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于天地”的道术论

第一节　“本于天地”的道术论

陆贾的《新语》第一篇为《道基》，且书中论“道”之处很多。据此，有的学者认为，陆贾的“道”是天地万物的始基、本原，与老子的“道”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之义相同。如熊铁基在《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中说:《新语》“第一篇《道基》。这一篇名表明，作者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基础，是事物的本原。这就是《老子》‘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意思。《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所谓‘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其实，这个论断不符合陆贾著《新语》的本意，亦不符合《道基》的原意。我们说过，陆贾著《新语》是奉刘邦之命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治理安定国家而作，也就是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平天下的道术、方术，即“王道”、“仁义”的“道术”，而非探讨万物本原的“基础”。

我们综观《新语》，细读《道基》等篇，就会清楚地认识到，陆贾讲的“道”是“本于天地”的“道”，而非产生天地的“道”。他说:

夫世人不学《诗》、《书》，存仁义，尊圣人之道，极经义之深，乃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图天地之形，说灾变之异，乖先王之法，异圣人之意，惑学者之心，移众人之志，指天画地，是非世事，动人以邪变，惊人以奇怪，听之者若神，视之者如异;然犹不可以济于厄而度其身。……故事不生于法度，道不本于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听而不可传也，可小玩而不可大用也。^[8]

这一段话出自《新语·怀虑》篇。唐晏在《怀虑》篇题解中说:“此篇主义窒欲。”就是说，治国治民者，不贪欲图利，而要窒欲兴教，政令专一，执一政而御万民。文中所说的“道不本于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听而不可传也，可小玩而不可大用也”，换言之“道本于天地，可言而可行也，可听而可传也，可小玩而可大用也”。“道本于天地”之义，是说天地是道的本原、本根，而非道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本根。

因此，陆贾论“道”，常讲天道、地道、人道，并将三者区别开来，这个“道”不是讲宇宙万物的本体、根源，而是天、地、人的本质属性和遵循规律。尤其是当陆贾把“道”与“术”结合起来时，“道术”便成为治道艺术，治理方法，统治方术。陆贾说:

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9]

圣贤与道合，愚者与祸同，怀德者应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道术蓄积而不舒，美玉韫椟而深藏。故怀通者须世，抱朴者待工，道为智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10]

陆贾所言之“道”、“道术”是讲治世之道、治道艺术。因为他看到“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11]和“世人不学《诗》、《书》，存仁义，尊圣人之道”的形势，所以他便以“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校修《五经》之本末，道德之真伪”^[12]的精神，为汉朝统治者制定统治原则、方法、艺术。正如南宋学者黄震所言:“贾庶几以道事君者。”^[13]所以说陆贾的“道”、“道术”是为汉家“定天下，安社稷”而立论、开方的。

我们知道，“道术”一词最早出于《庄子·天下》篇:“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成玄英《疏》云:“方，道也。自轩辕已下，迄于尧、舜，治道艺术，方法甚多，皆随有物之情，顺其所为之性，任群品之动植，曾不加之于分表，是以虽教不教，虽为不为矣。”又《疏》云:“上古三皇所行道术，随物任化，淳朴无为，此之方法，定在何处?假设疑问，发明深理也。答曰:无为玄道，所在有之，自古及今，无处不遍。”可见，“道术”是指“治道艺术”，统治方术，因为它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方法甚多”。自古及今，普遍存在，随物变化。显然，陆贾的“道术”与庄子的“道术”是大体相近的。

陆贾依据“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即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而道术生焉”的原理，而讲天道、地道、人道。他所讲的天道、地道是天文、地理的自然变化规律，故为天地之道。他所说的天、地、人之道为:

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霜雪，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殒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

地封五岳，画四渎，规洿泽，通水泉，树物养类，苞植万根，暴形养精，以立群生，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

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14]

陆贾所说的天道、地道，是指天文、地理的自然现象和运行规律，并且是可以认识的。所谓“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就是这个意思。

正因为天道、地道及其变化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所以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而效法天地之道，建立人伦道德，设立百官，产生王道，从而使人们知礼义，讲道德，畏法令，弃贪鄙，兴清洁，消逸乱，以共生，这便是“王道”政治，即“天人合策，原道悉备”^[15]的太平盛世。陆贾把人效法“天道”而行“王道”的天人合一之道，视为最好的治道。

然而，由于“后世衰废”、“后世淫邪”，而使礼义不行，纲纪不立，而产生浮华、淫乐、暴力、战争等邪行。于是便有圣人君子据道而治，制止邪行，以德配天，为民除害，为天下行仁义。陆贾说:

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故制事因短，而动益长，以圆制规，以矩立方。圣人王世，贤者建功，汤举伊尹，周任吕望，行合天地，德配阴阳，承天诛恶，克暴除殃，将气养物。^[16]

由此可见、陆贾所说的“人道”，主要是指以“仁义为本”、“怀仁仗义”、“行合天地”、“德配阴阳”的仁政治道。就是说，人要效法天地，宽博浩大，廓然大公，附远宁近，协和万邦，实行仁道，光耀于天地，功垂于万代，这才是圣人的仁义之政。

因此，陆贾一再申明、强调仁义之治、之政的人道，极力反对，揭露暴政统治的失德、无道。他说: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段干木徒步之士，修道行德，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夫子陈、蔡之厄，豆饭菜羮，不足以接馁，二三子布弊褞袍，不足以御寒，倥偬屈厄，自处甚矣。然而夫子当于道，二三子近于义。^[17]

治政理民、为人修身，都要以道德为上，以仁义为本。由于“圣人怀仁仗义”，所以其治理天下符合天道原则，故能“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这就是“仁义之所治也”^[18]的结果。因此，“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故高而不坠，危而不仆”。^[19]执政者一定要以仁义为本，施行仁道，这是扶危定倾、安而不危，高而不坠，危而不倾，逸而不乱的关键。

反之，则必然危亡。陆贾在论述行仁义之道、之政而安定的同时，又指明施行暴力、苛刑必亡的事实。他以历史上的具体事实作为论证。他说:“太公自布衣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智伯仗威任力，兼三晋而亡。”“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20]就是说，以仁义道德，施行仁政，“行合天地，德配阴阳”者，必胜、必王;以暴力执政，施行严刑峻法，残害万民者，必败、必亡。姜太公、齐桓公属于前者;智伯、秦二世属于后者。这是陆贾总结历史经验和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所得出的结论。所以他在《新语·道基》篇最后总结道:

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德仁为固，仗义而强，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乱，贤者以义相治。《穀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21]

陆贾在其《新语》开卷第一《道基》篇，以“道术”为始，以天、地、人之道为“道术”之“基”，以“仁义”为人道之“本”展开了全面论述。意在告诉人们，特别是告诫为政的统治者，不论是做人修身，还是治政理民，都要以行仁义为本，行之者昌，背之者亡，这才是圣人之学，万世不乱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