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崛起

近代以来，一批新兴的近代化城市在中国沿海大地崛起。其中，上海最为引人注目，它深刻地影响着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上海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下的人口汇聚则是其基本的动力。

1．近代上海的人口变迁

上海在1843年开埠前，人口约50万，1852年（咸丰二年）为54．4万，至1910年增至128．9万，1930年已达到314．4万，1949年更达545．5万（见表2－2）。

表2－2　上海历年人口统计（1852—1950年）

资料来源：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91页。

近代上海人口的高速增长，主要不是行政区划变动和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大量人口迁入所至。从鸦片战争到1927年，上海辖区几乎没有大的变动，面积在557．85平方公里左右。1927年上海改为特别市后，辖区面积名义上虽扩大至860平方公里，但实际上所能管辖区域仅494．68平方公里。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辖区约为617．99平方公里，扩大部分均在郊区，当时郊区人口密度仅每平方公里1 658人。^[26]因此行政区划变动对上海人口的变化影响不大。近代上海的人口自然变动处于高出生、高死亡的阶段。根据邹依仁研究，“有些年份上海地区的死亡人数还超过了出生人数，因而使人口自然增长率变为负数。有些年份即使人口死亡率还没达到人口出生率的标准，但是人口自然增长率至多在10%左右，而决不会超过这个比例太多”^[27]。人口自然增长对上海人口增加也是有限的。因此，近代上海人口数量的激增主要是外地人口迁沪的结果。

上海外来移民的来源很广，原籍江苏、浙江的最多，来自广东、安徽、山东、福建、湖北、河北、江西等地的移民也不少。如1905年，公共租界390 397名客籍人口中，江苏籍169 001人，浙江籍134 033人，广东籍54 559人，安徽籍7 422人，湖北籍4 744人，河北籍4 674人，其他省籍从293人到2 863人不等；1935年，公共租界1 120 860名客籍人口中，居前三位的是江苏籍591 192人，浙江籍388 865人，广东籍53 338人。^[28]又如1936年，华界2 145 317名客籍人口中，江苏籍为868 903人，浙江籍412 583人，安徽籍94 576人。^[29]1950年1月的上海人口籍贯统计中，江苏籍2 393 738人，浙江籍1 283 880人，均超百万。^[30]

此外，上海外来人口中还有来自英、法、美、日、德、俄、意等40多个国家的移民。开埠初期，“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间，洋商在上海者，计108人，大半系属英人”^[31]。同治九年（1870年），“界内外侨，计有1 666人，内英侨894名，美侨255名，德侨138名，葡侨104名，日侨7名”^[32]。至宣统二年（1910年），在上海的外国人为15 012人，1931年为65 180人。^[33]至1942年则达150 931人，其中来自英国5 865人，美国1 969人，日本94 768人，法国2 000人，德国2 538人，葡萄牙2 177人。^[34]

推动大规模移民入沪的动因主要是通商口岸开辟后，上海工商、金融、外贸等经济的快速发展。上海开埠后，外国资本进行了大量的工商、金融、交通、公用事业的投资，中国资本的新式商业公司、工厂、金融机构也陆续出现。据统计，1895—1913年，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商工厂在上海有43家，占全国总数的45．1%；1912—1928年，新开设的民族资本工厂总数在1 000家以上，形成了以轻纺为主，较为齐全的工业门类，以及较具规模的杨树浦、闸北、沪南、沪西四大工业区。至1933年，有30人以上的华商工厂共3 485家。抗战前夕，全市已有近代工厂5 500余家，手工工场16 851家，手艺作坊35 615家；外商在华工业投资的67%也集中在上海。^[35]上海的对外贸易和商业也发展迅速。其对外贸易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1846年为16%，1861年为50%，1871—1873年达64．1%，此后长期维持在较高的百分比上。1895—1906年间均在52．8%以上，最高为1897年的57．5%，1907年以后这一百分比有所下降，但一般年份多为40%—45%。1927年，上海贸易总额达165 600万海关两。^[36]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零售市场，1933年，上海有大小商业店铺7．2万户，1936年增至86 639户。^[37]工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金融、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这就给人们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如1935年在上海租界工厂内就业的人数至少就达20万以上。^[38]而且口岸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也明显地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对农民有很强的吸引力；加上开埠后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重农轻商、农本商末思想日益淡化，商品意识、利润意识、竞争观念逐步增强。这些都推动了农村人口向通商口岸的转移，从而启动了上海城市化的进程。

此外，战乱的影响对人口集聚上海也有重要的作用。如1853—1854年间，上海租界人口从800人增至2万人，主要是小刀会起义后城厢居民为躲避战乱涌入租界引起的；1859—1962年间，租界人口从8万增至50万，主要是当时太平军攻占江浙，当地民众为避战火逃入租界^[39]；1937年租界人口一度激增78万，其主要原因也是因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江浙及其他地区深受其害，民众、富商为保性命财产，纷纷迁避租界。但这种战乱引起的迁移，更多具有难民的性质。除一部分人在战后安居下来外，大多返回原籍。由此可见，近代上海人口汇聚的决定性因素是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

2．人口汇聚与上海近代化

近代上海人口的汇聚，启动了其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对上海的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

首先，移民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外来人口成为沿海城市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一些外资、民族资本企业的职工大多是外来移民或其后裔。如葛元煦《沪游杂记》称，19世纪40年代后，上海“沿（黄浦）江数里皆船厂、货栈、轮舟码头、洋商住宅，粤东、宁波人在此计工度日者甚众”^[40]。甲午战后，上海新设的机器制造厂皆接踵而起，在一些船厂、兵工厂中聚集了大量的技术工人，“工匠皆闽、粤、宁波人，以西人之精通机器者督之”^[41]。纺织、缫丝等业也发展迅速，这些工厂雇佣的工人多数为移民，如上海纱厂“劳工的出身地极不统一，就中上海附近和安徽省等外出觅生者最多，而技术人员及汽缸工则多为广东或宁波人”^[42]。但能进厂做工的只是移民人口中的一部分，那些未能进厂的移民人口有的以沐浴、理发、人力运输、码头苦力、垃圾清理等业为主，有的则以小商贩、手工艺为业。正是移民的艰辛创业，才促进了城市各行各业的发展与繁荣。

此外，迁移人口中还有一大批经营、技术人才。譬如，作为“东西方桥梁”的上海买办，早期以广东籍人士居多，19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则主要来自宁波。“宁波帮”中的杨舫、朱葆三、虞洽卿、傅筱庵等都是财势深厚的著名买办，在上海工商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再如，作为上海经济主要推动力之一的民族资本家，不少也是外来移民。经营面粉、纱厂为主的荣氏兄弟，经营煤炭、火柴等业的刘鸿生，化学工业的方液仙，肥皂工业的项松茂，橡胶工业的余芝卿，电器工业的胡西园，“颜料大王”周宗良，以及金融家叶澄衷、严信厚、陈笙郊、方椒伦、孙衡甫等，都来自江浙一带。与此同时，一批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也汇聚到城市中来，如久负盛名的上海曹素功墨庄创办人曹端友是1864年由安徽歙县迁沪的，上海最早的大炉冶坊——源来冶坊是1850年左右无锡人胡德培在南市三泰码头创设的。著名的老德泰铜锡号则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举家而来的绍兴人屠宏德创办的。晚清时期，福建、广东、宁波等地流入上海的手工工匠也很多。外地实力雄厚的经营家和专业技术人才汇聚城市，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经济勃兴的一个重要因素。

移民的大规模迁入，还为上海提供了大量的经营和消费资金。移民中有相当部分来自绅商豪富，他们为了逃避战乱和匪患，纷纷迁入租界，并且带来了丰富的资金。譬如，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苏州巨商程卧云在逃入上海时随带白银10万两，不久就开设了钱庄。^[43]其他江浙富户如柳兆薰、潘曾玮、冯桂芬、席立功、周韬甫、黄森甫、杨憩棠、段光清等迁至上海时都带来了巨额资金。据租界当局的不完全统计，1860—1862年，至少有650万银两的华人资本进入上海。^[44]货币财富的大量涌入，对上海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和金融业的发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富裕人口的迁入，使城市的税收也逐年增加。如1866—1936年，上海公共租界的房捐和地税收入增加了140倍。^[45]1929年，工部局收入的华人房捐为3 029 795两，加上主要由华人缴纳的执照捐1 626 120两，占该年工部局全部收入的30%之多。^[46]上海租界的马路、管道、桥梁等市政建设，其费用主要来自这些税收。

其次，移民直接刺激了消费品工业、商业和建筑业的发展。

移民人口的大量迁入，使城市的消费市场急剧扩大，这就直接刺激了生活必需品工业和各种商业的发展。开埠初期，“滨江茅屋为邻，商市萧条，烟户零荡”，“太平天国期间远近避难者，遂以沪上为世外桃源。……此为上海市面兴盛之第一步”^[47]。以后移民不断增加，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也不断扩大，这就直接推动了纺织、食品等行业的发展。1919年，上海华资纱厂有纱锭216 236枚，占全国华资纱厂总锭数的32．8%，1949年增至2 349 860枚，在全国华资纱厂总锭数的比重也增加到46．0%。^[48]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市有商户11万多，其中租赁服务、棉毛线呢、五金、建材、衣着、饮食、日用杂品等门类应有尽有。这些行业部门的发展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几百万城市人口提供的消费市场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涌入城市的滚滚人流中还有许多腰缠万贯的逍遥寓公，他们奢华铺张、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对城市娱乐、奢侈品行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刺激作用。城市灯红酒绿、舞榭歌台场面的形成与他们的消费享乐密切相关。

人口的激增使城市住房的需求量也迅速增长，建筑业因此得到发展。太平天国时期，11万移民涌入上海，里弄住宅“像耍魔术般地一片片建造起来”^[49]，“洋泾之上，新筑室纵横十余里”^[50]。辛亥时期，江浙各地人口纷纷迁居上海，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很快崛起，并成为上海平民住宅的主角。1914—1930年，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新建里弄住宅分别达1 082幢、7 483幢和4 173幢。到抗日战争前夕，全市约有住宅30万幢。^[51]建筑业的飞速发展显然是大量移民迁入的结果。

（2）推动城市管理体制的转变和市政建设的发展

近代以前，中国的城市管理体制是相当落后的。城镇虽一般是地方政府的治所，但城乡之间在行政上并没有严格的划分，城市的基层组织与农村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只不过是名称有别。地方政府首脑往往大权独揽，统管一切政务。行政管理上显出随意性、简单化和缺乏效率。开埠通商，特别是租界开辟后，移民人口大规模涌入城市，使治安、市场、税收、交通、环境等问题显得日益复杂和严重。为解决这些问题，租界当局在其管辖区引入了西方城市管理模式和治理方法，如1854年，上海租界出现了“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中文译为“工部局”），建立了相应的行政、法律、警察、商务、社会福利等机构。其目的虽是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但由于它具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市政结构和机制，在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上大大高于中国衙门，所以客观上起到了瓦解传统的封建城市管理体制的作用。西方城市管理模式在上海租界出现后，逐渐被华界地区所仿效，对其他城市也产生了示范和倡导作用。沿海城市在西方模式的基础上经过改造，逐步形成了一套新的城市管理系统和控制系统。1905年，上海商人呈请设立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后改为上海自治公所，1911年年底又改为市政厅；1914年，北京成立京师市政公所；1918年，广州也成立市政公所，并于1925年正式设立我国第一个市政府，这是我国近代市制形成的标志。1927年上海也正式建市。此后，中国城市建置不断扩大，到1949年已有207个。由此可见，沿海城市管理体制的转变与中外移民的刺激和推动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移民的大量迁入，对城市的市政建设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租界当局和外国移民为了自身生活和商业发展的需要，利用中国民工，对租界的道路、码头、下水道等公共设施，按西方市政风格、风俗习惯进行了规划和建设，譬如，从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订立至1865年，上海租界已修筑通衢大街13条，南北和东西向间纵横，“取中华省会大镇之名，分识道理，街路甚宽广，可容三四马车并驰，地上用碎石铺平，虽久雨无泥淖之患”^[52]。同时，外国移民还将煤气、电灯、自来水、电报、电话等引入。1865年前后，上海英法租界相继成立了大英自来火行和法商自来火行，不仅供私人照明，而且用于夜间公共道路的照明，在当时人眼中，“火树银花，如同白昼”^[53]。1882年，英资上海电气公司安装发电机发电，三年后对上海电灯供电，1893年自来水也在上海出现。市政建设的开展，不仅大大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而且使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老狭窄的市镇逐步被街衢宽阔、高楼林立、设施先进的市区所替代。

（3）促进城市文化心态的开放和文教事业的发展

移民社会巨大的人口异质性，必然促成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种交流与碰撞使近代沿海城市不仅产生了重视商业、崇尚奢华、趋赶新潮的风气，也形成了自由竞争、积极进取、追求进步、讲求实效的意识，城市文化日趋开放和多元化。这一特征在上海表现尤其明显。开埠以后，来自中国20多个省份的移民和世界各地40多个国家的侨民汇聚上海，共同生活，不同文化背景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在这狭小的土地上混杂碰撞，彼此渗透，互相吸收，使上海文化显得格外丰富多彩。在多元文化熏陶下，上海人逐渐有了比较开阔的胸襟和视野，对外来文化也采取了比较宽容和开放的心态。

人口向城市的汇聚，使城市的文化教育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在五方杂错的移民中有一批相当数量的知识精英即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谋食于城市新式的文教事业机构，以传播西学或者从事城市大众文化事务为主要职责。在他们的推动下，一批新兴的报刊、学堂、译书机构相继涌现。翻开20世纪以前的出版目录，绝大部分新式出版机构都设在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口，绝大部分报刊也出版于此，尤其是上海。据统计，从1840—1898年，中国出版西书561种，上海出版的至少有434种，占总数近80%；1899—1911年，中国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共165种，其中69种在上海出版；^[54]1849—1911年，上海兴办各类学堂达249所。^[55]新型知识分子的集结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使上海在20世纪初成为中国最大的文化中心。无可否认，在上海城市文化发展过程中，传教士和外国移民也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他们怀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但其传教、办学、出版活动直接传播着西学，客观上也起到了示范效应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传播，才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得风气之先的地区。

总之，移民对上海城市近代化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当然移民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他们对城市人口的素质、家庭关系、人口结构等方面也有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旧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人口增长与城市发展也存在许多失衡现象，如大规模人口涌入超过了城市经济所能吸收的限度，致使城市失业人口增多，犯罪率增加，社会秩序混乱，而地狭民稠又造成物质短缺，物价昂贵，下层民众生活恶化等，这都严重制约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