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在中国民族危机严重、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名更生，张勋复辟后，又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人。

康有为的祖父康赞修，官连州训导；父康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祖康国器，护理广西巡抚。他世习儒家学说，自称：

吾家十三世为儒，未曾执工业，盖食旧德之泽长哉！自高祖炳堂荣禄公，以理学为粤大师，而诗尤清深，自是世德日光。先曾祖云衢通奉公，笃学至行，有万石之风。先祖连州公从兄弟十三人，而种芝銮仪公踔厉发之。中丞公以武功显于时，暨先考诸季及吾群众，则风流文采益盛。^[1]

并赋诗曰：

十三世为士，青箱代有编。词应陈世德，传已入先贤。诗是吾家事，文能从世传。清芬犹有诵，惆怅有余年。^[2]

幽美的环境，是康有为出生和早年讲学之所；儒学的熏陶，又使他仰“陈世德”。南海距广州很近，广州是遭受外国侵略和接触西方文化最早的地区，等到他年事稍长，也蒙受了很深的影响。

康有为五岁“能诵唐诗数百首”。六岁，读《大学》《中庸》和朱熹所注《孝经》，父辈以“柳成絮”嘱对，应声答以“鱼化龙”，得到赞扬。十一岁，父亲去世，跟随祖父康赞修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攻读经史，“始览《纲鉴》而知古今，次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而慷慨有远志矣”。^[3]

光绪二年（1876年），康有为应乡试未售，从朱次琦（九江）学，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和词章之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崇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说是“议论宏起”。接着，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成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4]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文化学术产生怀疑。

当时在学术上占优势的是“汉学”（古文经学），而在政治上占优势的则是“宋学”。乾隆、嘉庆以来，讲究训诂考据，施行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的“朴学”流传很广。他们以“汉学”为标榜，长于考据而鲜言经世，成为风靡一时的学术风气。另一方面，宋、明以来的“宋学”（程、朱理学），由于君主和高级官员的提倡，在士大夫中影响甚广。他们高踞堂庙，空言性理。这两个学派，在当时学术界中占统治地位，一些知识分子要驯致仕宦，一般需通过科举，而应试的八股词章，又以经书为依据。这样，“汉学”的训诂考据，“宋学”的义理文章，就成为麻痹知识分子的药剂，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护身符，康有为以为“日埋故纸”，醉心考据，“究竟何用”？宋学“探其实际，皆空疏无有”。他受过“宋学”的熏陶，也看过“汉学”的撰著，总觉得无补时艰，那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光绪五年（1879年），康有为和张鼎华（延秋）的相晤，是他“得博中原文献之传”而促使思想转变的一件大事。

这年，他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想从道家学说和佛教哲学中汲取力量，但是，“偶有遁逃聊学佛”结果，仍旧“忧患百经未闻道”。^[5]道家崇尚自然，讲究无为而治，康有为却想“有为”；佛教哲学讲“出世”，康有为却想“入世”，想“入世界观众苦”。道、佛两家，都没有使他找到出路。刚好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张鼎华曾入翰林、直军机，久宦京师，“博闻妙解”。康有为与张相得至深，并入城相访，使他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思潮。他在《自编年谱》“光绪五年，二十二岁”中述其事：

居樵山时，编修张延秋先生（讳鼎华）与朝士四五人来游樵山。张君素以文学有盛名于京师者，至是见之，相与议论，不合，则大声呵诋，拂衣而去，然张君盛称之。语人曰：“来西樵但见一土人，惟见一异人。”自是粤中士夫，咸知余而震惊之。吾感其雅量，贻书予之，张君盛誉谓粤中无此人，由是订交焉。吾故未尝学为骈文，但读六朝史熟，自能之，然不自知其工也。自是来城访张君，谈则竟夕申旦，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皆得咨访焉。张君聪明绝世，强记过之，神锋朗照，谈词如云。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尝有诗怀之曰：“南望九江北京国，拊中知己总酸辛。”实录也。

康有为与张鼎华“订交”，从而“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究竟这些年来，“京朝风气”起了什么变化？又有了哪些“新书”？

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已经腐朽衰败，危机严重；鸦片战争后，外国入侵，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这样，鸦片战争前后，在一些比较开明的汉族士大夫中间产生了抗击外国侵略和要求社会改革的思想。林则徐在主张严禁鸦片和抗击英军的同时，嘱人翻译外国书报，了解西方，学习进步技术，在闭关自守、深闭固拒的窒息空气中，“开眼看世界”。龚自珍认为当时社会，好比“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真是“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花，惨如槁木”。^[6]而陈陈相因的旧传统、旧礼教，迫人“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7]。以至积习日深，也只是“冥心息虑以置之”，已经毫无生机。他从而主张打破现状，改例更法，向清朝统治者提出警告：“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8]“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矫之而不过，且无病，奈之何不思更法，琐琐焉屑屑焉，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陟也”^[9]，主张更法。和龚自珍并称的魏源也宣称，“天下无穷极不变之法”，认为历史往而不可复，愈变愈进步，力反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说是古今情况不同，不能泥古不变，更不能认为“世愈古而治愈甚”，而是“变古愈甚，便民愈甚”。这对言必称三代，三代以后历史每况愈下的历史退化论者是有力的批判。

外国的侵入，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在开始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正在进行的过程中，英、法侵略者于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侵据东北，加深了中国的民族灾难。这时在经办过洋务的官僚中也分化出一些具有资产阶级经济要求的人物，如薛福成和马建忠。薛福成撰有《筹洋通议》，以为中国要独立富强，必须发展民族工商业，他说：“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认为“商务之兴，厥要有三：一曰贩运之利……一曰艺植之利……一曰制造之利”。“中国海隅多种棉花，若购备机器纺化织布，既省往返运费，其获利宜胜于洋人。……窃谓经世之际，有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权，课其效而加之优奖，创办三年之内，酌减税额以示招徕，商民知有利获，则相识而竞趋之”。这样，“中国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国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而中国之富可期”。^[10]他觉得中国首先应该发展工商业，尤其是民族工业，因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11]。

马建忠于1877年在法国写信给李鸿章：“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事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12]

此外，冯桂芬的《显志堂稿》、郑观应的《救时揭要》等，也提出了改革主张。

他们这些改革言论的提出，除有的是出访外国，有其实际感受外，很多是从翻译本西书中看到西方的“富强”有感而发的。康有为这时勤读翻译本西书，《自编年谱》“光绪五年己卯，二十岁”说：

于时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则时时取《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全书》《读史方舆纪要》纬划之，俯读仰思，笔记皆经纬世宙之言。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他“薄游香港”，接触到一些西方事物，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专制要好得多。隔了三年，经过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讲求”，从此，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康有为的“得博中原文献之传”、“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以至购买西书，学习西方，是受了张鼎华的影响；他的“薄游香港”、“购买新书”，也不能说不受张鼎华启示。“秋风每赋感知己”，他对张鼎华是引为忘年知己，“相得至深”的。次年，张氏返京，他特地赋诗相送：

文采周南太史公，每因问讯向西风。

谬逢倒屣知王粲，敢论忘年友孔融。

忧道海滨伤独立，思元天外若为通。

秋风每赋感知己，记得樵山花又红。

才调如公孰比称，贾生老矣不峻嶒。

于今玩世同方朔，最是怜才知彦昇。

家在故乡仍是客，身留一发不如僧。

天涯我动龙蛇感，秋雨相过共一镫。

草长珠江碧似螺，鹧鸪声里怕离歌。

论漠日出消黄雾，岛屿风回长白波。

多病宜为医药计，长途莫厌寄书多。

韩康甥舅闻同往，为讯新诗近若何？^[13]

“天涯我动龙蛇感，秋雨相过共一镫。”康有为了解国情，“尽知京都风气”，经受了张鼎华的启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怎叫他不“秋风每赋感知己”！

康有为和张鼎华相晤，接触到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思潮，“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此后游香港，经上海，购西书，讲西学，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