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生产的粗俗与娱乐至死的浅薄

二、段子生产的粗俗与娱乐至死的浅薄

让我们再看看曾经代表艺术创演先锋、而今沦落为只有抄袭没有思想的“小剧场话剧”的生存状态。《哪个木乃是我姨》、《拿什么整死你，我的爱人》、《暗恋紫竹园》、《天生我SONG我忍了》、《全村就我光着腚》、《天上嫦娥是我姐》……这些被网友批为“雷死人不偿命”的取名，并非出自论坛热帖或哪部网络小说，而源于想象中蛮有档次的小剧场话剧。近年来，以北京“雷子乐笑工厂”、“戏逍堂”为代表的本土民营剧团在自产话剧中极尽搞笑，让观众、媒体乃至国家话剧院再也忍耐不住:话剧怎可变成“段子”生产机器，任人摔向粗俗的泥潭？有圈内人士直言:看时下南北小剧场，一半是“恶搞＋段子”，一半是“言情＋段子”，好像话剧走进小剧场，不编“段子”就会没票房。话剧真正需要的语言的犀利与思辨的机敏，有意思的故事与有意思的人物一一被“段子”肢解了！话剧已经变成了“说剧”，讲大白话，甩闲聊，聊出一星半点的情节来就算完事。当前，标榜小资情调的海派言情剧与“翠花上酸菜”式的京派搞笑剧有合流的苗头:“恶搞”成风，美其名曰“减压喜剧”；“拿来”至上，放眼一看尽是“改编”；人文精神的稀薄让它们沦为“餐前小点”和“谈情说爱的佐料”。一位剧评家忧虑地说，如果总是依赖插科打诨、哗众取宠生存，依靠改编他人作品巧取票房，小剧场将很难有未来^[39]。

美国诗人布罗斯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认为:“每一新的美学真实，使人的经验更为私人化，而这种私人性时常以文学（或其他）品位的面貌出现，能够自身成为一种抵抗奴役的形式，即使不能作为保证。一个有品位的人，尤其有文学品位的人，较少受惑于那些用作政治煽动的伴唱和有韵律的咒语。善，并不构成产生杰作的保证；这个观点倒不如说，恶，尤其政治之恶，总是一个糟糕的文体家。个人的审美经验越丰富，其品位就越健全，其道德视点就越清晰，也就越自由，尽管不一定更幸福。”^[40]然而，现实却如美国媒介哲学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所说的那样: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41]。艺术在客观上具有娱乐性，但并不表明艺术就是娱乐。娱乐活动带来的快感“以性为本”，属于生命的表层，表现为神经的松弛与感官的快适。艺术的快感“以情为本”，属于自我的深层次，表现为生命意识被触及后的幸福体验。正像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如果说‘宜性’之乐侧重于身体方面的休养生息，那么‘怡情’之乐相比之下便更多一份精神性的享受”，“表层性的快乐常常充满笑语喧哗的情绪，而深层次的快感却常常拥有默默无语的情感”^[42]。所以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既能给人带来一种感官的愉悦，又能给人带来一种思想的快乐。

英国作家梅瑞迪思（George Meredith，1828—1909）说过:“一国文明的最好考验是看这个国家的喜剧精神和喜剧发达与否；而真正喜剧的考验则在于它是否能引起有深意的笑。”^[43]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娱乐只有当其与文化中某种更根本而深层的东西融合起来时，才富有价值。成熟的大众文化产品应该是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维度的意义追求，既渴望审美愉悦的欢乐解放又不舍弃神性维度的精神提升，并以此制衡生活的表面化、形象化、感官化所带来的无深度的不可承受之轻，在世俗化的文化氛围和生活化的审美环境中，跳出日趋严峻的“欲望陷阱”和“反省匮乏”状况，实现人类真正的审美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