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8年，斯密25岁，成为爱丁堡大学的讲师，讲授英国文学；1750年到1751年冬天，讲授经济学，倡导自由贸易学说；1751年受聘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但之后不久（1752年4月），他就接替去世的托马斯·克雷吉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在这一职位上，他一干就是12年。
在此期间的1759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这部书一出版在伦敦立即就获得了成功，并为斯密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都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现在更多地是被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为人所熟知，但斯密生前却是以哲学家著称的，与《国富论》相比，他也似乎对自己的《道德情操论》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也更为重视。
斯密是一位负责任的、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不仅如此，他在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方面也并不逊色。在格拉斯哥大学任职后期，他担任教务长和副校长，并担任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无论何时，当学校不得不和外部团体，如格拉斯哥市议会或伦敦财政部，进行棘手的谈判时，往往都是请斯密出面。尽管有着心不在焉、粗心大意的名声，但是在处理实际事务的时候，他总是头脑冷静，而且很有效率。
1764年1月，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接受了一项新的工作：为巴克勒公爵当私人教师，并陪同他到欧洲各地（主要是法国）旅行。在此期间他开始着手《国富论》的写作。巴黎之行，斯密至少和伏尔泰见过五六次面，并对他极为推崇。因为与休谟的友谊，斯密也进入了英国和法国的贵族阶层（休谟当时正在英国的驻法大使馆工作）。除了参加沙龙与崇尚文学的贵夫人聊天、去剧院之外，斯密还常参加魁奈在巴黎或凡尔赛宫寓所的聚会，并与重农学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杜尔阁相识。与重农主义者的交往，丰富了斯密的经济思想，至少是使他能够更深刻地思考在去法国之前就已经确立的自己大多数的经济思想。三年之后，斯密结束了私人教师的工作，回到故乡柯卡尔迪，并在隐居般的生活中，全力倾注于《国富论》一书的写作。
1776年春天，《国富论》出版，反响强烈，立即获得了成功。第一版在六个月内全部售完，又以很快的速度连出数版。老友休谟在给斯密的信件中，表达了自己的赞赏与欣慰：“太棒了！好极了！亲爱的斯密先生，我对您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细细读完，我如释重负。这是您本人、您的朋友及公众都给予极大期望的一本书，我一直惦念着它的出版，现在总算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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