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政治社团

政治社团，是以进行政治革命或政治改良为目的社会力量组合。近代上海不但发展了众多的经济、文化、群众、公益等社会组织，而且是近代中国主要政治组织产生和活动的舞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把近代上海作为主要的活动基地。可以这样说，近代上海是众多政治社团的孵化场、发育地，各种政团组织在这方沃土建立、成长、分化、消失。这里蕴含的社会进步力量是政治社团产生的条件，政治社团的发展也给近代上海注入了新的活力。近代上海的政治社团是从戊戌维新以后涌现的。政治社团的建立一般有几个必要条件：一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二是有思想文化氛围，三是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四是有一定的阶级力量。戊戌维新以后，近代上海具备了这些条件。

一、各方政治社团涌现上海滩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开启了组建近代政治社团的先河。当时，上海成立了上海强学会、农学会、不缠足会、蒙学会等17个组织^[47]。这些学会以研求学术为主，但也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它虽不同于后来比较正规意义上的政党，但也不同于传统的文人结社性质。这些学会有明确的章程，会员登记等各种要求，对申请入会人，有一定资格要求，有具体联络、活动地点，设有会长、干事等名目，这些，都带有明显的近代党团色彩。与传统的文人雅集之类的结社不同。戊戌以后，清政府严厉打击政治结社，但国家衰败所引起的政治革新潮流不可能被阻断。在北京等地的政治社团由于清政府的严禁而消失的时候，上海则由于租界环境相对安全，成为政治社团崛起的地方，北京的一些政治社团，如强学会，也转移到了这里。自立会、中国教育会、光复会、同盟会、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等，政治色彩鲜明，组织日趋严密。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正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团，它不但在上海设有支部，有秘密联络机构，而且领导长江流域反清起义的指挥机关——同盟会中部总会，也设在上海。

至民国初年，上海的政团，名目更为繁多。除了同盟会、光复会，上海还有大小30多个以“社”、“会”或“党”命名的政团，诸如共和统一会、统一共和党、自由党、上海公民会、民社、民国公会、大同公济总会、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华进步党、工商勇进党、国民党（发起人为朱寿朋等，不是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48]、东社、国民竞进党、少年中国党、政见商榷会、共和党、国民公会上海支部、东亚大同社上海支部、共和统一党上海支部、中华国民共进会、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子同盟会、中华女子共和协进会、神州女界共和协进社等，林林总总，形形色色。这些代表不同阶级、阶层、派别、团体利益的政团竞相在上海发展组织、办报和演说，争取群众，发展力量，不断分化、组合。

从严格意义上说，政党取得执政权之前都是政团，是有政治章程的社团。

在从1912年到1949年的30多年中，上海一直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竞争的重要地方。对中国现代政治影响最大的两大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在上海创立的，都曾经把活动中心放在上海。其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较大的政团，几乎无一与上海无关，而且很多党派中央机关就设在上海。

以国家主义相号召的中国青年党于1923年12月在法国巴黎秘密成立，对外名称是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24年将活动中心移至国内，上海是其主要基地，其团体醒狮社、中国少年自强会、复旦青年团均设在上海，其报刊《醒狮周报》、《独立青年》、《申江日报》，亦在上海发刊。1925年冬，中国青年党中央党部亦由巴黎迁到上海，翌年8月，中国青年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是在上海举行的。

国民党右翼派别西山会议派，公开亮出派别旗帜是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召开的会议，然而，此事的酝酿却在上海，会议以后，他们把活动中心也移到上海。他们在上海成立自己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刊《江南晚报》，操纵《民国日报》作为宣传阵地。1926年3月，非法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上海举行的。

国民党改组派一开始就是以上海为活动基地的。1929年3月，改组派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成立，其机关总部、机关刊物均设在上海，其主要人物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等亦以上海为其基地。

邓演达等人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与上海的关系更为密切。1930年8月，这个组织在上海成立，中央机构设在上海，在各地设分支机构。其后，这个组织在上海进行一系列旨在反对蒋介石的秘密活动，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举办干部训练班等。

中国托派组织托陈取消派，亦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处所。1931年5月，托陈取消派统一大会在上海大连湾路一秘密住所召开，宣告正式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此前，中国托派共有4个小派别，即“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派、“十月社”派和“战斗社”派，这些组织有的是在上海建立的，有的虽然不是在上海建立，但都以上海为重要活动点，各式托派报刊亦多在上海出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民主党派，大多与上海关系密切。以文化教育工作者为主，包括一部分工商界人士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1945年12月在上海成立的，其成员很多是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以谭平山为主要发起人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在重庆成立，1946年春，中央机关由重庆迁到上海。以民族工商业界人物为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于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次年4月总会便由重庆迁至上海。以沈钧孺为主席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简称“救国会”）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次年2月中央机关亦迁至上海。

其他旋兴旋仆，时起时辍的各种政团，以上海为重要基地或活动中心的，更是难以述及。小教联、大教联、妇女联谊会、工商协会、学生团体联合会、杂志联谊会、美术作家会等等，以中性的名字，开展政治活动。这类政治性社团，名目繁多，不胜枚举。1946年“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列名参加的各种团体就有91个^[49]。

从晚清到民国，各种政团竞相以上海为活动中心或重要基地，并非是政治家和政客们特别厚爱于上海，而是因为上海有着近代党派活动所必需的各种条件。除去前述政治社团建立的今本条件之外，上海还拥有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条件，如，迅捷发达的通信网络、雄厚的报刊编辑出版力量、畅通的大众媒介传播渠道、发达便利的市内市外交通设施、良好的公众活动场所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大舞台，还由于上海在国际、国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它特殊的政治格局。就国际地位而言，上海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结合部，中国人在这里可以观测到整个世界风云的变化，外国人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内部的变动。在上海发生的事，往往不但具有全国性，有时还会具有国际性。就国内而言，上海长期存在一个中国政权不能直接管辖的租界，上海地方行政又长期处于三家二方的分割状态，彼此难以控制，这种格局，使上海出现许多有利于政治活动的场所，人们在华界活动，遭到政府镇压，可以逃到租界，在法租界出事，可以逃到公共租界。这种进可活动、退可避祸的特殊格局，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纵横捭阖的优越之地。民国时期，上海与全国政治中心南京仅咫尺之遥，这也使得上海的政治地位越发重要。租界长期实行的西方政治制度、奉行的民主政治观念，与中国本身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有很大不同，这里的制度与观念，为人们从事政治斗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章太炎、邹容等人在租界骂皇帝，在清廷看来罪该杀头，在租界看来却不算什么。他们宣传的革命思想，并不受租界的限制，可以传到租界外乃至全国。这种制度与观念，是上海能成为中国政治大舞台的重要因素。上海市民文化素质较高，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人数多，又比较集中，来自全国各地，与各地有天然密切的联系。这种情况，使得各种党派政团既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依靠力量，又可以通过上海，带动全国。

近代上海的政治社团，综合起来分为两大派别：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大本营

资产阶级改良派，指以不推翻清朝统治为前提，主张对社会政治进行改革的派别，包括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辛亥革命以前的立宪派。

戊戌维新时期，改良派在上海的活动，主要是组织学会、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等。

维新变法的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思想的酝酿，与上海有很大的关系。早年康有为读到过上海出版的《西国近事汇编》等书，思想一变，认识到西方并非蛮夷，倒认为西国“治国有法度”^[50]。1882年，他乡试返粤途经上海，见上海租界那么繁盛，进一步认识“西人治术之有本”，于是大购西书而回。他自称，“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所谓“故见”，是指习惯地把外国称为“夷狄”的自大观念。梁启超是1890年经过上海时，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等介绍世界史地的书，“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51]。其他改良派人物，亦有不少人的思想酝酿与上海有关，如谭嗣同、宋恕、叶瀚、钟天纬等。上海是孕育改良思想的温床，培养维新人才的摇篮。

戊戌政变以后，各地改良派或死或隐或逃，上海则相对安全，因此不少人来到上海，这里，成为改良派重新生聚的处所。

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而结束，俄国因此诱发了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是立宪国，俄国是专制国，日本是小国，俄国是大国，结果却是小国得胜，这对专制的中国震动极大。“世之论者，咸以专制与立宪分两国之胜负”^[52]，这给资产阶级改良派提供了要求立宪的充分理由，也促使清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开始认真考虑立宪问题。驻法公使孙宝琦、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纷起要求立宪。清政府为了争取舆论，笼络立宪派，抵制革命，做出预备立宪姿态，1905年8月派出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规定从改革官制入手。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许诺，得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真诚拥护，为他们进行立宪宣传和组织提供了合法依据。因此，资产阶级立宪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预备立宪公会、宪政预备会、宪政公会、政闻社等立宪团体竞相出现，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力量最为集中的上海，不但走在这一运动的前面，而且成了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活动中心。预备立宪公会诞生在上海，政闻社总部后来也迁到上海，立宪派的头面人物，立宪派的宣传阵地亦主要集中在上海。

预备立宪公会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正式成立，是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立宪团体。发起人主要有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曾铸等人。首任会长为郑孝胥，副会长为张謇、汤寿潜。预备立宪公会积极进行了宣传立宪和参与请愿等活动。

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编辑出版了两种刊物，一是《预备立宪公会报》，是“供上等社会之省览”的专门刊物。二是《预备立宪官话报》，是用来“开通下等社会”的白话报。预备立宪公会编辑出版了很多关于宪政方面的书籍，诸如孟昭常的《公民必读初编》、《公民必读二编》、《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邵羲的《日本宪法详解》、汤一鄂的《选举法要论》、孟森的《咨议局章程讲义》、沈其昌的《议员要览》等。这些书籍都很畅销。

1908年2月政闻社本部迁移上海，马相伯为总务员，以上海为大本营开展立宪活动。

从戊戌到辛亥，十几年间，上海之所以会成为改良派的大本营，除了上海政治格局特殊、文化设施发达等条件，与上海的社会基础大有关系。上海在开埠以后几十年中，产生了这么一种社会阶层：他们在长期的经商、办厂、办学、当买办等活动中，积聚了比较多的资财，在物质上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他们较早接触现代知识，较通西学，对中外差距有比较深切感受，他们长期生活在上海，对租界西人种种政治制度、市政设施，规约条例、耳濡目染，看得真切，对中国之落后，有切肤之痛。其群体大体包括：中小民族资本家、收入较高的知识分子、富裕商人、有名望的绅士，还包括一些职员、买办。以预备立宪公会的一些人为例，张謇、汤寿潜，一是状元、资本家；一是进士出身的小官员、社会名流；徐润、李平书、荣宗敬、荣德生、虞洽卿等，是资本家，有的还兼为买办；张元济、夏曾佑、高凤谦、夏瑞芳等是文化人兼企业家。这些人多是在上海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崭露头角的，较之传统城市的名流，他们更多近代知识，更多务实经历。因此，他们对封建的一套常表不满，但也不愿社会动荡过于剧烈。务实的人多爱改良而恶革命，这批人于是成了改良派的社会基础。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地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团体有两个基地，一是国外的日本，一是国内的上海。

1900年，革命思潮在上海已开始酝酿。1900年7月6日，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愚园召开“中国国会”，容闳、严复等80多人参加。会议通过宣言，主要宗旨有三：①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造新自立国；②决定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的权利；③请光绪皇帝复辟。毕永年建议举起反清革命旗帜，章太炎割辫易服，以示与清朝决裂。以后，上海的革命派社团活动由拒俄、学潮、苏报案、光复会到反清起义，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1902年3月15日，上海各界200余人在张园集会，致电清廷，要求“力拒俄约，以保危局”。3月24日，上海各界又发起一次拒俄集会，士农工商各界近千人集会张园，外国人来旁观者亦有几十人。拒俄集会，为后来的反清革命运动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即遇事便到张园集会，人数动辄数百人、上千人，这是上海爱国绅商群体意识增强的表现，扩大了上海的影响，增强了上海民众的爱国意识。随后组成了拒俄同志会。

1902年成立的政治社团还有，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

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知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暗中鼓吹革命”，该会成立不久，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便把这个教育会卷到革命的漩涡之中，成为一个著名的革命团体。

1904年底，蔡元培、陶成章、龚宝拴等浙江籍革命志士，在上海成立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相号召。这个组织日后在反清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1905年10月27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在上海亲自主盟，吸收蔡元培参加同盟会，并携带孙中山的委任书，委派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会长。此后，蔡元培发展了黄炎培等一批人加入了同盟会。

1906年春，同盟会上海、江苏二分会合并，派高旭为会长，机关设在上海。

1909年至1910年，于右任等革命党人相继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革命，这是辛亥以前革命宣传史上著名的“竖三民”。

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总部设在上海。成立宣言说，总部所以设在上海，是因为这里“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实质上是利用上海租界进行活动，几个月后，这个组织在领导、指挥反清革命起义斗争中起了关键作用。武昌起义后，“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53]

四、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在上海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的成立经历了中国同盟会（1905年）——国民党（1912年）——中华革命党（1914年）——中国国民党的过程，最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1919年10月在上海建立。中国国民党在上海活动凡30年，上海是国民党的最大基地。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她诞生在上海，是由近代上海工人阶级集中、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近代上海城市特点决定的。

近代上海的工人阶级资格老、数量多、觉悟早。近代上海的工人阶级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1920年达到514 068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26.4%^[54]。五四运动时期上海的工人阶级最早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1920年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率先成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上海一直是中共活动的中心，1933年之前中央机关设立在上海。

近代上海成为各种政治社团的大本营，一方面显示了上海的发展与状况在全国中的重要地位与优势，另一方面，各种政治社团的存在与活动对近代上海的城市动员和城市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