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运动与“五四”白话文意识

第一节　“五四”新文学运动与“五四”白话文意识

在探讨“五四”新文学运动与“五四”白话关系之前，笔者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当代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不完全符合语言本身的实际。因为一个人在思想的同时，也靠意识在监控、导引、规范着一个人如何思，怎样想，因此语言也是思想意识的本体，这说明语言不仅具有工具性、思想性，也具有意识性。本书即是在这样层面上把思想和意识连成一个词语使用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现代文化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文学上，它改变了近代传统文学的状况，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性质。文化上，它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意识上，它为传播现代文化意识立下了汗马功劳。过去，我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是一场思想革命，这并没有错，但这是从结果来看的，是用传统话语的一种表述，实际上是从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立场对现象的一种审视。这里，笔者试图换一种方式提问：“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何以发生的？它为什么能确立新的文学性质？它为什么能演变成思想革命？它为什么能充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它的现实结果是通过什么中介实现并固定下来的？以这样一种方式言说问题，并对问题在过程的意义上进行深入追问，那么就可以说，是现代文化意识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可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上得到证明。

“五四”新文学运动外在形式的直接标志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所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白话文运动是一个整体，不是能够分开进行的几个运动。而白话文的作用、意义和地位不论是在现代思想史还是现代文学史上都是不能回避的事实。问题在于，过去我们一直是在语言工具层面上研究“五四”白话在“五四”文学上的作用和意义，这是非常表面化的认识。传统的观点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不过是语言工具运动，这和晚清的白话文学运动甚至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学运动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站在语言工具观的立场上，“五四”白话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两个方面或过程的两个步骤，是并行不悖的两种运动。它们事实上联系在一起，两者在理论上没有必然性联系。“五四”新文学运动可以分为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思想意识的转变是“五四”新文学的内容，白话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形式。

从现象上，大家都看到了“五四”白话文学在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性，但却几乎没有人从文化意识理论上把它们之间的深刻联系阐释清楚，包括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起者们。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也基本上是在语言工具意义上提倡白话文运动的，又是在与此相平行的层面上提倡文学革命的。也就是说，他们把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看成是各自独立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首先提出白话文主张的是胡适，这是胡适一生都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胡适的白话意识，提倡白话文以及这一理论主张的思考过程和提出过程，都可在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逼上梁山》《胡适口述自传》以及其他文章、日记、讲演和书信中找到证明。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在胡适的意识深处里，他是比较重视思想革命的，但他主要是在语言工具论的意义上或者立场上来提倡白话文运动。胡适也认识到语言与思想意识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在思想意识深处，胡适还是把语言和思想意识二分的，即承认语言之外有一种独立的思想意识，语言就是表达这种独立思想意识的工具。胡适说：“整部中国文学史都说明了中古以后老的语言工具已经不够用了，它不能充分表达当时人的思想和观念，所以人们必须要选择一个新的工具。”^[1]他还没有意识到“中古以后老的语言”文字的内涵和外延里没有现代文化意识，因而自然不能表达蕴含了现代文化意识的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只有沉淀了现代文化意识意义的现代汉语才能表达出蕴含了现代文化意识的现代人思想观念。分析胡适白话文理论经典性文本《文学改良刍议》可以看到，胡适本意并不在于文学革命，而在于文学改良，主要是文学工具的改良。虽然胡适后来对此有所辩解和一定程度的修正阐释，但“文学改良”的“八事”中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其他“三事”涉及文学内容，即胡适本人所说的“精神上之革命”，也是由语言形式引申出来的。比如胡适所批评的“言之无物”，其侧重点显然在“言”上而不在“物”上。正是因为如此，胡适对新白话文的价值从来都估计不足。他并没有认识到他所提倡的白话与中国古代白话和作为民间口语的白话的不同，他更没有认识到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层联系。

陈独秀在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启动过程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在于他创办《青年杂志》以及在杂志上发表胡适等人倡导新文学的理论文章和鲁迅等人的新文学作品，从而掀起了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同时还在于他本人在新文学新文化理论上也有卓越的建树，其贡献绝不在胡适之下，尤其是他提出的“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论”明显是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基础上并受其启发提出来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常简单地把《文学革命论》看成是对《文学改良刍议》的响应，因而对其作用和地位都缺乏应有的肯定。其实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持有这种误解的也包括陈独秀本人。陈独秀的白话意识又是怎样的呢？陈独秀赞成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理由是：“余恒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所理解、设想和提倡的白话在性质上还是中国古代的白话。他所持的理论根据主要是历史性的，而不是现实性的。这和他在晚清时在安徽办俗话报提倡白话的理由别无二致。之后，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开展，陈独秀对自己所提倡的白话有了新的理解，他说：“若是把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当着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了，不但吾人现在的语言思想，和元明清的人不同……”^[3]这里他明显把“五四”白话和古代白话作了区分，并且用了“语言思想”这样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三年之后（1920年），随着白话的普及并在事实上取代了文言文，在白话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陈独秀对“五四”白话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在武昌文华大学做过一次有关白话文理论的专题讲演，就这次讲演的大纲来看，陈独秀已经看到了“五四”白话与现代文化意识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甲）改用的理由”中的“（A）本体的价值”中，首先就是“时代精神的价值”^[4]。就是说，表现时代精神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重要理由。这说明，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意识到了“五四”白话内在的现代文化意识。但总体上来看，和胡适一样，陈独秀并没有从根本上把“五四”白话和现代文化乃至文学意识联系起来。虽然在实践上他把白话文运动和思想意识革命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一个整体来看待，但在理论上却把它们分解为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文学革命论》的中心意思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从根本上讲是就文学的内容而言的，明显呼应了《文学改良刍议》的形式论，并且似乎与前者构成了一个过程的延续。胡适谈及的白话是新文学的形式，陈独秀涉及的思想是新文学的内容，二者既相对应又相照应，从而构成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完整的整体。《文学革命论》虽然是承续《文学改良刍议》而来，但在陈独秀的理论根据上，二者在内涵上没有内在的深层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同胡适一样对“五四”白话存在着很深的误解。

也有一些人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五四”白话和古代白话的内在不同。钱玄同说：“我上面所说从前有白话文学，不过叙述过去的历史，表明以前本有白话文学罢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新文学就是这从前的白话文学，更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应该是这从前的白话文学。”^[5]胡适、陈独秀也都曾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但“五四”白话和古代白话为什么会不同，其深刻区分在哪里，却少有人提出实质性的观点和论述。而真正把“五四”白话和现代文化意识联系起来，把“五四”白话向现代文化意识的层面进行延伸，走得最远，认识最深刻的要算周作人。他发表于1919年的《思想革命》和他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一样，都是在新文学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文章。朱自清认为，“五四”白话是一种新语言，是一种欧化的语言，“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或现代化的语言”^[6]，而“第一个创造这种新语言的，该推周启明先生”^[7]。周作人不仅在新文学创作上卓有贡献，而且在新文学理论上也有诸多建树。周作人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在比较文学上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8]这是对新文学运动的最高评价。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绝不只限于文学，它对于中国文化、政治、思想、学术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意识，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思维方式，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政治都深受其影响而发生现代性转变。

“五四”时人的“思想”一词，实际上是思想意识的简称。周作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最早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来论述“五四”白话，把“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五四”文化意识革命从内在联系起来。在《思想革命》一文中，周作人说：“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是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和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另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便是现代人作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的思想已经渗透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处出现。”^[9]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反对文言，是因为文言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晦涩难懂，因而造成国民在表达和理解上的障碍。这固然是重要的，但反对文言文的更深层的理由在于古文是和古代文化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反对古文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反对古代文化意识，这才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具根本的理由，也是“五四”白话运动最具价值的地方，更是“五四”白话文运动能够导致新文学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以及导致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变的深层根本性原因之一。

发表于《东方杂志》19卷17号（1922年9月）的《国语改造意见》一文体现了周作人对“五四”白话运动深刻而独到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对“五四”白话内涵的基本界定至今看来仍然是非常深刻的。周作人认为，“五四”白话运动不同于“光绪年间的所谓白话运动”，“那时的白话运动是主张知识阶级仍用古文，专以白话供给不懂古文的民众；现在的国语运动却主张国民全体都用国语，因为国语的作用并不限于供给民众以浅近的教训与知识，还要以此为文化建设之用……”^[10]。历史上，周作人第一次从文化表面意义上把“五四”白话与晚清白话区别开来。

与此相应，周作人把作为国语的“五四”白话和作为民间口语以及大众语的白话也做了区分。他说：“民间的俗语，正如明清小说的白话一样，是现代国语的资料，是其分子而非全体。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合而成的一种中国语。”^[11]作为国语的“五四”白话，绝不是单纯的古代白话，也不是单纯的民间口语，而是融合古代白话、民间口语和外国语言于一体的一种新语言。认识到“五四”白话新的文化意识成分是周作人的新发现。1925年，周作人在《理想的国语》一文中，把这个意思表达得更明确、更详细。他说：“古文不宜于说理（及其它用途）不必说了；狭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也决不够用，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与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假如以现在的民众知识为标准来规定国语的方针，用字造句以未受国民教育的人所能了解的程度为准。这不但是不可能，即使勉强做到，也只能使国语更为贫弱，于文化前途了无好处。”在这些话里，尽管周作人还没有使用“文化意识”这一术语来阐述他的观点，但却明确表达了以下思想：现代白话不仅仅是白话，更重要的是它是现代的，它融合古今中外的语言而成，在词汇上吸收了更多的渗透着现代文化意识的词汇，能够表达现代人的文化意识。而古代白话所用词汇是渗透了古代文化意识的词汇，表达的是古代人的文化意识，所以绝不能把“五四”白话简单地等同于古代白话。1932年周作人做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题的演讲，又重复了类似观点：“那时侯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知识是戊戌政变的余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没多大的关系的。”^[12]“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从根本上源于“五四”文化意识不同于晚清文化意识。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对国语的基本评价以及发展趋向、得失和经验教训，周作人具有明显不同于一般人的观点。

20世纪30年代以后，激烈地批评“五四”白话是一股潮流。瞿秋白认为，“五四”白话是一种欧化的“非驴非马”的语言，它主要适用于知识阶层。瞿秋白贬称之为“新文言”，认为它是“五四”白话作为国语的严重弊病和缺陷，而克服这一弊病和缺陷的办法是语言大众化，即民间化、口语化、市井化。所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大众语文化运动。周作人持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五四”白话不是太欧化了，而是太大众化了。“现在中国需要一种国语，尽他能力的范围内，容纳古今中外的分子，成为言词充足、语法精密的言文。”“清末的欧化都输入许多新名词到中国语里来，现在只须继续进行，创造未曾有过的新语。”^[13]国语不是过于高深复杂，而是还不够高深复杂，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欧化，进一步吸收古今中外的分子：“现代民间的语言当然是国语的基本，但也不能就此满足，但其缺点乃是在于还未完善，还欠高深复杂，足以表现一切高上精微的感情与思想，作为艺术学问的工具。”^[14]虽然周作人仍然把国语当成一种工具，但他在这里显然不只是在工具意义上论述国语，而是不自觉地在语言的文化意识层面论述它。语言不只是工具，而且也是思想意识本体，是文化意识的直接体现。如果语言只是工具，那就不存在所谓高深复杂的问题，应该说也不存在实质性的“古代性”与“现代性”的区别。语言之所以能够体现高深精微的文化意识，是因为语言本身就渗透着这种文化意识，也就是说文化意识本身就是以语言的形态存在，这也是周作人这段话所隐含的前提。在这一意义上，国语不是如古代白话一样的工具性语言，国语所解决的以及所要解决的不是通俗和普及的问题，而是现代国家的思想意识、文化的建设问题。所以国语的建设不应该局限于通俗易懂方面，而更应该侧重于文化意识以适应现代思想的发展与变化方面，这是周作人在对“五四”白话的认识上超越同时代人甚至超越现代人的地方。

但是，对于语言与文化意识的关系，具体来说，对于“五四”白话与“五四”文化意识革命之间的关系，周作人同样存在着误解。在《思想革命》中他说：“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又有什么用途呢？”“中国人如果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重要。”^[15]认识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实际上由语言运动与思想意识革命这两方面组成，并且思想意识革命更深层，更重要，这是周作人在认识上深邃的地方。但是，不论是对思想意识的认识还是对语言的认识，周作人都存在他那个时代的局限。他只认识到了语言的工具性，没有认识到语言的思想意识本体性，更谈不上对语言的文化意识意义的认识。他实际上是在非常抽象的意义上谈论思想，本质上把思想独立于语言之外。他看到了语言与思想意识之间联系的现象，但没有从理论上解释他们之间的内在逻辑性。他看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语言运动与思想意识革命的一体性，但理论的深处又把它们二分，并机械地分为第一步和第二步。在根本的语言本质观上，周作人还是持语言工具观。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过程及其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但对文化意识与语言的关系认识仅是打在语言和思维关系认识上的擦边球。总体上是旧调重谈，没有超出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动者们的白话意识，而且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超越。在这一意义上，今天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误解还广泛存在，即还是在语言的工具意义上理解“五四”白话文运动，还是把“五四”的思想意识革命作为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与语言相并行的运动，而没有从文化意识的层面来理解“五四”白话文运动。这既大大低估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把“五四”文化意识变革虚化了。长期以来人们虽然看到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化意识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和意义的现实，但却没有从理论上把这中间的内在逻辑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