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与著述

从约翰·雷一生中出版的多部植物学著作以及相关通信中，不仅可以看出他从事这项研究的目的、方法及研究的范围，也能了解到植物学研究在当时的处境。自1650年开始，约翰·雷在6年的考察中收集了大量资料。此后三年，他开始进行整理汇编。在剑桥书商的建议下，1660年约翰·雷匿名出版他的第一部植物学著作《剑桥郡植物名录》（Catalogue Plantarum circa Cantabrigiam Nascentium）。在序言中，约翰·雷明确指出，他在结合前人文献亲身去观察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关注“相似点”，因此他希望能帮助他人克服困难，并“鼓动大学里的人们暂时从其他事务中抽出一点空闲，去研究自然和造物界广阔的图书馆，这样他们就能学会阅读植物的叶子，以及印在花朵、果实与种子上的特征，从中获得一手的智慧”。他出版这部著作的总体意图，是通过了解自然或造物作品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其次是弥补剑桥在这方面的缺憾，增强剑桥在海外的声望；最后则是丰富人们的生活，并扩大这些研究所能带来的好处。1663年，约翰·雷将在剑桥周围新发现的40多种野生植物名称整理成《剑桥植物名录增补》（Appendix ad Catalogum Plantarum circa Cantabrigiam Nascentium）。两百年后，巴宾顿（C.C.Babington，1808-1895）编写《剑桥植物志》（Flora of Cambridgeshire，1860），其中列出的约950种植物中，有700种已见于约翰·雷的著作。

图2　1660年《剑桥郡植物名录》封面

从剑桥地区出发，约翰·雷逐渐扩大他的研究范围。在1659年给F.威路比的信中，约翰·雷提到编写英国植物名录的计划，他说道：“为了这一目的，我正在给所有熟悉草木的朋友和熟人写信，请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夏天里仔细搜寻他们居住地的植物，并给我寄送一份植物目录，连同这些植物生长的地点。”（Lankester，1848：1）1662年，约翰·雷因拒绝在《划一法》上签字而失去剑桥的教职。在随后的旅行中，约翰·雷对英国本土以及欧洲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结识了当时有名的植物学研究者，此外，他收集的植物名录中还包含很多前往非洲、美洲与中东等地旅行的考察者提供的材料。威廉·豪（William How）的《自然事物要目》（Pinax Rerum Naturalium）出版时，约翰·雷满怀热情地提供了他本人收集的材料，然而“这本书很显然非常失败，由此促使约翰·雷去出版自己的英国植物目录”（Raven，1986：78）。

1670年，约翰·雷出版《英格兰植物名录》（Catalogus Plantarum Angliae et Insularum Adjacentium）。瑞温指出，这是第一部完整的英伦各岛植物志，大小十分适于携带，成为了英国好几代植物学家必备的野外考察指导手册。据凯恩斯统计，这些书成了稀有图书，留存下来的磨损程度也较高。显然，这部著作达到了约翰·雷预期的目的，即为野外植物学家们提供指导。1688年约翰·雷出版《不列颠植物纲要分册》（Fasciculus Srirpium Britannicarum），但这部著作更多是对《英格兰植物名录》的补充，大英博物馆中有时将两者绑定在一起，作为《英格兰植物名录》的第3版。约翰·雷在《不列颠植物纲要分册》序文中表示，1677年发行的第2版售完后，他本打算增加许多新种，并推出第3版修订版，然而“那些从已故的马丁先生后人手中购得版权的书商认为，这本书不值得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对我极为无礼，而且声称，如果我要修订和扩充这本书，他们不会给我任何酬劳。不仅如此，他们还威胁要起诉任何其他接受这项出版任务的书商。因此我只好放弃再版的想法，用这册最近在英格兰观察到的植物补遗录来弥补读者”。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本第2版《英格兰植物名录》上有约翰·雷的大量手记（Keyneys，1976：16-17）。很显然，约翰·雷本打算推出第三版，因下任书商不感兴趣而迟迟未能出版。他在序言中还提到编写更宏大的不列颠植物纲要（Synopsin stirpium Britannicarum）的计划：这部著作中不仅要区分出属，而且要区分出具体的种；这样“细心的读者甚至不需要图片的帮助，就能毫无困难、而且毫无差谬地辨识出我们提到的所有植物”（Ray，1688：A2）。

1673年，约翰·雷整理出版他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大陆国家的旅行日志，即《低地诸国考察》（Observations Topographical，Moral and Physiological），文后附有一份“异域植物目录”（Catalogus Stirpium in Exteris Regionibus）。约翰·雷在序言中写道：“当我寻访了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的植物之后，我自认对本国自然生长的植物类型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这时我越来越渴望去看看国外不同土壤与气候环境下生长的各种植物。为此我很容易地邀约F.威路比、斯基庞和培根（Nathanael Bacon）一同出外旅行。此行的成功，发现的植物种类之多，超出我意料之外……”他认为出版一份他所观察到的海外植物名录，对于前往此处旅行考察的人都会起到某些指导作用，然而，考虑到“热衷于这类研究和探寻的人太少”，为了增强这份名录的吸引力，他补充了关于整个旅行的叙述，并将这份名录附加在文后（Ray，1673：A5-A6）。

1683至1684年之间，约翰·雷提到出版植物通志的计划。他自称精力有限，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但最终促使他出版这部著作的原因是：其一，为了不辜负许多朋友的期望；其二，指导青年研究者去阅读和参照其他本草学著作，校正其中的错误之处，阐明模糊与晦涩不清的地方，并删除以不同名称出现的重复条目；其三，给没有能力购买太多书籍的人提供便利，为此书中列出了先前已被描述或发表的种；其四，采用系统的方法，给出明确可靠的属类特征，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参照描述，明确无误地认出眼前的植物；最后，是因为之前除特纳之外，还没有一个英国人胜任这项工作，莫里森著作的失败进一步促进了他这种想法（Lankester，1848：164）。在罗宾逊催促下，约翰·雷于1686年、1688年与1704年分别出版《植物志》三卷，其中述及一万九千种植物，共分125个纲或者类。基于对种子解剖结构的研究，他将开花植物分为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并收入了许多之前无人注意的隐花植物，例如藻类、藓类、蕨类，以及海洋里的藻类或植物性动物。在这一时期，他对“种”的定义也日益清晰。

图3　1686年《植物志》封面

瑞温全面阐释了这部著作的内容及意义，他认为约翰·雷的谦逊和对前人工作的尊敬，致使后代学者低估其成就，以至将其与莫里森相提并论；在约翰·雷的《植物志》中，他本人观察所得的成果，明显比出自其他作者的材料更为科学：简明的描述、对植物主要差异的认识，以及花期、习性、大小生境方面的记录，和对植物特征与药用价值的考察，都极为显著。《植物志》中约翰·雷对烟草、咖啡以及苹果和葡萄的讨论，几乎构成了详细精确的专论（Raven，1986：221-22；225；241）。而凯恩斯认为，“整部著作在公众中的成功，无疑因缺少插图而受了影响”（Keynes，1976：79）。约翰·雷不仅多次明确提到插图的重要性，而且对于之前《鸟类志》与《鱼类志》中的插图进行了精心的收集与选择。然而在出版《植物志》时，由于新式铜版插图成本又太高，约翰·雷最终放弃使用插图，仅列出参考书录，以便读者对照阅读。考虑到早期本草书中木雕版画对植物原貌的歪曲和模糊，不难理解约翰·雷为什么宁愿舍弃插图。

相比更具实用性和指南手册性质的《英格兰植物名录》，《植物志》全面收集了当时的植物学研究成果，其中不乏植物生理学与植物构造、繁殖及物种特征和分类方面的明确论述。在其中，约翰·雷“展示出将零散观察归化为整体概念所必需的罕见才能”，“尽管这部著作并不经常被后人引用，然而（其中引用的）那些作者的学说，正是由此传播开来，并成为科学中的流行观念；……（约翰·雷的）著作构成了植物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Cuvier and Thouars，1843：252-256）。约翰·雷去世后，贝迪瓦（James Petiver，1663-1718）于1713—1715年间推出插图本“约翰·雷的植物名录”，第一版为英文版，第二版为拉丁文版。贝迪瓦是一名伦敦药剂师，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他主要从事植物学与昆虫学研究，1695年至1717年间曾出版过昆虫学著作。贝迪瓦曾是约翰·雷的得力助手，Frank N.Egerton声称，在为英国昆虫定名的工作上，贝迪瓦是约翰·雷之前唯一重要的研究者（Egerton，2005：301-313）。

1690年，约翰·雷出版《不列颠植物学方法》（Synopsis Methodica Stirpium Britannicarum），这部著作是献给F.威路比的小儿子T.威路比（Thomas Willughby）。按瑞温的说法，这部著作虽然含有之前未曾列出的大量隐花植物，并补充了约翰·雷的朋友们为他提供的开花植物，但是其中记录的“显然只是对《英格兰植物名录》的重排，以及对《植物志》的浓缩，而不是什么新发现”（Raven，1986：253）。引人注目的是，这本书的序言中深入探讨了分类方法，而且这位生性内敛的博物学家首次公开表明了他对实验哲学以及宗教、政治的态度。他惊喜地表示，“感谢上帝让我活到这个世纪”，得以亲眼看到社会安稳、人们恢复宗教自由，与此同时实验哲学取代了旧的经院传统。他指出，植物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是一个在一切学科上每天都有新发现的时代，尤其是在植物研究上：从平民百姓到王子和权贵，所有人都急于寻找新的花卉来补充他们的花园与庭园；植物采集者被派往遥远的印度，他们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探寻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并为我们带回一切隐藏的物种”。然而与此同时，作为一位受过深厚古典教育的学者，约翰·雷也敏锐地看到其中的问题。“没有什么是绝对好的”，早先如日中天的文学、语言等研究，如今似乎走向了没落，“很显然，如今的学者注重研究事物，而不关心词语”（Raven，1986：251-252）。约翰·雷对词与物之间关系的敏锐洞察，不仅表现在1670—1675年间的谚语和语言学著作中，也表现在他对植物名称的兴趣上。下一节中将详细论及这一点。

《不列颠植物学方法》于四年间售罄，1696年出版第二版，增收了许多新物种，尤其是约翰·雷亲自观察到的苔藓类植物；约翰·雷去世后，第三版于1724年由当时牛津的植物学家教授迪勒纽斯（John James Dillenius）编辑、谢拉德（William Sherard）校对出版。谢拉德与约翰·雷有密切往来，并曾为约翰·雷提供实地考察资料；他一生中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考察，在当时的植物学研究者中颇具声望，但他本人从未出版过一部著作。就《不列颠植物纲要》而言，“这部书在当时已经非常著名，它是一座永远的丰碑，铭记着作者的伟大”（Keynes，1976：87）。十八世纪药剂师公司（Apothecaries Company）将这部著作作为年度大奖颁给具有丰富植物学知识的见习生（Sawyer，1963：97）。除上述几部著作之外，约翰·雷还有分类学方面的专著，本书第6章中将更详细地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