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初步形成

四、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初步形成

对梁启超27年的办报生涯，新闻学界一般以戊戌政变为界，将他的新闻活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他的新闻思想也相应地以此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新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而后期的新闻思想则集中体现于他的《敬告我同业诸君》、《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和《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中，下面将分别对之进行分析。

1.梁启超前期新闻思想

戊戌政变前，梁启超主办了《中外纪闻》和《时务报》，《时务报》风行海内，影响极大，成为维新派的舆论中心。梁启超在利用这些报刊进行政治宣传过程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报刊的性质功能的认识，即“耳目喉舌”论的提出;二是对“报章体例”的认识^[19]。

关于报刊的性质与功能，梁启超认为:

第一，报刊是国家和国民的“耳目喉舌”，是“去塞求通”、促使国家富强的重要工具。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他指出国家强盛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通，“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即上下、内外不通则国必不能强。如何求通?就是办报，此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20]。也就是说报馆是通内外、通上下的重要途径，他以中国古代和西方的报馆活动作为例子，指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报馆可以使政事通，而政事通则可以使国家强。所以他说国之有报纸，犹人之有耳目喉舌。他痛感中国报业的不发达，致使“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主张应该学习西方各国，民间要大力创办报刊，国家要大力保护报刊，充分发挥报刊“上下通”、“内外通”、“去塞求通”的功能，使国家臻于富强。

第二，他认为报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党派性，是政治斗争的利器。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认为，报刊是唤起舆论、造成舆论，揭露社会现实问题，抨击清廷弊政，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争取实现政治革新的重要武器和救国手段，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概括，就是参与政治斗争的“利器”。梁启超并不讳言自己所办报纸的政治性、党派性。他坦然承认，他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以及《知新报》就是“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的党报(见《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一再强调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报纸当做救国的手段，是梁启超的远见卓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梁启超等人往往先办报，用报刊造成舆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争取群众，使报刊成为进行政治组织、政治宣传的有力工具。

第三，他认为报刊是“开民智”、“育人才”的重要手段。

梁启超极其重视报刊在教育读者、提供新知、开通民智、培育人才等方面的功能。他一再强调:“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他提出了三条途径:一是办学校，二是兴学会，三是开报馆。而梁启超更看重报纸的作用，因为报纸除了兼具其他两者功能外，还具有信息传播的空间更大、影响更深广的优势。

此外，梁启超还根据中国国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提出了在中国办报的具体做法，即“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而这些具体的做法也体现了他的报纸功能观，即报馆的作用在于“去塞求通”，办报的目的是富国强民，所以报刊要刊登这些能够让人民了解世界的强大、中国的新政、外交的耻辱和民主政治知识方面的内容，以便让国民知耻而有为，最终实现“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目的。

对于报章文体，梁启超也有自己的看法。这里的报章体例，不仅包括内容，还包括文风问题。认为报章文体应该是“义足可取，言之有文”。“义足可取”是内容上的要求，“言之有文”是形式上的要求，着重强调的是语言风格。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之后就将这种理论主张一直贯穿于自己的报刊实践之中，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报刊政论文体，即“时务文体”。

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新闻观，代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最初的新闻思想，即希望通过办报变革弊政，巩固现有的政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急于向西方学习，希望国家民族富强的热切愿望。

2.梁启超戊戌政变后的报刊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到日本，他接触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这使他的新闻思想发生了许多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梁启超个人对新闻事业理解的深入，以及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客观规律的积极探索，同时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形成时期的基本面貌。后期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变化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报纸性质与功能，梁启超改变了以往的观点，认为“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21]。即报馆是与政府有着平等地位的社会单位。他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话，认为报馆是超乎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的“第四种族”。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观点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他认为报纸是政府的耳目喉舌，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工具，而此时则把报纸看成是独立于政府、与政府有着平等地位的自由体^[22]。而对于报纸的党派性，此时他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主张报纸应该脱离一党之报的范围，成为一国之报、世界之报;办报不应以一人、一公司或一党的利益为目的，而应以国民的利益进而以全世界人类的利益为目的。

由于对报纸性质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因而在对报纸功能的认识上，梁启超的观点也与前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了报馆的两大功能:“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也就是说报馆的功能一是监督政府，二是引导国民。

对于监督政府，首先，梁启超认为，政府有着重大的权力，为了免于其滥用权力，必须要对政府进行监督;其次，梁启超认为监督政府的方法有法律监督、宗教监督和名义监督，其中名义上的监督是不逊于前两种方法的有效的监督。因为名义监督的权柄操于舆论之手，是以强大的社会压力来监督的;最后，梁启超提出舆论的代表是报馆，因为报馆具有言论自由的特点，不受政府的控制，所以能够而且可以充分地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

对于引导国民，梁启超说，报馆对国民的引导功能与著书、学校的引导国民不同在于:著书立说着眼于全局和长远利益;学校是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基地，重在给人以知识与智慧，培养人才;而报馆则执行培育普通民众的社会教育功能，起着引导人民追求真理、追求先进事物的作用。更有意义的是，梁启超还谈到了引导国民的具体做法，即以激进的言论来引导国民。因为他认为，真理只有在偏激观点的激烈碰撞中才会产生，而国民也在偏激观点的激烈碰撞中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了真理。梁启超的这种认识和前期的单纯靠传播各种知识来引导国民的观点已大不相同，而是更多地认同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一些观点。

第二，梁启超还提出了评价报刊好坏的几条标准:“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23]关于“宗旨定而高”，梁启超认为办报必须要定一个宗旨，而好的报纸的宗旨应该有一个崇高的目的，他认为报纸最高的目的是“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关于“思想新而正”，即要以新的思想来引导国民;关于“材料富而当”，即报刊上应登载各种各样的知识、材料;关于“报事确而速”，这是报纸之所以成为报纸并受人欢迎的一个特点。这一点涉及梁启超对新闻本身特性的认识，即认为新闻具有真实性和新鲜性。

第三，除了上面几个方面以外，梁启超还提出了全面的舆论观和新闻自由观。他对舆论问题作了系统研究，认为舆论是“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健全的舆论观很重要，报馆应该成为健全的舆论机关。他还十分赞赏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认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一切文明之母。

总之，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总体来说有三点:一是在某些问题上他改变了原有的观点，如关于报纸的性质、功能的问题;二是更深入地探讨了一些问题，如报纸引导国民的功能、报纸与强国的问题;三是更广泛地涉及了新闻学的许多问题，如新闻的特点、新闻自由、报纸经营、报纸的评判标准等等问题^[24]。而这些变化的实质则是拖着封建主义尾巴的新闻思想向真正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转变。

3.梁启超新闻思想变化的原因及意义

梁启超新闻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他政治思想的改变。改变前，“梁启超是个刚刚从封建士大夫阶层脱胎而出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他的世界观没有脱离封建士大夫的世界观的范畴，故只能从‘言官’职责角度去演化出报馆的职责”^[25]。又由于其政治思想主要是在维护现有政权的基础上改良不合理的政治，对梁启超来讲就是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所以在对报纸性质的认识上，很自然地就把报纸当成是维护、巩固、改良现有政权的工具，也即梁启超新闻思想中报纸是政府的“耳目喉舌”，是“去塞求通”的工具。相应地，在对报纸功能的认识上，就是“宣德达情”、“去塞求通”。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主要侨居国外，接受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加上在日本时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更多的接触，他的政治思想中逐渐有了许多民主、自由、人权的概念，所以他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西方的新闻自由的思想和观念，新闻思想不仅较前期丰富多了，而且无论是对报纸性质、报纸功能、报馆地位的认识，还是关于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等的论述，都更加深刻了。

通过对梁启超新闻活动的历程及新闻思想的变化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始终是把办报活动作为富国强民的重要途径的。戊戌变法时期他希望通过办报、“去塞求通”来使国家富强，戊戌政变后他希望通过报纸的力量来监督政府、引导国民，同样是希望以此来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

梁启超戊戌政变后新闻思想的变化反映了他个人在新闻事业上的不断探索，也不断丰富了那个时代的新闻思想。同时也反映了梁启超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积极寻求救国真理道路上的不懈努力。方汉奇教授认为“梁启超是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开拓者”^[26]。梁启超戊戌政变后新闻思想的变化还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客观规律的积极探索，其中许多积极探索的结果对今天的新闻研究者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思考题

1.试评价洪仁玕的新闻观。

2.郑观应的新闻思想有哪些?

3.简述王韬创办《循环日报》的经过和意义。

4.试述王韬的报刊思想。

5.王韬政论文体有哪些特征?

6.简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办报活动。

7.分析梁启超“时务文体”的特征。

8.分析并评价“戊戌政变”前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变化。

【注释】

[1]林则徐:《密陈驾驭粤夷情形片》，选自《林则徐集·奏稿》中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5页。

[2]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十四，转引自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3]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十四，转引自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8页。

[5]郑观应:《日报上》，转引自徐新平、杨晓青《郑观应的新闻思想》，《新闻三味》2006年第6期，第52页。

[6]梁进禄:《中国新闻业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7]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8]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0]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11]《康有为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4)，转引自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12]戈公振:《新闻学撮要》(插页)，转引自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13]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转引自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14]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新闻界人物》(6)，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15]谭嗣同:《与唐绂丞书》，选自《谭嗣同全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2页。

[1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转引自张宗厚《清末新闻法制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981年第3期。

[17]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18]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19]徐新平、何纯:《论梁启超前期的新闻思想》，《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第98页。

[20]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21]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转引自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22]张鑫、姚海燕:《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的变化》，《株洲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110页。

[23]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24]张鑫、姚海燕:《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的变化》，《株洲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111页。

[25]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26]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