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关系与近代社团

1898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出版了《民约道义》一书，就是今天常见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的基本思想是人生而平等和主权在民，社会关系应该是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关系，而不是特权和等级关系。社会契约思想是资本主义民主理想的体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契约论的传入，对近代社团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就市场经济而言，社会关系的契约化是商品经济运行的保障，它为各种社会交换提供“有据可依”的安全系数，有效降低利益主体的交往风险，从而促进社会创造的可持续运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是以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分工以生效，组合以提质，契约以秩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是社会复杂关系的简约处理形式，是复杂与简单的辩证统一，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体现了利益关系的自主性，解放了人的个性，提高社团组织的质量。总之，社会关系的契约化是近代多元社会超越封建社会的重要表现，是社团近代化的文化条件之一。

一、社会关系的契约化

在近代工业社会愈益频繁而又广泛复杂的经济活动和人际交往中，传统熟人社会关系中的权威服从、情感因素、人情信用及家世亲缘，再也不能满足社会交往和组织建设的需要了，交往成果和组织运行必须靠新的机制提供保障，社会关系的契约化逐步成为交往关系的主体规则。契约关系同时赋予契约各方，包括社会个体和组织以平等主体的地位和责任。

如果说，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主要维系于道德和情感因素，从而不确性很大的话，那么，近代社会的契约规范方式，就以其理性、可控的特点，排除了社会群体关系中大量人为的不确定因素。由于契约关系的普遍认同，在广泛而纷繁的社会交换中，近代上海市民凭藉契约规则进入到了极其丰富且随时变化更新的人际关系之中。契约关系消除非理性的人为因素，可以使人们获得与任何陌生对象打交道时的自主立场。

就社会关系变革的意义而言，契约方式并不仅仅只是表现为一种“合约文本”，更为重要的是，它在近代上海市民及其社会参与中，广泛地内化成为一种生活的规则和社团理念。

近代历史正是在社会关系的这种实际演变中发生的。随着工业社会及其分工中职业个体角色的产生，横向形态的多主体平行关系的社会契约理念，就从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上，对传统社会的纵向单一结构形态形成解构趋势。新型的社会组合以及职业个体的社会联系，在摆脱了传统的、绝对律令的权利体制以后，通过横向结构的契约关系及其规则，进行升级调整。

工业特别是大工业生产的严格组织和紧密协作，从表象上看，似乎将会压抑乃至消弭个性，以至消除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实质上，正是契约化的社会关系，才能在生产方式和个体属性发生变革的条件下，以规范的方式维护着个体在面对集体性的工业生产，以及面对新的社团组织时，得以保持职业个体基本独立自主的属性。如同纪律是自由的条件一样，组织协作是个性发挥的前提。“现代不仅不是造成同质、消解多元，而且正好相反，它是造就了异质，造就了多元化，这个看法越来越有说服力。”^[31]

近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关系契约化理念与方式，提升了近代社会的社团水平，形成了社团关系的“有机团结”，构建了近代意义的社团意识，甚至启发了近代社会的阶级觉悟。

二、近代社团是契约关系的实体

社会契约关系的前提是工业发展促进的社会分工细化和社会流动，及其发展而来的社会关系的自主选择。

近代以来，上海租界迅速积累了大量资本，随后逐步投资近代工业，在此促动之下，民族工业也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上海的产业结构开始向大工业时代过渡。“19世纪于20世纪之交，随着各种类型的中外资本工厂企业在上海的发展，上海不再仅仅是一个国际化的贸易大市场、金融大市场，而且，已经形成了国际化的工业投资大市场；工业经济在上海城市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近代上海工业以轻纺工业为主体这一重要的结构特征基本形成；上海工业迅速地与江南地区占很大比重的棉花生产结合起来了。从而正在改革着上海城市经济在中国以至国际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正是如此，我们可以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上海城市经济已经跨入了大工业时代。”^[32]

大工业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生产单位从市场中选择适合的劳动力，劳动力也以自己的价值判断选择合意的生产单位，这个过程体现了利益主体的自主性。当然在市场上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利益的自主性会受到很大扭曲，但无论如何都是自己的选择，这又会增强社会的利益主体认识。

近代工业及其生产方式的社会分工，由职业、工种、工艺的差别而构成，这种劳动与技能的差别性分布，使劳动者个体确立个人能动性的社会存在和自主意识的社会观念。这样社会结构造就了近代上海社会的社群关系，逐渐由封建依附性的被动关系趋向于一种自主认同的契约性关系。从而人们以独立自主的身份和契约化的对等地位，进行社会交换、参与社会生活、组织社会团体。

近代社团作为自主组织、自由加入的社会关系，其章程和制度对团体成员具有平等的责任与义务约束力，团体成员同样具有平等的分享社团产生的社会效益的权利。这种责任、义务、权益在民主基础上的契约关系，使近代社团成为契约的实体，而不是人为把控的组织。

【注释】

[1]《曾文正公全集》第四部，书札，卷十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8页。

[2]《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李璠奏》，《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6页。

[3]张之洞：《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洋务运动》第一册，第324页。

[4]《丁亥夏季王佐才课艺评语》，《格致书院课艺》，上海大文书局1887年铅印本。

[5]《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刘铭传奏》，《洋务运动》第6册，第249页。

[6]《弢圆文录外编.代上广州冯太守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7]《筹洋刍议.商政》，《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1987年版。

[8]《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排印本。

[9]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记行》卷一，上海着易堂1896年刻本；陈炽：《续富国策》，桂垣书局1897年刻本。

[10]郑观应：《商战上》，《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11]郑观应：《盛世危言.技艺》，《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8页。

[12]郑观应：《商战上》，《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

[13]郑观应：《商务五》，《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14]郑观应：《自序》，《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15]郑观应：《商战下》，《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245页。

[16]1903年《新民丛报》第32号。

[17]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18]盛宣怀：《请设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折》，《愚斋存稿》卷七，奏疏七，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35页。

[19]上海设立商务公所文献，http://wenxian.fanren8.com/06/13/5/16.htm.

[20]上海设立商务公所文献，http://wenxian.fanren8.com/06/13/5/16.htm.

[21]光绪二十九年商部《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22页。

[22]光绪二十九年商部《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23页。

[23]《再论女学》，《申报》，1876年4月12日。

[24]转引自王立群：《近代上海口岸知识分子的兴起》，载《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4页。

[25]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版，第198页。

[26]《张焕纶传》，《上海县续志》卷十八，四十二。

[27]李侃：《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3页。

[28]《申报》，1890年1月26日。

[29]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30]严复：《天演论》，《导言六.人择》，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页。

[31]哈佛燕京学社：《儒家与自由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0页。

[32]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