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澜的这部著作的重要特点，就在于试图揭示近代中国妇女劳工的特殊性。在这样的探索中，首先，她注意观察了这些妇女劳工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背景，尤其注意考察近代上海社会的特殊性。她认为近代上海走了一条很特殊的道路，既不同于巴黎、伦敦、纽约，也不同于加尔各答、孟买、香港，是一条很特殊的城市发展道路。无疑，近代上海是一个半殖民地城市，1840年以后，上海就被作为第一批通商口岸面向世界开放，尔后各国风起云涌在此划分租界，设立各自势力范围，还自建司法、治安等各类机关。而乱世匪盗生，秘密社会青帮以及大量匪徒横行肆虐，各类思想蛊惑，各种政治团体也丛生交汇。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多的娼妓也云集于此。在韩启澜看来，上海是这样的城市，外国人有统治这个港口城市的地位，包括英、法、美、日等诸国的资本家都把它视为猎捕财富的淘金地；它又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天堂，包括1911年的革命者都把它视为躲避清政府追捕的避难所，各类政党团体也乐于在此活动，以之为宣扬信仰的圣地。“所有这些使得上海成为罪恶之城、冒险者的天堂，以及东方的巴黎。而青帮的存在和权力使上海成为一个谋杀、绑架等犯罪的常有之地。”[12]她认为所有这些，构成了纱厂女工生存和工作的大背景。诚然，国外资本家在这里投资设厂，使很多的纱厂应运而生；清政府洋务派提倡所谓自强中兴，创办了一些民用工业，包括纱厂的建设。机器大工业的兴起使上海逐渐由通商口岸向现代城市转变，各地妇女都把上海视为寻求生计的理想场所。
韩启澜认为，中国工人走了一条与欧美无产阶级很不相同的道路。她认为上海的很特殊的情况之一，在于青帮的存在，这与西方社会很不一样，近代上海活跃着的这支力量在上海女劳工与工厂主之间有某种特殊的连结关系。她不认为“中国的劳工史是一部受到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的血泪史”，她试图揭示青帮对女工及其工厂主所产生的影响，她说，“青帮的出现和力量使得中国上海女工的工业化和经验在很多方面区别于欧美”，“上海的工业世界并不是简单地被分为工人和工厂主这二元对立的主体，而是有更多微妙的因素”。[13]她认为纱厂工人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包身工，而包身工制度不应归因于资本家或帝国主义制度，而是青帮权力的产物。“包工头发现买卖年轻女孩比做苦力更挣钱……当女孩从农村被带到上海时，包工头就得为这些女包身工找工作，将她们卖作妓女、茶馆女仆或童工，否则就带回家当丫鬟……包工头是上海当地流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与青帮有联系。”[14]而妓院老板、茶馆老板和包工头，是“通过他们在青帮的会员而建立联系的。”[15]韩启澜认为，在解放前的地方报纸上、工厂的记录中，以及上海社会局势的观察中，“都显示出青帮在上海纱厂中的重要性”，它对工人和资本家影响都很大，向双方收取费用，“双方都生活在青帮的恐怖中”，“青帮的出现和力量使得中国上海女工的工业化和经验在很多方面区别于欧美”，“上海的工业世界并不是简单地被分为工人和工厂主这两个对立的主体：青帮对双方都发生了作用。”[16]
在这本书里，韩启澜还试图揭示中国工人阶级的独特性。以往关于民国时期的劳工研究专注于将新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的出现、力量上的变化和发展，作为新的工人阶级及其意识崛起的证据。韩启澜则认为，在这些研究中，实际上女工的角色被忽视了。她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实际上存在其自己的复杂性的问题，中国工人阶级也不完全是铁板一块。在她看来，中国劳工内部也并非团结一致，还是有着不同的利益群体。不但工人中存在性别的分化，同一性别内部也存在阶层的分化。韩启澜指出，女工中“有住在茅草屋、衣着褴褛、吃残羹冷炙的穷女人。也有衣着时尚、脚踏高跟鞋、用一部分收入烫发并买化妆品和珠宝的富女人。换句话说，一些女人的经济情况比另一些的要好。”[17]
对于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她认为，主要是各地域经济水平的差异所造成。她分析说，实际上这些女工通常来自多个地方，如上海郊区、江南乡镇（如无锡、常州等）和苏北农村（如江苏北部盐城等地）。她解释道，上海郊区的妇女因手工业的衰落失业，来到纱厂做工。江南富裕的无锡、常州一带虽然以丝织业著称，然因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品的入侵，对以丝织业为主的江南农村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包括对整个国内丝织业、丝织品出口贸易的打击和破坏。丝织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导致妇女失业并来到上海纱厂寻找生计。此外，因为家乡贫穷或自然灾害，很多苏北妇女也携带全家老小移民上海。[18]来自江南的女工住工厂宿舍，上海本地的女工住在自家，而苏北女工则往往住在苏州河、杭口河岸等贫民聚集区，以船为家成为其特征之一。同样，她们之间存在的经济的差异，也导致女工们在纱厂里生产地位的差别，从事纺纱的各环节也相应不同：江南、上海妇女会被安排在轻松、干净的编织部做工，而苏北妇女通常做最脏、最差、最累的工作（如粗纺部），受到前者语言、行为上的歧视、贬低和轻蔑。不仅纱厂，其他行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娼妓业也出现类似这样的地区的差异，从事娱乐业的南方女子是被称为“长三”的高等妓女，苏北女子则是街头接客的普通妓女。在上海，构成逃难者、苦力、乞丐等下层人群体的主要成员往往是苏北人。在丝织业、烟草业，苏北人占少数，此行业女工大都来自浙江。在棉纺织业，苏北妇女则占多数。[19]在冷漠无依靠的陌生都市，各地区的妇女以同乡认同为纽带，建立起同乡组织以相互支持。韩启澜认为，职业差别导致女工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不同群体也会影响到成员间的敌对情绪，她在书中写道：“地方主义——表现在服装、饮食习惯、婚姻风俗和方言上——是造成工人之间对抗分化的最重要的基础。”[20]
韩启澜在书中还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劳工内不同阶层的这些紧张关系，还因企业主所属国家的不同及其待遇有异而加剧。她在书中举了这样的例子：中国纱厂的资本家因地域歧视而不喜雇佣苏北妇女，苏北妇女则因日本纱厂厂主和经理对其有礼貌而选择在那里做工。这样在日本侵华之时，爱国主义情绪的一定差别而使不同女工群体的敌对倾向明显。韩启澜在书中指出，“正当反日情绪在20世纪30年代高涨时，对苏北人的鄙视更加具体了。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上海（江南）女工离开日企，但南方人却因苏北人继续在日本工厂上班而谴责她们。换句话说，政治形势使得来自不同地区的工人分化更加剧烈了。”[21]
所以从总体上看，韩启澜对上海纱厂女工的研究，还是有其自己的观点和解释。她是从近代上海社会的特殊性，去剖析女工实际的生活状况，尤其注意从青帮活跃的视角看上海女工特定的构成和生活。她的关于从地域、风俗、出身等因素考察中国女工阶层分化的观点也比较独特，质疑中国工人内部铁板一块的说法，提出应该注意到中国工人阶级成分构成多样和行动复杂的特点。这是我们对这本书研究应该注意到的学术思想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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