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兴起的意义

1.1.3　社团兴起的意义

如果说经济领域的市场化进程产生了现代企业制度，政治领域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了现代政府制度，第三部门的兴起则是社会领域自治化过程的产物，它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革命，标志着中国市民社会正在兴起。⁽¹¹⁾它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公共事务治理结构的转型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1.市场经济的良性化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尽管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离规范的市场经济还有一段距离。用秦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是传统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即规范的市场经济。在他看来，现代市场与传统市场本质的区别在于它消除了后者中活动的“看不见的脚”，即消除了特权、等级、身份、专制干预等强制成分，因而实现了自由、公正、规范的交易⁽¹²⁾。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市场经济的痕迹，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多地涉入市场经济，以及国家对自由竞争市场的过分干预等。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中权力的市场化，孙立平先生认为中国十几年的改革已形成了一个利用权力寻租而积累财富的，掌握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总体性资本集团的立身之本是政治资本，即权力，财富、知识（实际上是学历）都是与权力相交换的结果⁽¹³⁾。与此相联系，萧功秦先生提出了分利集团化问题。所谓“分利集团”，他认为是指在市场发育过程与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运用某种特殊的政治与经济势力与资源力量，以非市场化的方式来获取更大的财富与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¹⁴⁾。同时，根据李路路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国家主导的社会转型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再生产特征，而不是重组或循环特征⁽¹⁵⁾。也即如果不改变当前中国市场经济领域中过多涉入的权力因素，上述状况就可能一直延续下去。权力市场化即权力寻租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还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胡鞍钢先生的统计，在中国，由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这四种腐败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在9　875～12　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在13.3%～16.8%之间⁽¹⁶⁾。它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的信用危机。而作为市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社团组织的出现，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将起积极作用。首先，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联合起来组成的行业协会，同时也是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联系的桥梁，它们通过制定行业规范，一方面起保护团体成员的利益的作用，免受市场经济无情竞争的冲击；另一方面，它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部分，形成了对国家的监督和抗衡力量，使国家无法干预一切，免受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侵入，从而保证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公平竞争。其次，社团组织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对于培育市场经济中的诚信等经济伦理有积极的功能。社会资本，按照普特南的定义，是指“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肯尼斯·纽顿认为，它至少可作三方面的理解：（1）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2）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3）社会资本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¹⁷⁾公民通过参与以自愿、无偿、服务他人、回报社会等为特征的各种志愿性的社团，有助于形成信任、互惠、合作等规范。

2.政治体制的民主化

首先，作为市民社会重要组成成分的社团组织的兴起有利于世俗政治文化的孕育。世俗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衡量政治文化的发展尺度。阿尔蒙德认为世俗化从过程层面来看“是指对于政治机会有较强的意识，以及利用这些可能改变个人命运的政治机会的意愿”⁽¹⁸⁾，即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意味着政治参与人数的扩大、参与意愿的提高。社团组织的发展不仅使社会经济生活日益摆脱国家的控制，造就出一个独立于国家的自主的社会生活领域，而且确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自由，塑造出具有主体意识、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公民和团体。其次，社团组织为公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改革开放使中国传统的一元利益格局改变为多元的利益格局，使中国社会形成了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社会群体和阶层。随着经济地位的增强和改革进程的深入，它们日益要求政治利益的表达，社团组织的出现能够把公民分散的、单个的政治参与聚合起来，遴选、集中组织成员的各种利益和要求，通过特定渠道传递给政治体系，这就为这些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满足了各种社会利益群体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要求。再次，社团组织在组织公民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文化公共领域向公民宣传法律知识、民主程序等，逐渐培养公民宽容的精神并形成妥协的习惯，引导公民善于通过合法途径，在尊重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同时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样就可以促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趋向规范化、程序化、理性化。由于社团组织具有组织优势，可以有效维护公众利益。因此，社团组织能够在较大范围内动员公民参与各方面的政治生活，有效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和规模。最后，社团组织通过经常性的有组织的政治参与，能够促使一个对公众负责任的政府产生，并形成对政府的强大的监督制约力量，促使政府部门能够尊重公众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政府通过与社团组织的协商对话，合理调控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自觉矫正自身的不良行为。总之，在市民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社团组织排列叠放、纵横交错，形成一种广泛而密集的社会网络。处于这个网络之上的每一个社团组织由于具有利益聚集和表达的功能，恰恰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多中心、多层级的社会载体⁽¹⁹⁾。

3.社会结构的合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总体性社会开始发生分化，社会阶层由改革开放以前的身份制分层结构逐渐向以经济因素为主的市场化的分层结构转变，促进了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化。社会阶层分化作为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运作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推动了中国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其实质是人的解放。因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相对于原来僵化的社会结构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中国现有的体制仍带有旧体制的残留，以及市场化本身的因素，导致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中出现了一些非合理性的因素，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贫富分化现象：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²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5年对全国54　000多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中国10%的城镇居民占有45%的城市财富，而财富最少的10%的居民，只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²¹⁾与这种现象相伴随的是弱势群体的大量涌现，以及中产阶级成长的缓慢。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1年组织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状况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规模还过于弱小，在当前中国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5%，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形的结构，而一个现代化的、合理的社会结构却必须是中产阶级占主体（一般占总人口的40%）的橄榄形的社会结构。社团的发展对于消除中国的贫富分化和中产阶级的形成有积极影响：首先，它对于防止和控制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功能。应该说，导致中国出现贫富分化悬殊的现象，与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都是合理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甚至非法因素，比如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收入。而社团组织的发达能够有效地限制国家权力的运作范围，对权力腐败现象形成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压力。一方面，它们可以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对权力滥用现象形成压力，进行多种形式的监督和控制；另一方面，对国家权力的非法干预和法外要求进行有力的抵制。其次，很多公益性社团以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为服务对象，这对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公平、减缓贫富悬殊带来的社会矛盾等都有积极性。再次，市民社会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机制有利于中国弹性社会结构的形成。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总体性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直接面对公众，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差，中间组织不发达，因而整个社会缺少中间阶层的缓冲作用，社会秩序的实现完全依靠国家控制的力度来实现。这样的社会由于没有建立起制度化的渠道整合和疏导社会公众的合理要求，久而久之就会在国家与公众之间积聚起各种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的稳定。而市民社会的出现以及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就在国家与分散的社会公众之间形成了一个中介力量，使中国的政治生活增加了一个弹性因素，提高了社会抵御政治动荡的能力。一方面，市民社会能够代表所属群体的利益下情上达，另一方面也能以桥梁纽带身份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上情下达，还能进行横向的不同群体的利益对话协调，从而化解转型期和社会变革带来的利益矛盾，防止非理性的大众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4.社会整合机制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全能主义的国家主要通过单位制、街居制、人民公社制等来统合整个社会，其整合主要是以行政性整合手段来实现的。改革开放后，这种整合模式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原有整合模式存在的前提条件不断丧失。原有的整合模式以两个基本条件为前提，一是国家对资源的全面垄断，二是自上而下的总体性组织系统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转。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两个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对社会整合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显然，过去计划体制下的行政性整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已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整合机制。这种新的整合机制就是契约性整合。在经济活动领域中，除了国家层面上的宏观调控外，市场中的契约性关系，以及建立在契约性关系基础上的商会、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都在整合经济活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社会生活领域，社团组织和社区自治机制在城市也已开始发挥整合性作用。一方面社团作为国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中介组织，能够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另一方面，社团作为组织化的公众，避免了强大的国家与分散的社会公众之间的直接接触，有利于缓解国家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社会的整合和稳定。另外，在对社会公众之间的整合上，由于有些社团组织的成员是由不同阶层的人员自发组成的，成员主要由共同目标和价值理念汇聚集合在一起，原有的经济收入、政治地位、文化程度等结构差异因素在某些时候可能退居次要地位，因而社团组织倡导的沟通、协商、理解的方式也维护了社会成员间的整合。同时，第三部门所倡导的关心人类发展、互助互爱的旨趣及其坚守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克服工业社会下工具理性过分发达造成的“金钱至上”之风、人际关系疏离、可持续发展问题、犯罪问题，实现价值理性的回归有积极意义。100年前，迪尔凯姆在提到防止与解决社会失范和社会危机，使社会更富有机性的措施时，提出的其中一条途径就是创造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团体，并认为这种中间团体，应是功能性的组织，即“会社”。可见，以社团组织为主体的第三部门的兴起使社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了有序整合。

5.公共治理的社会化

政府对提供公共产品的垄断必然会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低效率，以及不能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等政府失灵现象。为克服政府失灵现象，必须建立公共事务治理社会化的模式。应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体制的变迁，中国社会公共事务呈全方位膨胀扩张趋势：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逐步完善，使许多原来由单位和政府管理的社会公共事务被逐步剥离出来；而另一方面，随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及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城市人口的成倍增长，人们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并趋于多样化和个性化。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多变，完全由政府来承担这些复杂的事务是不现实的。因此，传统计划体制下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向多元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是必然的；而西方公共管理改革浪潮的影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机制的确立、社会机体的发育及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在内的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等为推进中国公共管理社会化创造了必要的体制和社会条件，特别是第三部门的兴起，为中国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证。

可以说，社团的兴起是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它对于促进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建构合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