韩文考异》至少在四个方面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

一、在总的原则上，朱子提出了“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证验者”三条标准，把古籍校勘的一般原则与文学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在校勘实践中，朱子深入作品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中，充分揭示了韩文的气势、风格、意象、文采，显示出深刻的文学眼光。

三、由对某条校勘文例的议论，上升为对宋人好怪失常的文风的批评，体现出朱子欲以自然平易之风力矫时弊的愿望。

四、注意了对韩愈创作个性的揭示。

笔者在《韩文考异与朱熹的文势论》一文中，已对上述四点作了详细论证分析，次不赘论。

宁宗庆元二年，朱熹在《韩文考异》完稿之前，又开始了《楚辞集注》的撰写。

朱子作《楚辞集注》之起始与书成时间及撰注原因，历来有不同说法。郑振铎先生考证《楚辞集注》撰写时间尝引赵希弁语谓：“公之加意此书，则作牧于楚之后也。或曰：有感于赵忠定之变而然。”朱子作牧于楚指光宗绍熙四年（1193）12月朝命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他真正到任是在第二年5月，谓朱子“加意此书”在“作牧于楚之后”，显然是从朱子历其地、听所传、考其行的心理动机出发考虑的，证据犹嫌不足。然此说较之赵汝愚贬死以寄意说，时间要早出一年，赵氏所谓“有感于赵忠定之变而然”，而指赵汝愚罢相贬永州安置至衡州暴死事，洪本、李本《朱子年谱》，王应麟《困学纪闻》、周密《齐东野语》均持此说。惟洪谱引杨楫《楚辞集注跋》，所云较详：

庆元乙卯，楫侍先生于考亭精舍，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谪死于永，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辞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楫辈亦不敢窃而请焉。

杨辑为朱子门人，所记所思皆不致虚妄，李谱及周密所载未提供新的材料，可能即承扬楫之说而来。王白田尝怀疑楫为门人不见于文集语录，今查《紫阳朱氏建安谱·朱子门人》所载，杨辑字通老，号悦堂，福宁州长溪人，历官吏部郎。又苏勉斋作《杨通老敦义堂记》云：“吾与通老从游于夫子之门二十年”，可证不诬。然杨跋所载时间亦有不确，赵汝愚“谪死于永”当为庆元丙辰（1196）正月事，则朱子出示所释楚辞一篇亦当为这年正月以后。这一年朱子《韩文考异》尚未脱稿，他在《与方伯谟》信中也提及《楚辞集注》事：一曰：“近又看《楚词》，抄得数卷。大抵世间文字，无不错误，可叹也。”一曰：“‘宓子贱’《楚辞补注》中引颜之推说云是‘伏’字，济南伏生即其也，如何如何？”皆可证《楚辞集注》正在进行中。“宓子贱”见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篇之“求宓妃之所在”下注所引，以为“宓”之与“伏”，古来通用，误以为宓。朱子对此似有疑问，故在信中征求方伯谟意见。今查《楚辞集注》亦存其说。可证庆元二年朱子正在撰注之中。大约在庆元四年春，诗人杨万里曾作《戏跋朱元晦楚辞解》二首，朱熹亦有《戏答杨廷秀问离骚之句》两首和韵。从诗题可知，杨万里误称《楚辞解》表明他尚未见书，仅知其事。称“跋”，则其书似已初成，嘱为跋尾。然朱子和诗不言“谢所题跋”，而言“答所问讯”，又显然未能为书成作证。再联系蔡沈《梦奠记》所载朱子临终改楚辞一段事，我们大体上可得出如下印象：朱子在庆元初开始《楚辞集注》的准备工作，庆元二年春初成一篇，出示学者。旋集中主要精力为《韩文考异》，庆元三年《考异》成后，乃继续集注撰写工作，至庆元五年3月，集注工作已大体完成，因感于“训诂文义之外，犹有不可不知者”又作《楚辞辩证》二卷。又编《楚辞后语》六卷，然只注出其中17篇，剩下的35篇只写成题解，而未及注完便逝世了。

与《诗经》不同，朱熹研究《楚辞》另具特色。《诗经》本属文学，却被汉儒列入五经，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朱熹注《诗经》的功绩就在于打破汉唐诸儒穿凿附会、发掘微言大义的经学羁绊，恢复其文学的本来面目。《楚辞》本属文学，“然自原著此词，至汉末久，而说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盖未能免。独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因而，朱熹研究《楚辞》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不敢直以词入之赋视之”，即不把《楚辞》仅仅看作骚人词客吟风弄月露才扬己之所为，而致力于“发明屈子微意”，即蕴藏在《离骚》《九章》《九歌》中屈原高尚的人格和“忠君爱国之诚心”。二者的路径正好相反。朱熹注《楚辞》的时代，正是韩侂胄专权，籍“伪学逆党”以迫害朝廷正直人士之际，他致力于“发明屈子微意”，是以屈原高尚的人格自抒怀抱，寄寓他对无端遭受的政治迫害的抗争情绪。

朱熹在69岁时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文学创作，从而在文道关系上提出了“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理论，朱熹的《楚辞集注》正是实践这一理论的典范。在朱子看来，屈子之词，是“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原之为人，“志行虽或于过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因而，“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吟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失三纲五典之重？”这就是朱子“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的根本原因。因而他在《离骚》等篇章的注释中着重于透过比兴形象，揭示其内在的深意。如注“惟兹佩之可贵兮”四句曰：“言琼佩有可贵之质，而能不挟其美以取世姿，委而弃之，以至于此，然其芬芳实不可得而减损昏暗，此原之自况也。然上章讥兰既有委厥美之文矣，此美琼佩又以为言者，盖彼真弃其美之实以从俗，此则弃其美之利以徇道，其事因不同也。故彼虽苟得一时之势，而恶名不灭；此虽失其一时之利，而芬芳久存。二者之间，正有志者所当明辨而勇决也。”注“陟陛皇之赫戏兮”四句说：“屈原托为此行，而终无所指，周流上下，而卒反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之尽也。”诸如此类，性情义理，文心道心，皆相融而兼得。所以钱穆先生有谓：“盖在朱子意，诗文与道，既已同归一致，复何有彼此之别。”“就文论心，即心见道，其当时之遭遇，与其内心之所感触，而斯道即流行昭著乎其间”，“至其最后绝笔，乃是修了《楚辞集注》中一段，与其改《大学诚意》章，实际同时自身心中流出也。”^[6]

综上所述，朱子一生从19岁学为诗文，至71岁绝笔改《楚辞》，50多年间虽然曾在学道与学文的矛盾中徘徊，而诗文创作始终未曾停止，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歌和大量的极类唐宋古文家面目的文章。38岁以后开始的《诗经》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他的文学观念，晚年的《韩文考异》用文学规律于校勘考证之中，取得突出的成就，至其为《楚辞集注》，则找到了一条文道融合的自由之路，而为后人作出了榜样，朱熹的文学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原载《上饶师专学报》1995年第二期，本次收进曾作部分文字修改）

【注释】

[1]钱穆：《朱子之校勘学》，见《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741页。

[2]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3]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4]朱子自序言：“读者正当择其文理意义之善者而从之，不当但以地望形势为重轻也。”

[5]崔文印：《论择善而从不是校勘的普遍原则》，见《北大古委会编》古籍整理与研究，第4期。

[6]钱穆：《朱子之文学》，见《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722－17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