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经济社团

经济社团是指以发展经济、适应和开拓商品市场为目的而建立的工商业社团组织。它与传统的会馆公所不同，不是以乡情作为组织的纽带，籍贯性束缚淡化，组织形式制度更加民主和理性，是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社团组织。

甲午战败以后，民族危机感空前沉重，辛丑条约迫使我国门户和产业更加开放，投资建厂成为外资在华新的开拓利润的经济领域，清政府也倡导了局部政策改革的“新政”。新的国内外形势，促使上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加速发展，工商业商品市场在不断发育扩大。清末民初以降，上海的工商产业一方面表现为原有的行业分工细化，一方面新的近代化产业不断兴起，市场日益多样化、复杂化、融合化。以近代同业公会、商会为代表的经济社团随之发展起来。

一、近代上海同业公会的兴起

清朝末年，上海率先在部分行业出现了新型的工商团体。这些新的工商组织有些是从原来的会馆公所脱胎而来的行业组织，有些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新产生的以“公会”或“商会”等名称命名的行业管理型团体。如洋货商业公会、豆米同业公会、棉业公会、书业商会、办麦公会、日报公会、中华布厂公会、保险公会、教育用品公会等。工商同业公会或商会成为普遍的经济社团组织，引起了政府重视。

1917年4月，北京政府公布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这个规则在当时虽然没有得到实施，但对规范同业团体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上海的部分工商业在业内富有革新精神的上层人士的主持下，自发地进行了改革同业团体的各种努力，相继改组或重建了一批同业组织。如，出口各业公会、银楼新同业公会、钱业公会、纸业公会、绸缎染业公会、华商织袜厂同业公会、中国蛋厂公会、油厂工会、丝厂公会、卷烟同业公会等。还出现了一些跨地区或跨行业的联合会，如，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国电业联合会、中国棉业联合会等。20世纪20年代，上海这类新型的工商业管理型团体已经有60多个，在数量上虽然比当时179个工商同业公会要少得多^[17]，但是这些新型团体所代表的行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些新式工商业团体所发生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是“随着历史的变化引起的行会制度的多种变化”^[18]。同时这些新型工商团体的建立也标志着上海的工商团体已经突破带有封建色彩的会馆公所的束缚，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整体迈进，进入了近代化行业管理阶段。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颁布了《商会法》，并于1929年8月和1930年1月公布了《工商同业公会法》及《工商同业工会法实施细则》，规定全国所有的行会及会馆公所之类的工商各业团体必须在一年内完成改组，依法统一建立同业公会。1930年6月上海所有的会馆公所、行业同业协会及同业联合会完成改组，全市共有170多个同业公会。按照《同业公会法》的规定，同一地区的同业公司、企业、商号数量在7家以上时，都要依法建立同业公会。上海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兴的行业时有产生，而原来的行业也在不断细化，从而产生出新的行业，因此同业公会的数量也逐年增加。据1936年统计，上海工商各业共组织了236个同业公会，其中工业行业组织了40个同业公会，商业行业组织了196个同业公会。到1947年初，上海工商各业中共有同业公会269个，其中工业行业中有60个，商业行业中有209个。此后，同业公会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到1949年，全市的工商同业公会已经增加到306个，其中工业行业组织86个，商业行业组织220个。^[19]数量如此庞大的行业管理组织集中在一个城市，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经济社团组织在近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同业公会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而产生，是近代工商业者的新型社团组织，它既是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济近代化在社会组织层面上的体现，也标志着中国的行业组织从传统的行会向资本主义工商同业组织转变，是一种行业管理制度方面的创新。上海各业同业公会建立后，在积极反映同业会员企业的意愿、维护其正当权益、沟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已是近年来对同业公会研究的共识。此外，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政府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政府进行关税谈判过程中，上海各业同业公会纷纷代表会员企业高度关注关税问题。一方面积极支持成立以上海实业界为主的中华实业团体国定税则研究会，就合理确定税率问题组成代表团，前往南京向政府请愿；另一方面，上海各业同业公会借助媒体，公开提出修改关税的要求，营造修改税则的民意氛围，向外国政府显示中国的民意。当时，上海机器染织业同业公会、针织业同业公会、面粉厂同业公会、电机丝织业同业公会、橡胶制品同业公会、造纸业同业公会、棉布业同业公会等几十家同业公会，以及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向上海报界申明对关税修改的要求，提出降低原料和燃料进口关税率，提高工业品的进口关税率等要求，以保护民族工商业，并连续多年坚持向政府提交请愿书。^[20]经过上海各业同业公会努力活动，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社会舆论，支持政府在对外关税谈判中争取了有利地位。由于政府当时的立场是积极争取关税自主，与相关国家在围绕关税问题的多轮谈判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说明上海的工商同业公会在当时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能够就保护民族工商业问题代表会员企业在重大问题上与政府进行对话，并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二、近代上海经济社团的联合行动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必然形成更密切的经济联系，抵御外资经济的压迫和竞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20世纪初始，近代上海各种社团组织呈现出联合发展的趋势。

素有“中华第一商会”之美誉的上海总商会，于1904年在上海诞生。它是上海地区各业同业公会的联合组织，其成员不仅包括纯流通领域的行业组织，还包括了工业、金融业、保险业、公用事业等行业组织及改制后的会馆公所，对全国各地和海外的经济社团产生过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上海总商会及会员团体，引进国外先进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推动近代上海工商业社会秩序从传统行会治理方式向近代法制轨道迈进，促进工商各业从行帮的守旧管理模式改变为有统一组织的规则管理形式。运用团体的领导地位和组织力量，联络各行各业分散进行的反对洋货倾销活动，组织成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抵货运动。同时，利用各种文化载体，向社会广泛传播科学的工商管理和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识，帮助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上海总商会成立后不久，就在上海发起召开了两次全国商法大会，获得全国各地和海外商学团体的广泛响应，成为当时的一个时政关注热点。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近百位代表出席，讨论各种工商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推动政府的工商法律建设，具有重大的近代化意义。各界工商和商学人士取得广泛共识，形成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商事习惯的决议，会后进行有效的实地调查，最终促成了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和《商法总则》出台。对当时尚依赖残缺的行规、帮约从事经营活动的工商界来说，是向经济秩序法制化进步的重要转折。

20世纪20年代，我国《商标法》《票据法》和《工厂法》在制订时，上海总商会对当时的上海企业反复宣传，并组织相关的工商团体和社会法学团体参与讨论，起到了撷取民间智慧以充实我国近代法规建设的作用。当时，上海总商会引导各业同业公会利用法定社会团体的身份，代表上海工商界和各业向政府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意志，争取获得政府对工商业的保护。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针对不合理的税制，通过对各种税制的评议，既敦促和劝说会员履行依法纳税的职责，又积极反映会员要求政府停止征收苛税的呼声。如在巴黎和会期间，就工商界普遍关心的废止协定税则，争取国际税法平等问题，上海总商会和上海的一些同业公会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我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据理力争，以维护本国民族经济利益。对北洋政府发行的印花税，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单独发电抗争，指出财政部曾允诺对仿制洋货“已完正税，不再重征”，指责此次复开印花税是自食其言的行为，“坚请收回成命”。30年代初，上海工商各业同业公会针对政府颁布的新营业税大纲，成立了“税则研究会”，对各业货物的税率进行分门别类的核议，要求政府重新修订税率，酌情核减。在争取关税自主、要求提高进口税和废除对部分工业产品征收特税等问题上，上海总商会和同业公会都站在民族企业的立场上，不遗余力地向政府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反映了近代上海工商业的利益要求，保护了工商利益，维持了工商秩序。

上海总商会和其他同业公会日常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普及宣传科学的工商知识和推广企业管理知识，为会员企业拓展国货产品市场、开辟原料来源渠道。上海总商会开办商业图书馆，除自办图书外，并积极争取各书局“嗣后凡有新出版之商业书籍，每种移送图书馆一份”。该图书馆对上海工商界全面开放，“任人展览”，“使有志潜修之士得以同资沾溉”，^[21]还与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商科大学联合开办商业补习夜校、成立上海商业补习教育会，“以扶助上海商界青年增进商业知识，养成商业适当人才为宗旨”。1926年商业补习夜校的入学青年达到321人，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商业补习夜校。^[22]同时，上海总商会还创办商品陈列所，举办商品展览会和研究会，通过办展宣传国货产品，研究国货产品的出口前景，组织国货产品出国参展，为国货产品拓展海外市场。在上海总商会的支持和指导下，各业同业公会也为会员企业筹备各种国货产品展览，以增强民众的国货观念。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国货博览事业在总商会的推动下，发展活跃，扩大了国货的社会影响，提高了国货的竞争力。

各业同业公会也积极地为会员企业服务，提倡推广优良品种，组织同业设立原料工厂，减少对进口原料的依赖。如面粉业同业公会联合华商杂粮业、苏浙皖内地机制面粉业公会在江浙农村设立改良麦种场；华商纱厂联合会设立植棉委员会，引进国外优良棉种在国内推广种植；上海丝茧行业设立茧业协会，在各蚕丝产地分设制种场，进行蚕种的改良和推广；上海国货橡胶制品同业公会为抵制日货原料进口，发动所属各厂自筹资金设立橡胶原料化工厂；上海铜铁机器同业公会、上海针织工业同业公会、上海棉织业同业公会等团体，为了抵制日货进口也曾经纷纷设立了同业内的原料工厂。

三、近代上海经济社团组织的民主化趋向

近代上海工商同业公会在组织上区别传统会馆公所及行会的一个根本特点在于，它不像传统行会组织那样通过严厉的行会规约把成员禁锢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以内，自我封闭，阻止竞争，以分享封闭的行业垄断利益，而是基于资产阶级扩大再生产和扩大市场的需要，尽力扩大组织和地域范围，鼓励成员开拓进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杠冲破保守的稳定状态，倡导经济活动的开放和竞争。

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扎根，也是促进近代上海经济社团组织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外商社团实行的民主制度，是近代上海社团组织机制的借鉴范本。在近代民主精神促动及租界民主制度的影响下，近代上海经济社团的创制与活动逐步趋向于民主化。

以同业公会和商会为主要代表的近代上海经济组织，与传统的会馆、公所相比，其章程规定和组织结构都表现出民主化、公开化的特点。公会领导人由行业会员集体选举产生，行业规则由会员会议讨论制定，一般事项由董事会公议，重大事项召开会员大会决议。在公会和商会的会员构成上，消除行帮和地域限制，公开吸纳会员。只要遵守规则，行业厂商都可入会，权利与义务平等享有。会员企业对于公会的决议或行为，遇有问题或持有异议，有提请公会重新公议或解释的权利。协调矛盾纠纷遵循公会规章，公开协调程序，规避了传统的没有成文规定的行事随意性。同业公会章程或业规中一般都有关于同业间业务关系和同业纠纷的有关规定和条款，许多同业公会在业规中，还专门设有关于同业间业务往来的细则条文，以此规范同业间的交易行为。如上海茶输出业同业公会会员业规，“会员对会员之业规：一、会员与茶厂茶号一经签订代售契约，应即报告公会其他会员，不得再行接受。二、凡遇茶厂茶号有分托会员经售情事，无论有关系者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之会员，均应于事前协商允洽，并报告公会。三、凡茶厂茶号临时有改托经售，应先征得最先经售会员之同意，并将账款结清，方得另经售。倘未经同意而账款未清者，其随后承接之会员应负偿还最先经售会员所垫付本息之责”。^[23]

近代上海的经济社团以民主化的机制开展了促进上海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许多工作，诸如缓和市场危机、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制订行业产品标准、监督企业违规行为、调解同业纠纷和劳资冲突，等等。在处理这些行业内部的日常事务中，往往体现出一种管理民主化的精神，将处理原则建立在会员企业充分协商解决的基础上。当时，上海工商业相对来说门类齐全、行业繁多，上海工商社团适应这种特殊情况有细化的专业分类。如在纺织工业中有机器棉纺织、印染、手工棉织、针织、丝织、绸缎印花、毛绒纺织、骆驼绒、机器染织、内衣织造、手帕织造、织带、毛巾被毯等10多个不同行业分支，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分支行业分别设立各自的同业公会，制订了体现民主管理的组织章程和建立比较正规的管理层次，既有利于维护不同企业的具体利益，又通过同业公会之间的相互联络，来表达纺织行业的共同要求，形成整个行业的整体力量，从而使同业公会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团体成为促进行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