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间文学研究综述

第四节　民间文学

甘肃的民间文学研究兴起于“五四”时期，经过艰辛曲折的发展，迄今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

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甘肃民间文学研究艰辛的发端期。早在“五四”歌谣学运动后期的1925年，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82期上，就刊登过当时在甘肃工作的袁复礼所搜集提供的30首甘肃花儿。袁复礼是把甘肃民间文学介绍给全国人民的第一人，他的搜集活动标志着甘肃民间文学研究活动的发端。对此，朱自清在《中国歌谣》一书中曾有论述。随后，张亚雄在多年搜集研究的基础上，于1940年和1948年先后在重庆、兰州出版了《花儿集》。这是一本最早的关于甘肃民歌的作品与评论合集，在国内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应该说，张亚雄是甘肃早期从事民歌研究的专家，《花儿集》是甘肃早期民间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可视为甘肃民间文学研究曲折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甘肃民间文学在搜集整理和评论的基础上，向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探讨发展，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作品的搜集整理方面。甘肃文艺工作者不断深入民间，进行了广泛的采风活动，先后出版了《西北回族民歌选》（唐剑虹，1953年）、《甘肃民歌选》（剑虹、周健，1953年）、《避风蛛》（曹觉民，1963年）、《金蛋——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郝苏民，1957年）、《花儿》（郗慧民，1963年）等有影响的民歌集、故事集。其中，郗慧民选编的《花儿》曾得到有关专家和胡乔木的高度赞扬，堪称这一方面的代表，而故事集，则开甘肃地方及少数民族故事艹鬼集、整理与翻译的先河，为甘肃后来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了准备。另外，在1958年民歌运动中，兰州大学、兰州艺术学院、西北民族学院的师生进行了多次花儿调查活动，对推动花儿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第二，应用研究。在采风活动的同时，伊丹才让、汪玉良等文艺工作者立足甘肃，面向西北，自觉采用民歌形式，创作出了许多具有新意的诗歌，这无疑是甘肃民间文学在应用研究方面的早期收获。第三，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早在50年代初期，兰州大学的匡扶和曹觉民、西北师院的蔚嘉林先后开设了“民间文学概论”和“中国人民口头创作”课程。这种敢于把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搬上大学讲坛，并提高到理论高度加以系统阐述的做法，在当时只有北京师范大学和兰州大学、西北师院几家。这对于肯定民间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培养民间文学的理论人才，推动民间文学的研究活动，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195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匡扶的《民间文学概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版的民间文学教科书，其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应予肯定。而郝苏民在《金蛋》的前记中也较早提出了民族民间文学的相互影响与比较研究的观点。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10月，这十年间除了卜锡文的《手搭凉篷望北京》等极少数花儿研究的珍贵资料外，甘肃民间文学的研究活动基本上处于严重的停滞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学术空气逐渐浓厚，经过曲子贞、郝苏民、柯杨等人筹备，1980年9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甘肃分会正式成立。继尔，兰州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研究室、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等机构的建立，形成了以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和西北师范学院等高校为中心和主力、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纵横开拓、研究质量向深层进发的空前繁荣景象。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西北民研所设立西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含民俗）硕士生教学点，揭开了甘肃及西北地区民族民间文学高层次研究与教学的帷幕。

一、甘肃民歌——“花儿”研究

1978年10月，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集会兰州，柯杨、雪犁分别向与会代表介绍了甘肃“花儿”的情况和价值，随之引起了空前的“花儿”热。1981年3月，甘肃“花儿研究会”正式建立，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和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

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和辛勤耕耘，大家对“花儿”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讨，写出了120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并于1981、1982和1985年，先后成功地召开过3次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花儿学术讨论会，并编选出版了论文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花儿的源流、体系、格律、社会意义、艺术特色、音乐结构、演唱技巧以及花儿与其它人文科学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

关于花儿源流的问题，是花儿研究中的热点，概括起来有周代说、汉代说、南北朝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不同观点和意见，但就已经发表的有关争论文章而言，最具说服力的无疑是柯杨的明代说。柯杨在《〈花儿〉溯源》（《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一文中旁征博引，以大量文献资料为基础，从花儿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花儿与各民族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以及花儿会起源于民间迎神赛会和祭祀活动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而有力的论证和说明，认为花儿产生于明代。对此，钟敬文高度评价说，柯文“立论稳妥，证据亦丰富，确实是这方面研究上一篇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以充分而有力的证据来驳倒“明代说”的文章。

关于“花儿”族属问题也是一个争议热点。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花儿’是各民族共同所创造”的民歌。柯杨针对这一笼统的提法，撰写了《关于临夏花儿——“出门人的歌”的族属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提出质疑，从而开辟了花儿族属问题的新领域，引起了花儿研究界的重视。

在“花儿”的格律问题上，郗慧民针对汪曾祺《花儿的格律》（《民间文学》1979年第1期）一文，写了争鸣性文章《花儿的格律和民间文学工作的科学性》（《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认为格律触及到了“花儿”的实质。这是近年来花儿研究中的一大收获，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开拓意义。

郗慧民的《临夏花儿艺术性考察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通过对500多首花儿的具体考察，以经过梳理的客观材料本身来说明相应的观点的方法，论证了花儿的艺术性，颇具说服力。

卜锡文的《试论花儿的体系与流派》（见《花儿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花儿唱词格式的比较研究，把花儿分为河湟、洮岷、陇中三大体系，又把河湟花儿进一步划分为临夏、循化、互助、西海固四个流派；把洮岷花儿划分为南路（以“扎刀令”为代表）和北路（以“莲花山令”为代表）两个流派，并说明了各个流派的流传地区和演唱者的民族构成，被有关专家、学者认为是花儿分类问题的开拓性文章。周梦诗的《花儿体系浅说》（同上）是针对卜锡文的分类概念而写的争论性文章。他把花儿分为河州、洮岷两大体系，前者有甘、青、宁三个分支，后者有南北两个分支，另外还依据民族和地域的不同，把这五个分支分为14个种类，颇具论辩性。

魏泉鸣、雪犁等在花儿学史研究方面，李、宋志贤、雍诚等在洮岷花儿研究方面，李恩春、鲁拓等在花儿音乐特点的研究方面，段平、鲁晋等在花儿与民俗的关系方面都写出了具有一定水平和价值的学术论文。

基础理论研究，1989年出版的郗慧民的《西北花儿学》是一部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学术专著，该书集花儿研究之大成，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有关花儿的各种问题，为花儿研究构筑了一个理论体系，使人们对花儿的认识系统化。它以资料的丰富、分析的细致和论证的合理而赢得了学术界好评。匡扶、王沂暖高度评价该书是关于花儿研究的“富有开拓性、建设性的力作”、“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该书曾获甘肃省高等学校1979—198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还发行国外。另外，宁文焕的《洮州花儿散论》和王沛的《河州花儿研究》两部专著，也分别对两种不同类型花儿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

在搜集整理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雪犁、柯扬的《花儿选集》。

二、神话研究

在神话研究方面，这一时期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并引起了全国神话学界的重视。武世珍从1979年到1984年，先后发表了《略论古代神话的起源》、《试论古代神话的发展和演变》、《古代神话特点初探》（分别见《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1980年第2期、1983年第3期）等七篇凝聚心力的论文，比较系统地论证了神话形成和产生的条件，神话的性质、特点、内部结构、思维方式和社会作用，神话与其它原始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神话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引起了神话学界的普遍重视，被1981年《中国百科年鉴》誉为“神话研究的曙光”。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写的《1983年民间文学研究概述》一文中评价说：“近年来，武世珍先生发表了一些研究神话的论文，尽管其中某些观点仍可进一步商榷，但大都是用力之作，值得重视。”

柯扬的《试论鲁迅早期的神话观》（《关陇文学论丛》1982年第3期），将鲁迅对于神话的一系列观点同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进行了比较；阐明了鲁迅对我国现代神话学的产生与发展所做的贡献，又具体说明了鲁迅观点的一些不足之处，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他的《中国的山魈和巴西的林神》（《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2期）一文，就中国神话中的山魈和巴西印第安神话中的林神及植物保护神具有极其相似的特征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泛太平洋文化圈中关于中国大陆与印第安古代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的讨论，从民间神话、传说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引起了民间文学界的普遍兴趣，并在1986年《民间文学论坛》首届“银河奖”全国性评奖中获得了三等奖。

谷德明多年来专攻神话研究，先后发表论文多篇，其中《论神话与后世神话色彩文学的本质区别》（《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及《少数民族斗争神话初探》（《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两篇文章也颇具影响。前一篇是同以神话学家袁珂为代表的“广义神话论”者的争鸣文章。他从神话与后世神话色彩文学存在着本质区别的角度，指出神话所固有的本质特征，不赞成将神话的范围无限制地加以扩大，强调了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原始思维的产物，其创作具有不自觉性，认为不能把现当代社会上出现的、在自觉意识支配下所创作的具有神话色彩的文学作品统统纳入神话的范围，从而阐明了神话现代派观点的不确切性。后一篇就我国少数民族斗争神话的内容和特点作了多方分析，并着重指出，原始宗教意识在人类童年时代并非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斗争神话明显地表现为对自然力的抗争，它的发展乃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飞跃。此文被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民间文学研究动态》以“民间文学重要文章”摘编。他的《论少数民族神话的历史地位》（《民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2期）亦被该刊以“重要理论文章”摘编，并获甘肃省语言学会1986年“优秀科研成果奖”。他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上、下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另外，武文从文化人类学和比较神话学角度，先后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西北民族研究》、《民族文学研究》和《兰州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洪水神话与龙图腾民族文化》、《裕固族神话中的原始宗教基因于民俗中的遗传》、《阴阳和谐的思维原始》、《盗火与窃壤的比较》、《格萨尔原型断想》等10余篇具有一定分量的神话研究理论文章，其学术价值在神话学界普遍受到重视。

三、《格萨尔王传》的翻译与研究

早在1957年，王沂暖首先把藏文《格萨尔王传》译成汉文，发表在《青海湖》杂志上，介绍给全国人民。到了80年代，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出现了崭新的局面。甘肃人民出版社从1981年3月起，已先后出版了《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

在研究方面，已发表学术论文10数篇，内容主要涉及格萨尔王传的版本分类、格萨尔是历史人物还是虚构人物、藏文《格萨尔》和蒙古文《格斯尔》的关系等问题上。王沂暖的《关于〈格萨尔王传〉的几个问题》（《西藏文艺》1981年第3期）一文，将格萨尔王传的版本分为分章本和分部本。认为分章本是在一部书里分若干章，描述格萨尔王一生的事迹，这种本子可能是最初的版本，比较原始；分部本只是叙述格萨尔王的一个事迹，但与别的部分有前后顺序，是全部《格萨尔王传》的一个组成部分。分部本是由分章本扩充游离出来的。这种分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无人提出异议。

关于格萨尔王是历史人物还是虚构人物，这是“格学”研究中争论的主要问题。上官剑壁在《史诗〈格萨尔王传〉及其研究》一文中认为格萨尔是岭葱土司的祖先；健白平措在《关于〈格萨尔王传〉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格萨尔是藏王赤杜德赞；王沂暖在《〈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一文中列举了四点根据，倾向于格萨尔是口角厮口罗的，但同时又说明，这只是一种倾向，而实质上格萨尔王传是一个“神话故事”，是虚构的。这个问题还在争论之中。

在藏文《格萨尔》和蒙古文《格斯尔》的关系问题上，王沂暖针对“同源分流”观点的欠妥，撰文认为“《格萨尔》藏族是源，藏族本身又在流，而且越流越多，流出了两百多部。而蒙古文的北京本《格斯尔》……是来源于藏族”的。

另外，王兴先的专著《格萨尔》论要》对《格萨尔王传》的思想内涵、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韵散文特色、横向流传等主要问题作了广泛的论述，获甘肃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王沂暖教授评价说：“这部专著，应该说是较全面研究《格传》的一个先行者吧！”

四、河西宝卷研究

“宝卷”是广泛流传于河西民间的很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学遗产，过去鲜为人知，无人问津。80年代，段平等人在河西宝卷的搜集和研究中，取得了显著成果。段平三下河西，搜集宝卷抄本，写了数篇具有一定价值的开拓性学术论文。他的《河西宝卷的昨天和今天》（《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3期）一文，从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论述了宝卷的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引起了民间文学界和俗文学界的广泛注意。另一篇《河西宝卷的调查研究》（《民间文学研究动态》1985年第6、7期）则从文化史和审美的角度，论述了宝卷的社会属性。他的《流传在甘肃河西的孟姜女宝卷》（《民间文学季刊》1986年第4期）一文，1986年6月在上海举行的“孟姜女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与会者反映良好，认为开拓了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新领域。另外，谢生保、谭蝉雪、郭仪等人，充分利用在河西工作的有利条件，搜集了大量河西宝卷，并已着手进行研究。

五、谚语研究

早在50年代末，兰州大学中文系59级学生季成家、高天星、谢呼晨、尚延龄等，就曾接受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委托，选编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谚语资料》，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一部资料性专辑。80年代以来，甘肃民间文学界在谚语研究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郝苏民关于蒙古族谚语的研究，成绩最为突出，他的《蒙古谚语格律的考察研究》、《蒙古谚语散论》（《少数民族文学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和《蒙古民间谚语概说》（《民间文学论丛》，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1年）等文章，集中精力，对蒙古族的谚语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学术性探讨，提出了不少颇具说服力的新见解，受到我国民间文学界的老前辈钟敬文等人的称赞。段平撰写的《谚语及其艺术特色》（《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一文，主要对汉民族的谚语，从艺术特征方面进行了归纳、综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1984年西北民院西北民族研究所成立了西蒙古——卫拉特文化研究室，此后又建立了西北民族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教学点。自此开始，关于西北各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便走上了正轨。随着他们提出包括甘肃蒙古族在内的西蒙古——卫拉特整体文化研究的主张与学术体系的建立，田野实践，在国内外蒙古学界引起注目，一批民间文学作品集与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东乡族民间故事集》（郝苏民、马自祥1981年）曾获1976—1982年全国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二等奖、《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郝苏民、薛守邦，1984年）、《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集》（蒙文版，郝苏民，1986年）、《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间故事选》（郝苏民，1987年），《西蒙古——卫拉特传说故事集》（郝苏民，1989年）。而在研究方面：《卫拉特蒙古及其民间文学的研究——关于开拓民间文艺学一个分支的设想》（郝苏民，1986年），《卫拉特蒙古人民贡献于世界文化的瑰宝》（郝苏民，1988年）、《论蒙古民间劳动歌的基本特征》（夏日库，1990年）、《蒙古民间文学里的孤儿形象》、《论〈江格尔〉里的少年英雄》（萨仁格日勒，1985年、1986年），《藏族创世史诗——世巴塔义简介》（杨世宏，1984年）以及乔旦达尔、才布希格、乔高才让、周梦诗、马自祥、马少青、王沛等人都就藏族、东乡族、保安族等甘肃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而这在甘肃的民间文学研究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一是学术领域与课题的开拓；一是研究队伍体现了少数民族成分。

甘肃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似乎可以认为主要在于“花儿”研究、《格萨尔王传》的研究，神话研究，河西宝卷研究、卫拉特蒙古民间文学研究及民族民间风俗研究等方面，而且会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