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代娱乐业的明星

近代上海娱乐业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项目当属“电影”。1885年11月21日，《申报》刊出清政府官员颜永京一则启事，申言为赈济灾民，他将在格致书院（今格致中学）“用西法轻养气隐戏灯”放映影戏，内容为其遍游英、德、法、美、俄等国时所看到的民俗和风景名胜。这是西洋影戏第一次在上海露面。虽然票价每张高达五角（这在当时已相当贵），但前往猎奇的人还是非常踊跃。颜永京放映的是幻灯影片，却可以说是中国电影放映的滥觞（注：张伟.沪渎旧影［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37.）。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放映的都是默片“西人有电光影戏，固绝无声息之类剧也”。在娱乐场所林立的四马路，开设了一批简陋的西洋影戏院招徕观众，还颇有中国特色：“乃观于四马路之各影戏场……有雇佣洋鼓洋号筒者，间亦竟有用中国锣鼓者。喧哗之声不绝于耳。是与西人适成一反比例也。”（注：环球社.上海社会之现象［N］.图画日报，第36号第7页.）西洋影戏院内部藤椅按次序摆放，中国观众边看影片边交头接耳。旁边有鼓乐手伴奏。《做影戏》赋诗一首：“借间房子做影戏，戏价便宜真无比。二十文钱便得观，越看越是称奇异。人物山川景致新，田庐城郭似身亲。一般更足夸奇妙，水火无情亦像真。”（注：环球社.上海社会之现象［N］.图画日报，第349号第8页.）二十文票价很便宜，看西洋影戏很快成为当时沪上普通娱乐活动。

1885年颜永京放映的是幻灯片，被称为“西洋影戏”、“西洋画片”、“活动影戏”。在电影发明后，改称“电光影戏”或“活动电光影戏”。因为习惯使然，同一时期“西洋影戏”的说法仍在沿用。直到1905、1906年，“电影”作为约定俗成的称谓才开始出现（注：刘小磊.“影”的界定与电影在中国传入伊始的再考辨［J］.电影艺术，2011（5）：119.），20年代末得到普及。电影与其他娱乐项目相比，面世最晚，但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其他娱乐所不能及。诞生伊始，电影就展现出独特魅力。“电影的出现成为上海娱乐业发展的一波推动力。”（注：埃尔·李伯曼，帕特丽夏·埃斯盖特.娱乐营销革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

图1-1　四马路影戏之喧哗

图1-2　做影戏

（文献来源：环球社《图画日报》第三十六号第七页，第三百四十九号第八页）

追根溯源，电影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从遥远的欧洲漂洋过海传入上海经历半年时间。之后上海很快成为中国电影启蒙和发展的重镇。

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Grand Cafe印度沙龙，放映了20场电影。每场约20分钟，包括十部短片：《工厂大门》、《江湖杂耍》、《铁匠打铁》、《水浇园丁》、《婴儿喝汤》、《布袋跳跃比赛》、《钓金鱼》、《会议代表抵达会场》、《海》、《里昂的科德利尔广场》。这是当时卢米埃尔兄弟用自己的摄影机拍摄的影片，后来又陆续拍摄了《小船离岸》、《玩纸牌》、《救火员》、《火车进站》、《拆墙》等。每部短片大概只有两分钟，固定机位、连续镜头。（注：刘小磊.“影”的界定与电影在中国传入伊始的再考辨［J］.电影艺术，2011（5）：120.）据媒体报道，电影放映时人们惊呆了。当银幕上火车冲着观众呼啸而来时，人们抱头鼠窜。这一天，电影正式宣告诞生。

之后，卢米埃尔兄弟培训了一批操作师，带着新发明的电影机到全球做示范旅行，同时拍摄当地风光扩充片库。1896年7月7日，卢米埃尔的员工毛利斯·赛斯提尔（Maurice Sestier）到达印度孟买（注：刘小磊.“影”的界定与电影在中国传入伊始的再考辨［J］.电影艺术，2011（5）：121.）。1897年日本才有电影放映（注：张伟.都市·电影·传媒——民国电影笔记［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8.）。而中国却在1896年6月30日成为亚洲最早放映电影的国家。上海徐园为中国赢得这项殊荣。

1896年徐园主人徐氏父子通过怡和洋行购买了英国罗伯特·韦廉·保罗（Robort William Paul）的Animatographe系统电影机和十卷胶片（注：刘小磊.“影”的界定与电影在中国传入伊始的再考辨［J］.电影艺术，2011（5）：122.）。并于6月29日在《申报》副刊中刊载一则“徐园放映”的广告：“徐园告白：本园于二十日（注：光绪22年5月20日即公元1896年6月30日）起，夜至十二点钟止，内设文虎清曲童串戏法，西洋影戏（注：因首次“机器电光影戏”放映，所以仍沿用幻灯片时代“西洋影戏”的称谓），以供游人随意赏玩，向因老闸桥北一带，马路未平，阻人游兴，现已平坦，马车可直抵园门，维冀诸君踏月来游，足供清谈之兴，扬镳归去可无徒步之虞，游资仍照旧章，准廿三夜，外加烟火大戏游，资每位三角，此布。（图1-3）”这是史实可考的中国最早的电影放映广告。

图1-3　徐园告白

（文献来源：《申报》副刊1896年6月29日）

据徐棣山曾孙徐希博回忆：“因为摄影机的使用非常复杂，当年放映第一次没有成功。……当时电影的光源不是用电，用的是汽灯……房顶吊一块大的白布，下面放几口大缸，缸里装满水，然后将水不停地泼在白布上，一是为了防火，二来泼了水，白布上的黑白反差会清楚。……放映的内容就是火车站，人们在上火车，下火车。”（注：DVD《老上海，老电影》之《徐园寻梦》中徐希博（徐棣山曾孙）、臧增嘉（徐棣山曾外孙）访谈，2005年出品.）这次放映夹在文虎、戏法之间，虽未引起爆炸性轰动，但带给上海市民新奇的娱乐体验，起到电影启蒙效果。徐园于8月再次发布数条告白，招徕顾客。从此徐园将放“西洋影戏”即电影作为常规的娱乐节目推出。其他大众室内娱乐场所纷纷效仿，电影很快传播开来。

徐园的初次尝试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中国人自发行为。电影放映机器的订购、安装和宣传都由徐氏父子亲力亲为，没有被迫接受的痕迹。这体现了当时中国商人对外界信息的敏感，与世界联系的紧密和对新事物的好奇。当然，徐园放映的成功也要归功于西洋镜、幻灯影戏的普及所积累下的群众基础。

1897年5月底到10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一说为詹姆士·里卡顿）带着爱迪生的影片来到上海，先后在礼查饭店、张园、大马路（南京路）、二马路（九江路）、四马路（福州路）一带天华茶园、同庆茶园、奇园等处放映，放映影片有《俄国皇帝游历法京巴黎府》、《罗依弗拉地方长蛇跳舞》、《骑马大道》、《以拳术赌输赢》等（注：张遇，王娟.老上海写照［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235.），让上海市民啧啧称奇。

次年，即1898年雍松再次来沪，变换不少新节目移映于徐园。5月20日《趣报》上曾发文《徐园纪游叙》描绘此次放映情况：“……堂上烛灭，方演影戏。第一出为《马房失火》，第二为《足踏行车》，……第十四为《秋千弄技》。以上各出，人物活动，惟妙惟肖，瞩目者皆以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也。”（注：沈盼盼.电影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民生活［D］.安徽师范大学，2012：5.）

从以上游记、1897年6月11日、13日《新闻报》连载《味莼园观影戏记》、9月5日《游戏报》第74号《观美国影戏记》等中国第一批观影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出，早期到沪放映的影片都是纪录短片集锦，以日常生活场景和动作片段为主要内容。而且都是默片，配有简单字幕说明，现场有音乐伴奏。片长约两大盒，90分钟左右，当中要换一次片。时人观后，对“电光影戏”（或说“西洋影戏”）顶礼膜拜，并大力宣传，对“电光影戏”的流行起到一定作用。如陈无我叹道：“电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穷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注：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385）.

1899年，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先后在四马路升平茶楼、乍浦路跑冰场和湖北路金谷香番菜馆放映电影。“放映时，光线不明，形影不清，片旧痕多，宛如下雨。观众非但不生兴趣，反觉讨厌。观众日少，营业不振，挣扎四五年，每况愈下，一蹶不振。”（注：程步高.影坛忆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83.）不得已将放映机及影片等全部转让给老乡雷玛斯。

雷玛斯在1903年接手加伦白克放映业务后，仍在乍浦路跑冰场内放映，但“地点偏僻，交通不便，居民稀少，观众寥寥”（注：程步高.影坛忆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84.）后迁至大马路同安居茶楼，也无起色。于是又迁往四马路青莲阁。青莲阁是一家赫赫有名的茶楼，“楼下进门几步路，正中就是一座大楼梯，直达楼上。顾客络绎不绝。楼上是茶楼，楼下是小型的游乐场。有摊贩，有游艺，有杂耍，有卖唱”（注：程步高.影坛忆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85.），热闹非凡，是放映电影的极佳场所。雷玛斯在楼下租了一个小间，“挂起一张白布做银幕，雇佣穿的红红绿绿的印度人在大门口吹吹打打，洋鼓洋号，并时常撩起门帘露出白幕，招徕路人。”（注：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0.）他“放映机只有一架，一本映完，停三分钟，换上新片再映。每场十五分钟，每场门票铜元三枚。”“路人过者偶而入览，竟成嗜好。”（注：陆铁民.旧上海影业大王雷玛斯的发家史［J］.世纪，1999（3）：55.）雷玛斯“取费低，顾客多，时间短，场数多。日进斗金，一本万利。”（注：程步高.影坛忆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8.）几年下来赚了不少钱，这为他日后开设影院积累了资金。

由此可见，电影在上海萌芽发展的10年间，传播者基本是西方淘金者，他们的放映活动客观上积累了观众数量，推动了电影消费，使电影成为上海文化娱乐市场生力军。到1906年夏天，即电影引入上海的第10个年头，“电影”这个称谓已在报纸上正式出现。南市区和新园还推纳凉新法——看露天电影，并公开售票（注：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年谱.http://memory.library.sh.cn/node/47481，2013-07-30.）。

纵观中国早期电影业的萌芽和发展，不禁会引发思考：为什么当时的上海能成为全国电影业最发达城市？这可从城市比较中找到答案。其实放眼中国，唯一能与上海比较的只有北京。北京虽然是国家首都，但由于政治和社会文化影响，早期电影发展和电影院建设与上海有不小差距。

首先，电影的传入方式不同。1896年电影在上海由徐氏父子引进，之后的发展都是商业和文化驱动。北京由于清政府统治者慈禧太后极力排斥，电影一开始未能进入。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电影才由天津租界传入北京，随着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一起出现在北京市民面前。之后因数次放映事故，慈禧视电影为不祥之物，宫内不准放映，导致北京上流社会不热衷电影的推广，仍痴迷传统的娱乐活动。但是电影放映在北京民间受到极大欢迎。1907年北京第一家电影院——平安电影公司建立，这是外商经营专为外国人放电影的场所（注：田静清.北京电影业史迹（1900—1949）［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9.）。随后前门大栅栏的大观楼、庆乐园先后放映电影，电影院在北京逐渐普及开来。从这点来看，北京和上海几乎同时在建设正规电影院。

其次，早期电影制片领域北京领先上海，后被赶超。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不满市场上放的都是外国影片，自行购置摄影器材，开始中国人自己拍摄电影。丰泰照相馆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我国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虽然只是简单的纪录片形式，但开创了国人拍电影先河，受到观众欢迎。在大观楼放映时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注：电影周刊.1939年12月7日：第14期.）。之后影片运往江苏、福建等地放映，影响面广（注：田静清.北京电影业史迹（1900—1949）［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27.）。在上海，更多的是外国摄影师当地取材，剪辑成影片发行。如1898年爱迪生公司摄影师拍摄《上海警察》、《上海街景》等短片（注：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一）［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15.）。后来随着20世纪20年代明星、天一、联华等影片公司在上海相继成立，上海制片业全面超越北京。

第三，京沪两地的地理位置和开放程度决定了电影业的发展。1926年12月，有声电影就出现在上海百星大戏院和虹口大戏院。这距离有声电影在美国首次上映时隔仅4个月。但是有声电影在北京首次登台是1929年4月，已经是三年以后（注：田静清.北京电影业史迹（1900—1949）［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19.）。此外，美国好莱坞八大公司首选上海设立办事机构，在华北一开始均设在天津租界内。当美国影片在北京流行后，他们才迁入东交民巷租界内办理发行业务。这说明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殖民地是殖民者文化输出的首选地。电影这个西方现代娱乐业“明星”，在上海的发展势必比北京迅速。

再说，北京是京剧发源地，传统文化和娱乐活动对社会的影响远超上海。电影在北京的拍摄和创新也离不开京剧扶持。如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就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的京剧选段。1927年京剧加电影“连环戏”的创新形式也最初在北京推广开来（注：田静清.北京电影业史迹（1900—1949）［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34.）。可见，电影在北京的发展是沉浸在浓厚的京派文化中，这与上海中西结合的海派文化截然不同。不同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环境，影响了电影业在京沪两地的发展。

电影选择了上海。电影的发达与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上海特殊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造就了近代上海独特的娱乐业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