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社团的社会管理意义

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及其活动的社会管理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代上海社团组织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力量；二是近代上海社团组织自主趋新的行业管理活动，促进了社会管理机制的近代化。

一、社团组织是近代上海社会秩序的基本维护者

与近代上海沧海桑田般历史变化相伴随的社会结构，是近代上海不断发展演进的民间社团。上海的近代史与全国一样，经历了屈辱、求索、觉醒和奋起。近代上海发展的外部形势动荡不安，内部环境趋动多变，中外交织的各种社会矛盾集中产生于近代上海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发展形态的转型，城市人口的大幅度跃升，租界的不断扩张，国家政治状况的动乱，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思想的冲突，等等，无不使近代上海的社会环境充满异常复杂的矛盾，使得各种风险变幻莫测、社会秩序混杂难控。而当时的国家风雨飘摇，政府力量自顾不暇，城市管理缺乏政府统筹规划，制度不统一，法制不健全，政策难落实；但是，发展的无穷智慧存在于民众之中。社会要发展，就会创造出新的管理手段。社团组织以其自我规范、自主治理、相互帮助、相互监督、共谋利益、适应性强的社会管理特点，以及不断近代化的组织方式，成为维系近代上海社会关系的坚韧力量。正是有了普遍发展起来的不同群体组建的各类社团，近代上海才在各种利益博弈的无序状态中蕴含着有序、混乱，呈现着暂时的协调，和着历史发展的脉动，演绎了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近代上海的社团组织涵盖社会领域的一切方面。开埠初期出现会馆、公所、善团、善堂一类的社团。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建立了大量与维新运动有关以及具有近代意义的社团。民国时期，除政治性社会团体外，商业、教育、文化、医疗、宗教、职业、劳工、青年、妇女界等分别建有社会团体。据1949年1月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统计，除宗教、慈善团体外，上海有各种社团1 336个。^[1]还有大量的工人、学生、青年、妇女等社团没有注册，以及地下帮会团体没有给予注册。这证明近代上海社会结构中社团的覆盖面之广。

近代社团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和民主开放的组织形式，把相关群体联结起来，在群体中具有行为导向和关系协调的威信。近代上海工商城市的特点，决定社团中占有主要地位的是工商社团。主持行规、保护同业、沟通官商、联络中外、加强同外货竞争、维护同业利益，是工商社团建立的基本宗旨。工商业发展秩序只要保持正常，就能为上海的城市秩序奠定基础，社会环境就有基本安全条件。工商业社团立足各行业发展的社会活动，本身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实施社会管理的行业管理行为，从而构成社会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

近代上海社会中建立的各类社团都有实施行业管理、并进行社会横向联系与协作的功能。通过社团之间的协作和联系，社会处于动态关系之中，有效抑制了社会分裂，减低不测事件对社会肌体的伤害。

自主参与、自律自治，是近代社团的基本品质。这种组织形态及其民间性，使利益关系处于自主的调解状态，能帮助社会矛盾解决或缓和于萌芽状态，符合历史进步的要求。这是近代上海社团发展壮大，成为稳定城市生态基本因素的根本原因。

二、自主趋新的社团管理活动促进了管理机制近代化

在近代上海特殊的经济、政治背景下，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传统的关系信用已落后于近代经济发展的实际，制度信用成为近代市场交易的必然要求。社团组织自主整修规约条例，更新行业管理方式，推动社会管理机制走向近代化。

1843年开埠后，上海商品流通数量、商品种类、流通方式、贸易关系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外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1851年后，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2]。从此，对外贸易关系制约了近代上海其他社会关系。上海经济由传统的简单商品经济迅速向国际性市场经济过渡。到19世纪70年代，近代上海的社会生活初步实现市场化，大部分经济生活处于市场的覆盖之下，市场调节成为经济运作的基本形式。至清末，上海确立了国际性的市场经济形态。走过了一条：内外贸易扩大——大量人口城市化——居民生活商品化——城市消费物资与外部交换扩大——内外贸易体系形成的发展之路。

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主要内容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上海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是在中外因素自发状态下演进而来的，大致通过三个环节展开。内外贸易中心市场的形成——资金、资本的市场化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租界的开辟和拓展——土地、房地产的市场化；移民社会的兴起——劳动力的市场化。

经济生态的根本变化，引起了经济活动、市场贸易宏观控制的变化。与外贸联动的国内商品流动、贸易方式、市场关系已溢出了清政府原有体制可以控制的范围和程度，蔓生出不少边缘“领域”和“管理真空”。这种经济活动的“任意化”状态是晚清上海经济生态环境的一种新气象。

对于经济活动的“任意化”状态，起初，主要靠传统社团的士绅治理和简单合约予以规范，其基本功能为：同业均衡、调解纠纷、福利救济等。士绅治理和简单和约式的社会规范方式，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是一种文化整合理念，主要依靠人的会意判断和默念能力，而非制度规范。文化整合的根本机制是经典规约加人为断识。今天可以看到的遗留下来的各种勒石业规，就是这种文化整合理念的表现，期望从业者以磐石般的意志永遵业规。简单和约式的业规，内蕴一种信誓精神，没有细则约束和制度的保障，实施规范主要依靠业主的道德自律和同业谴责。

随着内外贸持续扩大，近代上海经济社会中商品形态迅速普遍化。至同光年间，沪地各业繁荣，商号机厂林立。大量外地商户迁沪，同业数量增加，业态有别，营业各异。行业的扩大导致同业关系复杂化，各类市场竞争渐次展开。至清末，在中外互市的急剧经济变革中，传统的规范和市场准则已明显不适应国际化市场经济环境，士绅治理和简单和约式的文化整合精神在市场的冲击下，出现了紊乱和失效的情形。许多行业会所为了整饬业内秩序，规范人们日益市场化的经营行为而主动地“妥整行规”。这一时期许多原来未立行业组织的传统行业纷纷集议，谋划设立会所，其动因就是以行业组织名义重新议定业规，规范专业市场。这种重新厘定业规和重申规范、细化规则及整修业规的情况，是工商社团应对新的经济社会环境的自新适应性行为。

重整业规，主要在上海一些传统行业中进行。商人竞争意识渐生，而制度规范缺失，原来质朴的简单合约式业规，再也难以约束市场扩大后各业店号的经营行为了。针对行业中违规逐利，掺假短斤，冒牌作弊，甚至投机诈骗的情形，行业会所或翻修成规严加制约，或细化规则堵漏补缺，或新订规约全面规范。以整饬行业秩序，遏制“人心不古”，不讲诚信的现象蔓延。

近代上海工商各业重整业规的近代化适应性行为，是由行业会所自动发起的，没有借助官方力量。虽然其垂商信、剔欺诈、多戒条的新业规内容仍未脱离传统窠臼，主要调整的仍然是同业间的竞争关系、而没有把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创新发展上；但是，经过业规重整，许多传统行业的业规由原来比较原则疏略，趋于精细化和可操纵化，基本适应了新的市场关系和行业竞争。如上海钱业公会，民主公议风险防范措施、新订规条、规范程序、填补遗缺，以对应市场扩展、道德风险加剧、传统成规遭遇挑战的形势。

各业社团重整业规适应市场化环境的趋新行为，引导社会秩序的维护机制从传统的人际信用向近代的制度信用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