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社团社会管理意义的现实启示

社团组织在近代上海发展中的社会管理意义，近代上海社团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社团组织发挥社会管理功能的优势，对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团建设、充分发挥社团的社会管理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提高对社团社会管理意义的认识

市场经济发展和利益关系的社会化必然促进社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已有近代上海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证明。社团作为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秩序的基本组织力量，在政府管理不统一或不作为等很多方面，发挥了维护市场秩序的积极作用，这也证明了社团作为利益主体的自组织团体，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的。这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社团组织的发展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组织行为来认识，进一步重视社团组织在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中社会管理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了长期的计划经济和政府对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单线条管理体制，社会生产和分配由各级政府直接计划和控制，社会个体的身份和活动隶属于单位、街道或生产队社直接管理，政府不允许有游离于计划体制外的生产和社会活动。这种高度统一的政府一元化管理体制，在政治环境新旧转换的关节时期，曾起到了消灭社会破坏力量、尽快恢复社会生产、及时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实现了特殊时期社会力量的高度整合。但随着政治环境的稳定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化，这种政府高度统一的社会管理体制，就越来越表现出其束缚社会生产、消弭社会活力的负面作用。当时被政府批准建立和保留下的社会团体，也失去了社团组织自主、自治等基本特点，成为完全依附于政府机构的准政府组织。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基本取向，激发社会活力，增强社会创造力，允许和鼓励一切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实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大解放，人民群众大解放，经济和社会活动多元展开，社会个体的行政隶属关系逐步消解，以前的“单位人”“计划人”变为了“社会人”“市场人”。政府一元化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社会管理的社会化成为新的趋势。

政府宏观指导下的社会管理社会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的基本要求。社团组织作为市场利益个体的自我管理组织，成为社会管理社会化的基本组织形式。社团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一方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承接和减轻政府社会管理的任务和负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团是构成社会管理主体的重要组织部分。从局部上，一个社团组织维护、管理、监督着一部分成员的利益和行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从整体意义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管理、解决着整个社会的利益和问题。

二、加强社团的组织和制度建设

组织制度决定其行为方式和功能发挥。从近代上海社团的组织制度演变可以看出，社团的组织形式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的，以符合社会发展要求，适应社团发挥自治作用的新需要。

近代上海社团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在开埠后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近代民主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影响，经历一个逐步近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近代社团组织和制度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从组织机构上说，早期的董事会或理事会制过渡到后来的委员会制；从组织制度上说，董事集权制改革为机构权力制衡制；从章程规约上说，封闭性的固守旧约逐步被开放充实的新约代替。总之，不断改善和加强组织建设才能较好发挥社团的应有作用。

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和制度的明显特点，是吸收采纳了近代民主制度，西方政治的三权分立是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制度更新的模板，这种制度比较好的适应了近代上海的经济文化环境，社团组织也据此更好地建立了在社员和社会上的公共功能基础和信用，不但成为维护成员利益、约束成员失范的有效组织，而且在监督和约束公共权力运行方面具有一定的效用。

近代上海社团在一定的法制基础上，吸收了近代外国社团的治理方式和观念，实现了自身的改革和转型，从而得以有效地发挥了其社会管理作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团组织和制度建设可以吸取这方面的历史经验，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促进社团的改革和发展，使其成为支撑市场经济运行、推动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社会化管理组织。

今天的社团组织和制度建设，应该在组织的法制、民主、信用与社团活动的自主、透明、公益等方面下功夫，以更加开放的精神借鉴现在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成功经验，推动社会管理主体和方式的多样化，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

三、加强对社团建设的思想理论教育和社会活动引导

近代上海社团是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中发展资本主义的产物，其指导思想或思想影响都是资本主义的利益观念，维护资本利益是近代上海社团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出发点，民众利益只是被放在安抚或施舍的位置。这种思想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社会主义的利益观念与资本主义的利益观念有本质的区别，在社会主义的利益观念中，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全局利益、人民利益是占第一位的。这就对今天的社团有了鲜明的政治思想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主体都有自发的局部利益导向，必须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社会主义信念和行为的自觉性。

思想理论上，对社团组织必须加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宣传和教育，建立长效的学习和教育机制，作为一项政府对社团管理的重要工作经常开展。指导社团行为把行业利益和职业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在行业利益与社会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或与民众利益发生冲突，或与环境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引导社团成员以国家、社会、民众、环境利益为重，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行动上，指导社团依法开展活动，取缔违法社团的存在，避免诸如近代上海黑社会性质社团的生存和发展。

创建社团健康发展的宽松环境，充分相信社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给予社团发展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扶植，加强政府与社团的联系和交流，积极开展政府社会服务任务的社团外包工作等。

四、对当前社团参与社会管理的意义思考

当前我国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建立了统一、有效的社会管理体系，但社会管理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也在不断出现，社团的社会管理功能大有可为。从当前的社会现实来看，社团的发展比近代上海社团的质量和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仍需扩大社团的群众基础，进一步发挥社团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社会管理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沟通、协调、指导、控制社会有机体，使社会系统有序、良性运行的过程。社会管理的目的是营造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社会各方面利益都能得到合法维护并可持续地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包括思想理论创新和方式方法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思想发生深刻变革，社会管理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指令性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过渡，人治管理向制度管理进步，直接管理向间接调控变革，政府的一元化管理向社会协同管理变化。社会管理体制从国家进行即时性的社会动员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8]的常态管理格局转变。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9]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可以理解，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相互关系的系统，社会管理就是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10]社会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来实现的，各类组织承载着社会管理的基本职责。宏观组织如国家机构，中观组织如企事业单位，微观组织如宗族家庭，等等，都具有社会管理的基本职能。但是，各类组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在社会急剧转型、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发生混乱、社会稳定遭遇危机的时期，国家机构应承担更大的社会管理责任，这时没有国家机器的强力管控不足以稳定大局，虽然国家机器的强力控制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窒息，那也是绕不开的。当社会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管理的任务是营造有利于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民主、协商、平等、互动的社会关系成为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式，如果国家机构对丰富多样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施行强力干预，就会压抑社会活力，社会关系就会出现不正常状态。这时，社会管理的任务应该更多地让渡给民间社团组织。

社会管理思想和方式选择来源于为社会服务的需求。众所周知，国家起源于社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社会的上层建筑，行使统治社会的职能。但国家升腾于民间社会之上，以与民间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为条件。国家是社会秩序的威慑性后盾，社会对国家统治手段的要求以历史情势的变化而不同。社会孕育国家，使其表达社会意志，为社会继续发展提供保护和服务，国家的社会管理思想以有利于社会发展为其合法性。如果国家强行干预社会生活，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异质力量而危害社会的健康发展。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方法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原则^[11]，加强源头治理体系建设^[12]。按照“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充分开发社团组织的社会管理优势资源。

（一）社团组织是“源头治理”的始域

近代上海各类社团的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解决了大量社会矛盾，在相当程度上从源头理顺了社会秩序。

源头治理就是把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社团是自愿组合的民间组织，是民众社会化关系的源头。发挥社会管理的“源头治理”机制，社团组织处于起点的地位。

社团组织作为民众的自愿团体，与社会个体是无缝对接的关系。社团组织直接反映民间的社会关系，表达民众的社会愿望，实践国家的方针政策，回馈落实的经验教训。社团组织是接地气的集合体，具有生生不息的自然资质。如果说社会是国家的母体，那么社团组织就是国家创新社会管理的思想源泉。积极发挥社团组织的社会管理作用，有利于推进社会管理思想和方法的创新。

社团组织作为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是“平等伙伴”。社团组织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是成员“自己的组织”，具有联系、服务组织成员的关系优势。在社会组织的形式判断上、在成员的心理距离上，社团的管理方式与国家组织对各部门的号召、指示等层级形式明显地区别开来。

社团组织的“平等伙伴”关系还体现在社团的组织规则上。近代社团组织是实行民主原则建立的。民间社团的规模有限、成员身份相似，有利于民主原则展开和落实。民主是“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石，在民主的范围内，个体的责任和义务意识才能真正增强，才能反映真实情况，实施有效的管理。

社团组织是拥有共同利益成员的团体。共同的价值取向，奠定社团成员对价值目标的同向理解，社团成员拥有比较均衡的话语资源，社团领导与社团成员之间是协商平等的关系，不是上下层级的直属关系。靠行政外力组织的机构往往存在紧张压抑的话语关系，也由于行政科层机构规划下的民众在所属的行政组织中没有话语资源而产生的生疏感。行政机构的社会管理对管理对象来说往往是被动行为。社团组织的共同利益和“平等伙伴”关系，使社团管理与成员的共同价值追求密切结合起来，抹去了行政权力往往产生的隔离或生疏感。

社团组织是社会关系的纽带。社会管理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社会关系的结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说的是人的本质由现实的社会关系来决定，判断一个人的本质只能从他经历的和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寻找依据。影响人、调动人也只能从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着手。人是社会关系的结点，表达的是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围绕人建立的，是为人的发展而展延的。社团把人聚合起来，构成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抓住社团这一社会管理的纽带，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就会切实有效。

社会管理是影响和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的活动。社会个体的活动受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影响。人处于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个体通过不同范围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通过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的互动，影响与被影响于社会环境。社团是社会个体的直接关系，具有直接影响、教育、规范社会个体的作用。

社团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作用场。社团组织是民众根据社会状况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利益主体主动建立的维护成员利益、应对社会环境的团体。社会和国家的状况是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社团组织把国家的政策、法令结合社团成员的实际需求，讨论、制定本团体的实施对策和落实措施。国家意志通过社团组织的过滤，渗透进社团成员的思想，影响成员个体的实际行动。这个过程中，利益主体的追求和需要通过社团组织与国家政策进行对冲和交汇，利益个体以社团的形式与国家政策发生作用，社团成为国家与利益个体之间的作用场。社团是成员表达真实意志的场所，国家意志在这里与利益个体的真实意志相作用。

社会团体作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作用场角色，与行政机构的推行性角色，对民众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社团组织的利益协同性以及成员情感的共通性，易于成员遵守社团的规约，虽然有时这种规约不完全符合个体的意志。行政机构的外力推行角色，常常使行政区域的民众具有强力压迫感，行为就会变得被动而敷衍，虽然有时这种强力推行是必须的，如果能够通过社团组织的化解缓冲，变为社团组织成员自我规范、自我管理、自我协调的运行机制，效果可能更为明显和持续。

社团组织在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作用场功能，是近代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体现。社会空间的扩大，社团组织的成长，是国家社会本质的良性发展。国家为了保护社会而产生，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管理的主体必然逐步回归社会，从而体现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最终实现社会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社团组织是“社会协同”管理的载体

近代上海可以说是“社会人”的集合体，通过各种社团组织的凝结组合，使近代上海“社会人”成为有序的组织力量，促进了近代上海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人”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人”。“单位人”管理关系把个人纳入到企业、工厂、机关、学校、生产队、军队等国家控制的单位中，人口的流动和单位的变动以及每个人的情况严格掌握在各个单位的管理范围内，没有社会自由的空间，没必要、也不存在社团参与社会协同管理的问题。“社会人”从单位中解放出来，人口流动成为常态。很多人虽然也在各种各样的单位中工作，但是市场体系中的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一般只是工作合同关系，对工作之外的居住、生活、交往等情况是不负责的。人口和单位的市场化还使人和单位都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加大了社会管理关系的复杂性。除此之外。市场经济中产生大量的自由职业者、个体劳动者等“无单位”的人。“社会人”是生产要素市场化的必要，也是社会创造力的必要，但是人的“市场”关系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营造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必须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新时期社会的分化与组合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组织，各种“社会人”以共同利益关系或共同社会关注，自发结成各种新的社会团体。让社团组织分担一定的社会管理责任，政府与社团组织协同开展社会管理，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

“社会协同，就是要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整合社会管理资源，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同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协同管理网络。”^[13]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作用，民间社团组织的载体意义越来越明显，它所联系、影响的社会群体越来越多。

社团组织的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演变的必然趋势。社会结构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是指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包含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若干重要子结构，其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核心。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14]社会结构是一个是演变、开放的系统。

现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社团组织的普及和发达。例如美国现在的社会组织有100万个之多，遍及美国所有大小城市及社区内。^[15]我国的社团组织从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很快，并且呈现着不断发展的趋势。有文章载明：1988年，我国仅有社会团体4 446个；至2010年，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共43.9万个，其中社团24.27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45万个，基金会2 168个；经民政部门备案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有4万多个、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有20多万个。与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相适应，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社会组织目前的专职工作人员有540万人，兼职工作人员500多万人，各类志愿者2 500多万人。^[16]

社会团体的大发展显示了人民主体地位提升和社会发展的活力。社团组织成为聚合、团结、维系“社会人”的重要组织形式，成为满足“社会人”交往、生活、文娱等活动需要的自然载体，成为交流思想、服务社区、开展公益的基本民间形式。政府管理工作与社团组织协同起来，指导、鼓励、帮助其发挥广泛联系各阶层群体的关系优势，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工作落实的措施。

社团组织具有对团体成员管理的“软优势”。现代社会管理是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管理，应采用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弹性管理模式。^[17]刚性管理就是要体现原则的坚定性，柔性管理是要管理手段的灵活性。弹性管理表现为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的适应性，这样才能促进社会运行动态平衡、社会秩序稳定可靠。

在社会管理方式上，我们曾有依靠单一行政手段进行管、控、压、罚的传统积习，政府的服务职能没能得到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行社会管理的方法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新形势下，在社会管理中贯彻群众路线，运用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方式，通过平等对话、沟通协商来认识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思路，在这方面社团组织具有管理团体成员的“软优势”。

社团组织社会管理的“软优势”主要有：社团组织是利益追求相同的团体，思想认识容易统一；是成员志趣接近的团体，感情沟通容易通畅；是组织形式民主的团体，平等对话容易展开；是自治自律的团体，责任义务意识是其基本思想前提，自主责任意识较易形成，承担义务意识也较易认同。运用好社团组织的“软性管理”活动，可以为政府管理分担很多任务、填补很多政府管理空白。

社团组织与政府管理相向而行。社会团体的产生和发展，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决定的。就当前来说，社团组织的发展势头，是改革开放促进的，经济改革促进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激发民主创造活力，文化开放交流增强人们自主自立精神。社团组织的发展本身就是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良性回应和有力互动。社会团体的自我组织、自我治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性质，以及服务行业、服务社区、服务社会的功能，是社会活力增强的反映，又是促进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实践活动。

改革开放既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又是不断遇到新问题的过程。社会越发展遇到的新的矛盾就会越多。社团组织也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了对应和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有利于解决和化解自身遇到的各种矛盾而存在和发展的。在这一点上，社团组织的价值取向在大方向上与国家社会管理的目的是一致的。

政府社会管理的目标是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工作生活环境，造成一个毛泽东说过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8]在一定意义上，社团组织就是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实践这么一种社会局面。

改革开放，人心思富，人心思进步，同时，人心也思稳定、思和谐。解决各类矛盾、缓解各类冲突、凝聚社会共识，是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社团组织是成员互助、集群协力、共倡进步的组织，对“社会人”的“原子化”倾向具有非体制的吸引作用，有助于抑制社会群体的弥漫性分散。通过社团组织，使可能的矛盾纳入一定的范畴，有利于社会矛盾的排摸，进而做好对影响稳定事件的预判和预警。在这些方面，社团组织的作用与政府管理的方向也是相向而行的。社团组织可以做很多复杂环境中，行政管理做不好、做不了的微观管理工作，可以起到社会管理的安全阀和润滑剂作用。

（三）社团组织是“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杠杆

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近代上海大量社会工作，是由各种社团组织开展的，社团成为调动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活动的基本组织者，发挥了“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杠杆”作用。

“公众参与”主要是指公众在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执行和监督过程中，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意见和建议，能合法地采取旨在维护个人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动。^[19]

“公众参与”，“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国家人民管理的作用，引导公民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管理。要培养公民意识，履行公民义务。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健全社会志愿服务长效机制探索。探索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和途径，为公民参与创造条件，努力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20]

积极倡导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不但是发展社会民主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很难想象一个冷漠旁观、公共沉默的社会是和谐的；一个人微言轻、话无出口的传导环境也绝不是社会管理的目的所在。社会的活力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公众对社会管理和社会事务广泛而深入的参与。美国各级政府过去几十年与社团组织的合作越来越多，认为社团的志愿生产是所有公共服务生产中最有效地方式。如著名的美国、加拿大的消防志愿者社团，凝聚了很多社团广泛参与活动。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就发现，美国简直就是一个“参与的国度”^[21]。通过社会团体组织公众参与社会事务和管理，是近现代社会管理的成功经验。

公众参与只能是有组织和有秩序的参与，才能有效率和意义。社团组织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中的杠杆作用主要体现在它有别于行政组织的特色方面。

社团具有非政府传导功能。社团组织一般既能深入到组织内部的成员或行业中间，又能同政府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可以宣传和普及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教育和动员成员群体，使他们认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遵循社会规则和组织规约。可以向政府传达民情众意，反映成员的愿望、意见或建议。也可以表示成员的愤懑或不解，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能够更综合全面的适应实际情况。同时，社团组织一般能够尽力维护政府权威，落实本范围的沟通、管理责任。

社团具有灵活的调整优势。社团组织在组织结构、组织体制和活动形式上有很大的弹性，便于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态势、不同条件灵活调整工作步骤和工作布局，如，根据情况临时建立有针对性的磋商机制，处理突发或紧急事件等，工作适应性很强。社团组织的政治性不强，官僚化程度低，方便做政府不方便去做的事情，能够做民间不接受政府做的事情。

社团能够撬动社会个体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从我国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实践来看，实现公众有效参与，需要通过社会组织这一重要杠杆撬动其社会参与的热情。个体对政府，往往抱着被动或回避态度。由于个体与政府的身份不对称以及传统形成的官民统治矛盾或情感隔膜，政府的号召往往被民众个体视为异己的力量。政府的管理措施，通过社团组织的情感对冲，能够较好地化为个体的参与热情，社团在这方面的“撬动”作用是明显的。事实上，我国公众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管理的行动，单独的个人参与较为少见，且效果不明显。如果缺乏有效的中间组织，公民不得不以个体身份、个别地对政府管理作出反应，这种“非制度参与”“无组织参与”就容易走极端，带来的危害可能会大于参与的实效^[22]。

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中，必须注重发挥各类社团组织、各类自治组织等社会力量对社会个体社会参与的热情调动作用。个体只有依托于组织才会觉得有力量、有保护、有热情。把一些社会性、公益性、事务性的管理工作交给它们做，让不同社会组织把社会个体撬动活跃起来，协同共进，社会管理才能有声有色。

那种连居委会、村委会的换届会也开不起来，需要找上门请公众在候选人名字前画个圈的做法，虽然不能说不是公众参与，但那是搞形式，走过场，是“被参与”，违背了参与的宗旨。有人曾一度这样讲：“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作声；家事国事天下事，管我屁事。”这种情况叫“社会冷漠”。“社会冷漠”是社会“精神懈怠”的表现。“哀莫大于心死”。“社会冷漠”是很可悲的。随着“社会冷漠”而来的，可能是很可怕、很危险的“于无声处听惊雷”。^[23]

因此，在我们提倡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新形势下，通过创新管理手段和形式，正确运用和发挥社团组织撬动公众参与热情的作用，把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搞得扎实、搞得有实效。

我国现有数以万计的社团组织，除继续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社会管理的作用外，要重视研究民间社团的组织灵活机制、功能发挥机制、情感维系机制、利益联结机制、互帮共处机制等，摆正其方位，重视其工作，加强与社团组织的联系，增强对社团组织的信任、领导和扶植，为社团组织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以适应时代要求，开发其潜在的社会管理资源，为创建和谐社会服务。

【注释】

[1]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专业志＼＼上海民政志＼＼第十五章社会团体管理。

[2]［美］马士：《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03页。

[3]《本局（民政局）关于里弄组织工作总结和居民意见综合材料》，上海市档案馆B168－1－750。

[4]《街道里弄组织工作全过程和今后任务》，上海民政局档案34－23。

[5]《本局（民政局）民政处社团科一年来工作总结报告》，上海市档案局B168－1－499。

[6]《救济福利团体调查表》，上海市档案馆B168－1－796－1。

[7]《上海市会馆公所山庄联合会半年来工作概要》，上海市档案馆Q118－1－2－23。

[8]《十八大报告》第七部分“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解放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3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

[10]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载2011年02月20日人民网。

[11]马凯：《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5期，第7页。

[12]马凯：《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5期，第8页。

[13]马凯：《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10页。

[14]风笑天等编著：《社会管理学概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5]毕蓝武著：《社团革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

[16]孙秀艳：《社会协同的内涵解析与路径选择》，《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0期，第78、79页。

[17]马凯：《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7页。

[18]《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19]程琥：《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机制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66页。

[20]马凯：《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11页。

[21]2013年2月2日《中国经济导报》，第B05版。

[22]黎军：《论通过行业协会实现公众参与》，《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第85页。

[23]邓伟志：《社会管理创新的创新》，《党政论坛》2011年11月号，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