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经济现代化

近代日本的崛起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此前的日本政府（德川幕府）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保守狭隘，拒绝接受外来影响。因此直到19世纪50年代几乎没有对外贸易^[33]（仅仅保留长崎一地允许中国和荷兰船只停靠），此时的日本实际上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极低。1868年的明治维新对于日本从封建农业国家转变为近代工业国，就如同1776年之于美国、1789年之于法国那样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明治维新不仅带来了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而且促进了近代经济的发展，以棉纺织业为先导工业，实现了轻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工业化以军国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通过增强经济实力来发动战争争夺亚洲霸权，并把军事工业放在首位。

作为日本近代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明治维新建立了一整套崭新的经济发展体系：以日本银行为唯一货币发行者的全国性金融体系；基于土地税之上的财政体系；包括公路、铁路及航运的国际基础结构；全国性邮电网络；以社团形式组成的联合股票市场；引进机器和外国技术人员；开办国营工业。为发展工业，日本运用国家力量来推进经济发展。最初的保护政策是官办民助，大规模引进欧美的工厂制度建立官营工厂以示范，另外聘请西方技师来任顾问和技术指导。但由于官办企业违背经济规律，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明治政权很快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很快以低价将除部分军工企业外的官办工厂出售给私人经办，实行民营官助的保护方式。这些企业多落到三井、三菱和安田等家族手中，形成日本财阀制度的基础。

在国家政权的推动、引导和扶植下，1885年前后日本国内出现了创办企业的高潮：1884—1893年的十年间，工业公司资本增加了14.5倍，运输公司资本增加了12.1倍，商业公司资本增加3.3倍。到甲午战争前夕，拥有10人以上的工厂已达3031个，职工38万人，铁路达2040英里，机械动力船舶达11万吨，银行达703家。^[34]棉纺织业成为工业部门的主导产业，1887—1890年，棉纺织业的投资占各部门企业总额近40%，棉纺设备和棉纱产量分别增加近5倍和8倍。1890年日本机器纺纱厂从19厂5万枚纱锭增长为30个厂27.7万枚纱锭，产纱29万包（3631.8万斤），纺织业实现了机械化。

但是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受到诸多制约：（1）资金主要靠农业地税^[35]，进口机器要靠出口生丝，市场主要靠占人口70%的农民。但半封建性质的佃农小地经营使佃农受到超经济剥削，农业既不能为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原料，也不能提供广阔的产品市场。（2）以纺织业为主的产业工人，主要来自农村的女工，工资极低^[36]。而且工厂的管理带有封建色彩，如包身工制度、职级制度、惩罚制度。这就更加深了狭小市场与迅速发展的工业间的矛盾。（3）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使本来就狭小的国内市场充斥着欧美商品。这些情况使日本的工业发展急需资金和市场支持。

日本明治政权选择通过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来获取建立资本主义工业所急需的资本积累和商品市场。经过周密的外交策划和充分的战争准备，通过八个月的甲午战争，日本以全国之力击败了中国的北洋陆海军，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使日本的获取巨大利益：（1）夺取朝鲜和台湾的市场，扩大了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使它的出口在1895—1905年间扩大了1.5倍，在全部出口中，除生丝外，约有半数输往中国，而棉纱几乎全部输往中国和朝鲜，因而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的发展。（2）掠夺巨额赔款，使日本获得了发展工业的充足资金。赔款的近90%是用于扩军，有力地推动了钢铁、造船、煤炭等重工业和铁路的发展。奠定日本军工基础的八幡制铁所的建设资金就完全来自中国赔款。另外日本也获得了健全金融信用的资金，改银本位制为金本位制，使日本金融市场与欧美密切联系，增强了日本的外贸竞争力。

从中国攫取来的3.45亿日元（2.3亿两白银），其中的75%即2.75亿日元是用于甲午战争的善后事宜及为准备下一次战争而扩充军备（临时军事费7895万日元、陆军扩充费5680万日元、海军扩充费1亿3925万日元）。剩余部分中拨出2000万日元作为皇室财产，以1000万元作为教育基金。^[37]

有这样庞大的战争赔款，加上资本家的战时高额利润，又掠夺了广大的土地和市场，日本的国营军事工业和财阀资本有了飞跃发展。以甲午战争为起点的十年（1894—1904年），日本工业、交通运输业及贸易、金融等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各业公司数量从2844增加到8895家，实缴资本由2.45亿日元增加为9.31亿日元。10人以上的工厂增至8274家，其中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从675家增为3741家。工人从38万人增至48.4万人。1898年铁路增长到3000英里，1901年又突破4000英里。航运方面，轮船吨位增长近6倍达到65.6万吨，开通了欧洲、美洲、澳洲在远洋航线，还取得了中国内河的长江航行权。贸易总额从9000万日元增长到3.15亿日元，虽然传统的生丝和茶叶仍占重要地位，但棉纺织品等工业品也渐重要，进口的机器和棉花、石油、铁矿石等原料增加了。

由于日本1896年废除棉花入口税、国家保护、战争需要、工资低廉和全天开工，棉纺织业发展尤为迅速，1903年纺织业的资本额、开车纱锭和产量，都比1893年增加了3.6倍以上，日均开车纱锭数129万枚，年产纱80万包。但工厂数到1899年达到顶峰的83家后逐年减少，而每厂之纺锭数则在增加，即走上了大规模化。棉制品的出口日增，而进口日减，在关税保护的情况下，于1897年实现棉品贸易出超，而且几乎全部输往中国和朝鲜，占日本向两国输出总数的40%—50%。

不仅如此，日本为转嫁经济危机、排除吞并朝鲜和霸占中国东北的最大障碍俄国，在英美的支持下，1905年再次冒险挑起日俄战争并险胜。这次战争又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掠取了更多的权益。对俄战争的胜利，对稳定和加强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结构、摆脱经济危机、提高国际地位，都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东北，日本设立了拥有2亿日元资本（日政府拥有一半股份）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除了经营长春、旅顺间铁路及其支线、安东奉天轻便铁路和抚顺、烟台的煤矿外，还负责经营管理大连等港湾和铁路附属地。日本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认为“战后经营‘满洲’的唯一秘诀，在于阳则伪装建设铁路，阴则实行百般设施”^[38]。在朝鲜，则先于1905年11月强迫其接受日本“保护”，继之1910年8月逼其与日本“合并”。以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为中心，霸占土地，掠夺资源，向朝移民，使朝鲜成为日本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移民地。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日本乘战胜之机，于1911年成功解除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实现关税自主，控制了国内市场，扩大了海外市场。如此诸多利权的取得，刺激了日本新一波产业发展高潮。

从1905年下半年到1907年两年半的时间内，新增企业投资达6.75亿日元，相当过去10年总投资额的2倍。1904—1914年的10年间，日本工业生产增加了1.5倍，10人以上的工厂由8274家增为17062家，其中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由3741家增为10334家，动力由10万马力增至100万马力。工厂工人由48.4万人增为108.6人。^[39]自东京电灯公司1908年在山梨县建成桂川水力发电厂以后，水电事业迅速发展。建立在掠夺中国和朝鲜资源基础之上的电气、煤炭、钢铁、机械、造船和化肥等重化工业等到了突出发展，基本完成了日本的产业革命。

棉纺织业日均开车纱锭1914年增为241万枚，年产纱167万包。同期的机器缫丝业增加2倍以上，达到289万贯，而手工缫丝只有61万贯，也实现了机器化生产。在重工业中，国营工厂仍占重要地位。国营厂数从1906年的66个增加到1914年的824个，使用的动力则从11万马力增到31万马力。1907年国营重工业厂数为41个，同类的民营厂则为703个，但国营厂使用的动力为6.4万马力，民营厂只有2.5万马力。^[40]

日本资本家从战争获得公债利息（利率5.4%—8.25%），取得各种补贴，得利于近20亿日元的军事物资订货，获得了战时超额利润。1907年全国银行利润从1903年的1.42亿日元增长到2.24亿日元；同期全国工业公司的公积金从3000万日元增至6450元。其中纺织联合会所属各公司赢利从1310万日元增为4047万日元。当时公司和银行的人们，是“从内心欢迎战争”^[41]。如前所述，日本近代的工业与金融业是在明治政权的直接指导与保护下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就非常集中，并很快形成了少数特权资本。在日俄战争以后，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和国家加强对资本的扶持，工业生产和资本集中的速度大大加快。尤其是1907—1908年的经济危机，集中进一步加快了，垄断资本向各个工业领域渗透。由此日本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棉纺织业在日俄战争以前就形成了机器化大生产，经历多次经济危机的缩短作业时间和企业兼并，战后很快就确立了六大纺纱公司^[42]的统治。但在进口原料和出口制品方面要依靠财阀系统的贸易公司。这些大公司还兼营织布。与企业的大型化相关联，三井、三菱等财阀建立了各自的垄断资本体系。1909年，三井同族会把以前合股公司经营的三井银行、三井物产及三井矿山分别独立出来，作为持有资本金2000万日元的股份公司，并新设控股公司——三井合股公司加以统辖。其他三菱、住友、安田、古河、大仓、浅野、涩泽、鸿池等财阀也相继进行改组，完成了财阀对金融和产业的垄断，建立了各自的家族公司^[43]，和国家资本密切结合起来，强化了对产业的支配。日本建立了以财阀为首的垄断资本主义。

日本的产业革命大体从明治维新开始，到明治末年完成，用了近40年时间。^[44]日本工业的年增长率，1874—1890年为12.1%，1891—1900年为14.3%，1901—1911年为6.3%。同期增长率最高的国家美国只有5.2%，德国4.8%，英国4.8%。这一时期日本确立了重工业的基础，但以棉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比重很大。机器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但小企业和手工作坊构成了经济的基础。从各业就业人口的比例看，1910年农林业人口是1431万人，占总就业人口近60%；工矿业人口461万人，不到20%。雇用10人以上的工厂工人不过81万人。在民营工厂69万人中，纺织业为44.2万人，其中女工占38.1万人，远超过机器工具部门的5.5万人。^[45]但钢厂和军工厂等国营工厂工人为11.7万人，也说明了重工业中国家资本的集中。1910年八大强国煤铁产量比较见表1—2。

表1—2 1910年八大强国煤铁产量比较

但直到20世纪初，日本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落后的国家。其产业革命有以下特点：

（1）日本产业革命不是在充分资本积累基础上发生，也不是在工场手工业成熟的自然结果，而是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下，由军国主义政权强力推动发展的。因而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官商合作、统制经济的特权资本。

（2）日本产业革命与西方一样以棉纺织业为先导而展开，但它是依靠进口机器与技术发展的。同时还吸收外国资本，聘用外国专家，大力培养本国人才，消化吸收进口技术装备。此种措施使工业化进程加速，但也导致日本工业基础薄弱。

（3）日本产业革命是依靠多次侵略战争刺激发展的。这导致了军工中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

（4）日本产业革命与落后的半封建小农经济并行发展。农村人口过剩，农业始终发展缓慢，工农业发展脱节，使工业发展不能得到国内农业提供充足的原料和市场，产生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内在动力。再者很多工业部门如酿酒、染织、陶瓷、玻璃等直到20世纪初还停留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形成所谓的“二重结构”^[46]。

1912年7月，明治天皇去世，皇太子嘉仁继位，改年号为大正。这时日本遇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由于仰仗英美资本勉强进行日俄战争和战后经营，推行铁路国有，扶植军事工业和化学工业及其他便于财阀赚钱的政策，1912—1914年日本的财政几乎濒于破产。到1911年日本的外债已经超过16亿日元，1912年度的本利支付就达7300万日元。^[47]而且外贸一直入超，社会上流传着将要停止兑换的危机。苦于重税的中小资本家以下的各阶层群众受到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的连年物价上涨的痛苦，战争时期处于低潮的劳资纠纷，此时也高涨起来。国内市场的狭小与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大之矛盾不可抑制，即使有殖民地市场也难以补救。而明治天皇之死，象征日本近代国家发展的一个时代的终结。日本就这样带着勉强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发展而积累的种种矛盾进入了大正时代。

在这累积着无数矛盾与艰险的严峻时刻，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呈长期胶着状态，日本也因此迎来了经济大发展的良机，日本的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力有了极其巨大的提高。这一时机甚至被日本的统治者目为“大正新时代的天佑”。战争第一年，由于战争导致外汇突然中止、海运停顿以及世界交通的中断与混乱，使易受海外市场波动的日本经济受到很大打击。然而从1915年下半年起，以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为基础（参见表1—3），经济各部门都有了显著的发展。这是因为大战使欧美商品退出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市场，日本商品乘机迅速填补市场空白；参战各国忙于战争，还需要日本的军用物资和日常用品的进口以弥补本国生产的不足。

表1—3 日本1912—1919年进出口贸易变化表

续表

从1914年至1919年日本外贸创造了13.28亿日元的外汇收入，加上航运收入及其他外汇收入，其外汇储备从1914年末的3.41亿日元激增至1919年末的21.45亿日元，增长了6倍以上。其中13.43亿日元在国外。^[48]1915年日本出口总值达到7亿日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以后又继续猛增，1919年一跃而为19.62亿日元，1915—1918年，日本出口总值近54亿日元，相当于1915年前十年的总额，而且出超近14亿日元；贸易外的收支也从1915年起转为出超，除资本收支外，四年间收入超过支出达13.5亿日元。一直是资本输入国的日本一跃而为资本输出国。贸易以外的收入中，运费、租船费的收入占首位，此时各海运国的船只被大量击毁和受到海上封锁，日本趁机大力发展海运，开辟了20条远洋航线，取得18.9亿日元的收入。其次就是以出售军火为主的政府海外收入和国民海外事业利益。海外事业收益中，劳工的汇款占了相当比重，纯事业收益仅稍多于此，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后进性。大战一结束，贸易收支立即从1919年又转为入超。而贸易以外的收支，也以海运收入为主，仍继续保持出超的状态（参见表1—4）。

表1—4 日本的国际收支（1911—1928）

在这种景气的刺激之下，日本经济从1915年摆脱了萧条景象，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各产业生产量在1914—1919年间，依价格计算增加了3倍以上（扣除价格因素大约增长一倍），各产业部门产量比例，农业从1914年的45.4%激减至1919年的35.1%，工业同期从44.4%增加到56.8%，1914年农业总产值为14亿日元，工业总产值为13.7亿日元；到1919年，农业为41.6亿日元，工业为67.3亿日元，工业超过了农业，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国。5人以上的工厂数由3.2万家增长到4.4万家，工人由94.8万人增长到161万人。1914年末公司总数为16858个，资金（实收资本和投资）20亿6878万日元；1918年公司数增为23028个，资金达47亿零708万日元；1919年公司数达26280个，资金达59亿7549万日元。^[49]

在所有工业部门都有很大发展的情况下，重工业发展比轻工业快，重工业中又以造船和机器制造的发展为最快，分别增长了6.1倍和5.5倍，造船443艘、54万吨。钢产量从1914年的40万吨增长到1919年的81.3万吨；化学工业也发展迅速，增长了3.4倍。考虑到价格上涨，生产数量的增长没有价格上表现得那么大。以1913年为100，至1918年，11种主要商品（米、麦、丝、棉纱、纸张、水泥、砂糖、生铁、钢、煤、铜）的生产数量为167。与作为中立国获得最大利益的美国相比，其生产额也仅增加了10.5%，相比之下，日本的战时生产力增加更快速。

表1—5 各种产业总产量的变化

纺织业在大战期间产量猛增，棉纱增长了3倍，棉布增长了6倍。战前的7大公司在战时有4家进行了合并，由三井和三菱资本支配的钟渊纺、东洋纺、大日本纺、富士瓦斯纺和日清纺等5家占据统治地位。在工业中，重化学工业虽然得到迅猛发展，但纺织业仍占压倒优势，从1914年占工业总产值的46%，增长到1919年的49.4%。与欧美先进诸国相比，日本仍是一个以轻工业为主（占工业总值70%以上）的二流国家，到1920年其工业产值只占资本主义世界的2%。

表1—6 各国煤炭、生铁、钢产量（1925—1929年平均）

战时工业的急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大大加速，加强了日本垄断资本的地位。1914年雇用1000人以上的工厂只有85个（占全部工厂数0.27%），工人数为5人以上工厂的工人总数的17%；1919年增加到152个（占0.33%），工人数则达21.7%（参见表1—7）。财阀系统的银行资金大量增加，三菱银行资本由1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三井银行增为8000万元。银行通过贷款强化对企业的控制，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加强了。“在主要产业部门中，到大战后期，在海运、造船、棉纺、铜、煤、电力、银行、七个部门确立了垄断资本。”“除棉纺、电力外，其余五个部门的中心企业都处于财阀控制之下。”^[50]

表1—7A 按就业人口规模分类的工人数

表1—7B 按就业人口规模分类的工厂数

纺织、钢铁、造船、航运和贸易等行业的垄断资本家的利润像神话般增长着。战前各业的利润率仅10%，至多也不过30%。根据公布的利润率，1916年矿业为187.4%，化学工业、机械、车辆工业也从50%上升到70%；1918年航运业为191.6%，造船为166.6%，棉纺织业为115.9%。实际上他们还隐瞒了巨额利润，例如钟渊纺、东洋纺、大日本纺、合同纺等四大公司公布的1917年下期利润为3500万日元，但到1920年战后经济危机时，上述四公司的秘密公积金就达2亿日元。^[51]

为了充分利用趁大战之机从中国掠夺的利权、利用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廉价劳力、占领中国广阔的商品市场，日本把积累的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对华投资，其金额从1913年的14亿日元增长到1919年的34.5日元，遍及工矿、交通运输、农林、地产、商业、银行等各个部门。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以后，从慢性的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在经济结构上则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18年工业比重超过50%，达到56.8%），当时有中国学者评论说，“日本经济界之地位，较之大正初期时，其规模，其内容，实有隔世之变化。明治时代，固为空前之大变化时期，而大正年间之变化，吾人实有感其不必即为绝后之变革时代也。”^[52]但是，与工业化与经济军事化加速推进的同时，社会发展十分迟缓，三大差距（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贫富差距；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地区差距；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二重结构”）不断扩大，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根据1920年第一次国情调查，日本全部人口的82.0%居住在农村，全部就业者的53.8%从事农林水产业。另外当时产业结构尚不发达，大多数国民过着长时间劳作而少有闲暇的生活，以勤劳、节约为美德的传统家庭继续存在，这是一个国家和家庭比个人优先的时代，可以说国民生活的意义就是保持安定的秩序。经济活动在都市比较活跃，应该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体育运动使国民的生活意识发生了大的变化。^[53]

日本近代工业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国家政权对工业的强力推动。明治时期以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代表的重要政治家意识到日本这样的落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充分依赖国家的力量，在政局不稳、财政困难的情形下坚持内治优先，加速经济发展，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另外日本还大量派遣使团前往西方考察政治经济科技，坚决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虽偶有全盘西化之举，但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态度是正确的。日本的工业化成功表明，落后国只有通过工业化发展经济才能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机。但日本以军国主义指导其工业化并为侵略周边各国服务，牺牲普通工人与农民的利益，经济增长极不均衡，使国内法西西斯主义弥漫朝野。

日本的国际收支在欧美列强战后卷土重来后恶化。1919年下半年起日本贸易开始转为入超，以后在整个20年代年平均入超额始终在3亿2000万日元上下^[54]。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对日本的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在1925年51届议会上藏相滨口雄幸报告说，1924年度的对外贸易受东京大地震影响，输出18亿700余万日元，输入24亿5300余万日元，逆差6亿4600余万日元，创下日本入超数的最高纪录。1929年又卷入世界性经济恐慌，使日本的工农业及金融业遭到沉重打击。日本欲以更大的对外侵略转嫁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

[1] 井上清认为，所谓军国主义，就是以军备和对外侵略为国家的最高目的，一切政策都服从这一目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具备了浓厚的军国主义倾向，参谋本部的设立便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正式标志。参见［日］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杨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3页。

[2] 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

[3]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页。

[4] 日本平凡社编《政治学事典》将大陆政策定义为：日本自明治以来对中国、朝鲜所进行的侵略政策。明治政府成立后，为缓和与国内保守势力对立的险恶暗潮，乃不断利用对外危机以转移国人视听，以消除国内没落士族不平之气，此后逐渐蜕变成以帝国主义为本质的侵略主义。见陈丰祥《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中国台北）金禾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页。

[5] 汪向荣、夏应元：《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8页。

[6] 薛子奇：《海外雄飞论——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北方论丛》1997年第1期。

[7] ［日］佐藤信渊：《混同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5佐藤信渊》，第583—584页。引自陈丰祥《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台北）金禾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1页。

[8] 同时期的相关人物如内田良平、内藤湖南、大隈重信、北一辉的大陆认识可见［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页。

[9] ［日］吉田松阴：《幽囚录》，《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第596页，转引自陈丰祥《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中国台北）金禾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1页。

[10] ［日］日本史籍协会编：《木户孝允日记》第一，日本史籍协会1931年版，第159—160页，前引陈丰祥《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中国台北）金禾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9页。

[11] 因受到明治初日本内政纷乱、财政困难、士族叛乱及部分征韩派意见不一之制约，终未能实现。

[12] ［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205、217页。

[13] 米庆余：《日清战争外交史论》，载米庆余主编《日本百年外交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14]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5页。

[15] 同上书，第328页。

[16] 王芸生：《六十年十中国与日本》第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4—155页。

[17] 陈丰祥：《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中国台北）金禾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29—334页。

[18] ［日］丰田穰：《加藤高明と大正デモクラシ》，讲谈社1984年版，第301页。

[19] ［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3页。

[20]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21] 满蒙独立运动：1912年清帝退位后，日本政府、军部、浪人、财界支持图谋复辟的宗社党、蒙古王公进行分裂中国东北、内外蒙古的活动，以借机取利；1916年3月又策划了第二次，６月因袁世凯病逝、日本改变对华政策而中止。两次运动的中心人物是肃亲王善耆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

[22] 军部一词含义，它包括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关东军和其他军事机构，它是一股特殊强大的势力，依靠陆、海军或其总体的军事力量，恣意操纵全部国政。另外还有某种特殊的政治势力的含义。“军部的概念”，见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册，《军国主义的发展和没落》，马黎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4页。

[23] ［日］有田直矢：《西原借款述论》，南京大学历史系2000届研究生毕业论文，第4页。

[24] ［日］胜田主计：《确定对中国借款方针》，《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207页。

[25] 币原喜重郎，明治五年（1872）八月十一日生于大阪的门真市，二十八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入农商务省任职。次年经外交官考试合格后任外交官。他是第一个通过这种考试而任外相、首相的官员。1903年他与三菱财阀岩崎弥太郎的次女雅子结婚，因而和加藤高明是连襟。在外务省驻外使馆任职多年后，1915年后历任外务次官，驻美大使、华会日本全权代表。此后因病休养两年。1924年6月11日出任加藤高明内阁的外务大臣。他在任内就对华政策发表了一系列演讲，采取了带有极深个人色彩的外交活动，形成在国际上闻名一时的“币原外交”。

[26] ［日］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17卷，《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日华关系の展开》，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4年版，第105页。

[27] 币原外相在第49届议会上的外交演说，［日］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17卷，《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日华关系の展开》，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4年版，第108—113页。

[28]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02页。

[29] Akira Iriye，Japan and the Wider World：From the Mid-nineteen Century to the present，Singapore：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 Ltd.，1997，pp.56—57.

[30] Akira Iriye， Japan and the Wider World：From the Mid-nineteen Century to the present，p.62.

[31] ［日］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编：《日本经济史》第6卷，《双重结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7—38页。

[32] 陈友仁：《武汉国民政府外交报告》，陈志奇辑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辑》（五），（中国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渤海堂文化公司印行，第2129页；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372页。

[33] ［日］中村隆英：《近代日本经济发展》，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34] 池元吉、张贤淳：《日本经济》，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35] 1868年，日本中央土地税收入200万日元；1873年改革后日本中央土地税收入6000多万日元，占全部税收的90%，大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参见［日］中村隆英《近代日本经济发展》，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9页。

[36] 据1890年的统计，一个军事工厂的熟练工人每天工资2.4角，丝厂工人男工为1.5角，女工为0.9—1.2角，而当时1角钱只能买3斤大米。参见池元吉、张贤淳《日本经济》，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37] ［日］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杨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4页。

[38] ［日］鹤见祐辅：《后藤新平传》第2卷，第651页。转引自［日］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杨孝臣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0页。另，“满洲”一词是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对我国东北的称呼，在地理范围上大体包括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河北省北部（即民国初期的热河辖区），这一称呼也许因这里是满族的故土，参见［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39] 池元吉、张贤淳：《日本经济》，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42页。

[40] ［日］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杨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7—128页。

[41] 同上书，第127页。

[42] 这六大公司是钟渊、富士瓦斯、大阪、三重（1914年二社合并成东洋纺纱）、尼崎、大阪合同、摄津。

[43] 日本的财阀资本作为封建时期的巨商大贾，明治维新后受到政府的扶植成为享有特权的“政商”，发展成近代垄断资本后，仍然保持着封建时代高利贷资本与特权资本的特征。财阀的企业经营，一般都利用以家族总公司为核心的“家族总公司—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的特殊持股关系，结成“家族康采恩”，一方面在经营上渗透到工业、金融、商业、运输等部门，形成了从原料生产到加工、运输、销售、的综合性垄断组织；另一方面，股票并不广泛发行，只卖给与家族有密切关系的少数人，最高权力并不属于股东选举的董事会，而是属于家族成员和亲戚组成的家族会议，甚至只集中在一人身上。这些大财阀不仅控制着经济命脉，而且勾结政界的元老、官僚、军阀，操纵政党，直接左右着政策的制定与推行。

[44] 关于日本工业化分期，还有具体的时间划分，1860年至1903年为准备期，实现了轻工业生产的机械化；1903年至1914年实现了大机器的工厂生产方式。见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页。

[45] ［日］大石嘉一郎：《资本主义的确立》，载《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7近代4》，1976年，第121—122页。转引自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杨孝臣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6页。

[46] 1909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为19.15亿日元，其中家庭手工业产值为10.34亿日元，占54%。

[47] ［日］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杨孝臣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0页。

[48] ［日］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杨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4页。

[49] ［日］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杨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5页。

[50] ［日］高村直助：《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和中小企业》，见《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8近代5》，第58页。转引自［日］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杨孝臣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5页。

[51] ［日］高桥龟吉：《大正昭和财界变动史》，转引自［日］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杨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8页。

[52] 童蒙正：《日本大正十五年间经济界变迁概观》，《东方杂志》第24卷第6号。

[53] ［日］矢野恒太记念会编、矢野一郎监修：《从数字看日本的100年》，东京国势社1991年改订第3版，第467页。

[54] ［日］山崎隆三：《两次大战间的日本资本主义》（下），大日书店1928年版，第123页；见武寅《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