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中学语文教育

一、 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官方渊源

从我国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宣布语文独立设科至今的一百多年来，尽管语文教育经历了摇摆不定、动荡波折的阶段，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一直很重视，甚至一度成为国家政府、教育机构、教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1.国家教育文件的阐述

（1） 古代教育时期

古代语文教育是与政治、经济、历史、哲学、伦理学以及自然学科等教育融为一体的教育，主要学习以《四书》 《五经》为主体的儒家经典，进行儒学义理的教化。在此不作过多论述。

（2） 近代语文教育时期

鸦片战争爆发后，“废科举、兴学校”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口号使传统教育脱离了经学束缚。1902年8月，清朝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语文在各学段的具体科目:启蒙学堂:字课、习字、读经；

寻常小学堂:读经、作文、习字；

高等小学堂:读经、读古文词、作文、习字；

中学堂:读经、词章。

1904年1月，清朝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语文在各学段的具体科目是:

初等小学堂:读经讲经、中国文字（作文和习字）；

高等小学堂:读经讲经、中国文学（阅读、作文、习字、官话）；

中学堂: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读古文、写古文）。

在读经、作文、习字和古代文章以及中国文学作品中，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语文教育乃至全部教育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每周学时30小时，其中读经、讲经12小时，高等小学每周学时36小时，读经12小时，中学每周学时26小时，读经9小时。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读经科仍占教学课程的一半以上。[36]

由此可以看出，近代语文教育除了培养学生学习运用语文工具的能力，还很注重传播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在精神领域对学生施加影响。

（3） 现代语文教育时期

从20世纪初语文独立设科，到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强调“砸烂孔家店”构建新人文精神，再到抗日战争的政治思想教育，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模仿苏联，采用文学汉语分科模式，传统文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科学化”与“引进”的破坏，但传统文化仍是语文教育的重要部分，语文教育也有过一些充满学科特点与人文魅力相结合的时候。

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课程的《暂行标准》，其中规定高中语文学科的教育目的为:继续养成学生运用语体文正确周密隽妙地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能力，并依据学生的个性及兴趣，酌量运用文言作文的能力；继续培养学生读解古书的能力；继续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

1936年，教育部再次修正了《课程标准》，即《修正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无论初级中学还是高级中学，都把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民族精神的发扬放在了首位。其中，初级中学的教学目标中提到:“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使学生从代表民族人物之传记及其作品中，唤起民族意识并发扬民族精神。”高级中学则把上述两条并为一条:“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

即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教育部在国文课程标准中还有“养成一般文言文能力” “了解固有文化，并从代表民族人物之传记及其作品中，唤起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论述，当然，抗日战争期间正是中华民族面临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关键时期，特别强调弘扬传统文化，唤醒民族意识，是有特殊意义的。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于民族振兴的巨大作用。

（4） 当代语文教育时期

1956年后，出现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但文学教育仍偏重传统文化教学，初高中文学教材中古典文学的比重占总体篇目的一半以上，如初中古典文学占41.5%，高中古典文学占69%。

在新中国诞生后，我国迎来了语文教育的黄金时代。但由于“大跃进” “文革”十年浩劫的到来，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的灿烂如昙花一现，泛化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受到很大的破坏。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被压抑了多年的教育事业重新得到发展。由于20世纪西方哲学的应用学科的影响，传统文化教育被有意无意地轻视。

20世纪90年代末，语文教育界引发了一场语文教育大讨论，推动了新一轮语文教育的改革。1992年6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在教学过程中，开拓学生的视野，发展学生的智力，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从大纲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觉察到祖国文化教育重新成为语文教育重要目标。

2001年7月，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试验稿） 》 （以下简称《课标》 ），较之1992年的《语文教学大纲》对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规定更加明晰。《课标》中指出“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 “通过阅读和鉴赏，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冶性情，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 “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隐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

2004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语文课程基本理念”部分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在“课程目标”中也明确指出:“通过阅读和鉴赏，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冶性情，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

200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的第七章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加强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基地建设，推动相关学科发展。在社会教育中，广泛开展吟诵古典诗词、传习传统技艺等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活动，努力提高本民族的人文素养，树立良好社会风气。”

二、 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语文教育与人类文化血肉同构，从不分离，语文教育浸透着文化精髓，包孕着丰厚的文化意蕴，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功能。英国著名语言学家L.R.帕默尔指出:“语言是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互相提供证据和解释。”[37]文化靠语言来承载，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现象。二者互相依存，共同发展。语言和文化的统一，情感与智慧的和谐，也是语文的全部内涵，语文的本质就是母语及其所负载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精神。语文教育文化底蕴主要指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文化传统和当代人文精神，是一种人类精神、情感、心灵意识，包括狭义文化所指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就教育的终极意义来说，语文教育是民族语言文化中人文主义情怀、智慧和创新品格的教育，自然担当着传递汉民族文化底蕴的重任。没有文化底蕴的语文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因此，我们必须注重语文教育中文化底蕴的教学。

语文教育的实践证明，语文不是单纯的技术性语言训练课，而是富有诗性特质、浪漫天性的“人文性”课程。它不仅是语言技能的训练场所，也是学生体验人生的所在，是生命成长、精神建构的过程，是文化的过程。钱理群对语文课作过这样的描述，能打破时空的界限，克服个人生命的有限范围，把学生们引入历史与世界，古代与现代思想文化的宝库，与百年之远、万仞之遥的大师巨匠，与古代最出色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与现代一流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散文家……进行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你将触摸集中了人类大智大勇的高贵的头颅，融会了人间大欢喜、大悲悯、大憎恨的博大情怀和颗颗大心；你将在有声有色有思想有韵味的语言世界里流连忘返，透过美的语言你窥见的是美的心灵、美的世界。这是一个燃烧的大海，你不能隔岸观火，你必定把自己也要“烧”进去，把你的心交出来，与这些民族的以至人类的精英一起思考、探索，共同承担生命的轻与重，就在同哭同笑同焦虑同挣扎的过程中，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变了，变得更复杂也更单纯，更聪明也更天真，你内在的智慧——思考力、想象力、审美力、批判力、创造力……被开发出来了，你的精神自由而开阔了，你的心灵变得更美好了。[38]这诗性的描述，深刻揭示了语文教育的文化特性与情致——语文，是天生浪漫的文化载体。语文教育家刘国正则从本体论的角度明确指出:“有人提出增强语文教学的人文性，其实，人文性应该是语文教学所固有的，只是在一个时期淡化了，甚至有些丢掉了。语文这东西，是同人的思想、感情、情操和个性联系在一起的，把语文教学看成是孤立的纯技术训练是当前许多弊端的导因。”这段话对当前语文教育中脱离人文，进行纯知识性的传授进行了批评。人文性是语文固有的，而不是附加的，它和工具性一样，是语文本体构成的基本因素。通常的语文教育往往只是从交流功能上理解语言和语文的特性，因而偏重语言的语法规则、形音义等，只强调语言的运用，而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生命主体在活动，贾平凹说:“文章最重要的是有人气。”而任何一种语言形式都是充溢着这种人气的生命形式，语文教育就应该把握住这种文化特性和本质，让学生在面对任何一种语言形式时，既学习到语言的组合规律与结构法则，又体味到蕴含于形式之中的人气、文化之气。充分发挥语文教学的“唤醒功能”，让学生通过与语文文化意蕴的交流和对话、感悟和体验，在灵魂震颤的瞬间感受从未体验过的内在敞亮，涵养文化精神，陶冶情感与心灵，建构人格与灵魂，使学生的个性得以张扬，创造力得以释放，生命得到升华。因此，《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 》强调语文教育必须引导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把培养真正“中国人”的重任放到了语文肩上。

三、 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渗透

语文教育是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底座之上的一种文化行为，它参与文化的同时也映现着文化。中学的语文教学担负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任务，不论是教学内容、目的，还是教学过程，都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烙印，深深地渗透了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

1.教学目的反映文化意识

中学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阶段，它是使后辈在不同的知识领域获得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能力的基础。中学的语文教育则与本民族的文化紧密相关，它的“传道、受业、解惑”无不深深地渗入本民族的文化意识。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知识天地的开拓、思想教育的进行都离不开民族化的工具——语言和文字，都少不了文化精神的熏陶。

比如世界观的教育，文学艺术观的教育等，不论是公开灌输，还是潜移默化的渗透，都是以本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伦规范、审美情趣为蓝本来进行的。对于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和智力的发展，也首先是依仗本民族的语言工具、以本民族的思维特征为基础去发展去培养的，离开了这个根本和基础，就谈不上任何培养和发展。

2.教学内容具有文化特征

中学语文教育是以本民族语言文学作为教学内容的，而语言形式以及语言符号所反映的内容都具有典型的民族文化特征，帕默尔曾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而汉语，从汉字的字形构成到语言的结构系统以及语言手段运用的方法都与西方民族的文字语言有着根本的差异，映现着汉民族的文化特点。中国文字以形知意，“触目会心”，鲁迅说:“文字之作，首必象形……渐而会意，指事之类兴焉。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什九以象形为本抵。”这种特点与汉族人重整体直觉体悟的传统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内在渊源。

汉语的语法缺少西方语言严格多样的形态变化，词序灵活，重整体意会，这与汉族人长于综合短于分析的民族心理有关。汉语的修辞手段的运用也是这样，汉语的比喻的广泛运用，无论是文学、哲学，还是自然科学、设想喻理，无所不用其极；汉语的对偶为汉族人所喜闻乐见。这一切与汉族文化的哲学传统、审美意向、思维模式、表述特征都息息相通。

文学、文章更是如此。“文以载道”是中国文章的传统。古人曰:“志以道宁，言以道接” （《尚书正义》 ）……文章的内容实质上就是民族的文化，所载之道正表现为民族文化精神。具体说来，现行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就有如下两个特点:

（1） 注重选文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

注重选文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是这套教材最突出的特点。语文教材固然要注意思想教育功能，但它应与政治课或思想品德课有所区别，应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等语文能力为基本任务。因此，新教材的编写有意识地淡化了过去以反映阶级斗争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选文意识，注意对学生的道德修养、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培养，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在选文上，注意选取文化内涵比较丰富、深厚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如钱钟书、朱自清、朱光潜等著名学者的文章选进了语文教材，这些文章都蕴涵着浓郁的传统文化精神。在具体的编写上，强调对语言文学知识素养的积累、感悟和熏陶。

（2） 增加了古代文学作品的比例。

到了高中阶段，除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现代文的读写能力外，还要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语文素养，就要让学生多接触一些古代文学作品。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现代化，绝不能抛开我们的优良传统。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检验，经过了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曾经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而且常读常新，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因此，新教材中全套教科书共34个单元，古代文学作品有16个单元（包括古代诗歌3、古代散文9.5、古代小说2.5、古代戏曲1）共34个单元，约占课文单元总数的47%。

3.教学方法映现民族传统

教学方法是组织学生学习、发展学生认知的方法。中学语文的教学方法除遵循人类共同的认识规律以外，也不免需要根据专业特点切合民族的思维特征。我们国家具有悠久的教育传统，古代教育提出了丰富的教育方法，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这里面有值得继承的宝贵经验，也有需要改进的方法，但不管怎样，这些方法的产生都离不开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比如过去以传授知识为主、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与中国“尊经”、“征圣”、“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家风范与学术传统有密切联系，也与中国人只求“同”、守“常”、，而忌“异”的哲学传统、思维方式有关。学校的教育方法还反映着一种社会的认同意识，表现为一种共同的文化心理。著名特级教师于漪在教学中重视反复的朗读，重视创设情境、熏陶感染，让学生去领会理解文章的艺术和知识，这似乎也与“中国文辞重在音句而不重义句”，“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语言表述特征以及整体意会的思维特征达成一种内在的默契。

由此可见，中学语文教育是一种文化行为，它本身深深地受制于民族文化传统，映现着民族精神。语文学科性质及语文教学的特点决定了中学语文教学中理应贯注文化精神。

注释

[1]　刘向.说苑校正［M］.向宗鲁，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束皙.补亡诗·由仪[M]//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M]//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蔡江浓，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

[5]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2.

[6]　陈华文.文化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6.

[7]　杨邦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4.

[8]　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2.

[9]　陈华文.文化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7.

[10]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1.

[11]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

[12]　[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62-70.

[13]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8.

[14]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陆卓元，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136.

[15]　曹明海、陈秀春.语文教育文化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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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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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黄朴民、来可泓等.白话四书·论语（雍也） [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92.

[24]　黄朴民、来可泓等.白话四书·论语（宪问） [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156.

[25]　李绪坤.《学记》今读.中华传统美德网［EB/OL］.http:/www.lx.qdedu.net/mdjy/Show Article.asp?Article ID=846.

[26][27]　郑金洲.文化与教育:两者关系的探讨[J].上饶师专学报，199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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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 [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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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伍铁平.语言是一门领先的学科[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38.

[38]　曹明海、陈秀春.语文教育文化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