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中的上海闽商

近代化中的上海闽商_整体衰弱与泉漳会馆的活力_移民群体与上海社会

近代化中的上海闽商——整体衰弱与泉漳会馆的活力⁽¹⁾

在上海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闽商与粤商一度双峰并峙，开拓或独占了航运、蔗糖、棉花、国产纸业、果橘、炒货、檀香、蓝靛等诸多行业，闽商甚至成了一些行业的代名词。与此同时，他们还参与了近代上海的一些著名的政治运动，诸如小刀会起义、1905年上海抵制美货和收回苏浙铁路利权斗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等。可以说，闽商在上海历史的记忆中有着两大鲜明形象。一方面以好斗反叛倾向常使上海当权者生惧，一方面以擅贾富裕而颇受市民瞩目，因此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俗对上海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上海开埠后，面对浙商的蜂拥而至和粤商的重振河山，闽商整体上的辉煌色彩逐渐褪去。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闽商的鼎盛与衰弱，凸显出上海城市发展的结构变动和功能定位，其中的进退与取舍是很有一些值得探讨的空间的。另一个是闽商在整体的衰弱中，其中相当一部分仍具有的实力，闽商的主要同乡、同业组织泉漳会馆，以它在晚清及至民国的业务规模和活动能力，使我们不得不思索他们在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研究上海客籍商帮方面时有佳作问世，他们一般都从明清会馆公所、上海总商会、同业公会、上海的移民等问题切入，从整体上勾勒客籍商人在上海近代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其中尤其对江浙商人和粤商的研究较为细致系统，已有专著和专论出现。期间也有一些论及上海闽商的著作和论文，比如：张仲礼教授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论及闽商在上海近代工商业发展中的开拓作用；熊月之教授主编的《上海通史》与谢俊美教授的论文《清代上海会馆公所述略》，从行业、行帮、社团的角度涉及闽商或泉漳会馆；黄启臣教授主编的《中国地域商人丛书》主要着眼于一度活跃于国内外的闽商，同样也对上海闽商的活动略有提及。所有这些著作和论文都从各自研究的专题出发，涉及泉漳会馆和闽商在沪的活动，而细致专门的构建和考察则尚付阙如。拙文《旅沪福建同乡团体述略》⁽²⁾曾试作探讨，但也只是一般性的论述。本文试图通过对闽商在沪最大的会馆——泉漳会馆在近代上海活动轨迹的梳理，比较它与同籍商人、行业团体、同乡团体的关系，探究了上海开埠后在闽商尽显颓势的大环境中，泉漳会馆何以在同籍同乡组织中一枝独秀，始终保持活力的原因。

一、泉漳会馆的成立

上海老城厢曾有不少福建会馆，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会馆遗址为三山会馆，从中已可窥见福建商人当年的殷实。然而三山会馆不是福建会馆中最古老、最兴盛的一个。根据碑刻资料，最早出现的福建商人会馆，当属福建泉州和漳州商人集资公立的泉漳会馆，时间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³⁾仅此而言，已在沪上众会馆中名列前茅。然而在泉漳后人回忆文章中，泉漳会馆创立的时间要比现存碑刻资料显示的早得多。由于1937年淞沪抗战，会馆与会馆别墅同遭战火吞噬，文件资料多未携出，使得1757年前的馆史变得一鳞半爪，今人对会馆馆址的确认也多有谬误。根据解放后泉漳会员的回忆，在明末，泉漳两属中龙溪（今龙海。1960年，龙溪、海澄两县合并为龙海。）、同安（今厦门市辖区）、海澄五邑海商已在上海建立会馆组织，至清初始建馆。原名“龙同海会馆”，因其主要是福建泉州、漳州两属中龙溪（今龙海）、同安（今厦门）、海澄三邑⁽⁴⁾“捕鱼者的远程住宿站”。⁽⁵⁾馆址并非在咸瓜街，而是在黄浦江上游的日晖桥（今南园）。早年黄浦江船只可溯江而上，停泊在日晖港，会馆便临港而设，占地约三亩，中间是坟墓。主要作祭祀、寄柩、住宿之用。航海作业，生命在风口浪尖上颠簸，求得天神—天后的保佑便是头等大事，船一靠码头，就要举行祭祀仪式，已成为旅沪福建船民必修的功课，故会馆中辟有天后宫；寓居他乡，免不了生老病死，而中国人的丧葬观念就是寿终正寝，死得其所。会馆可提供停寄灵柩之处、让背井离乡的孤魂暂时安息，以便择日还乡叶落归根，或是就地栖身以求入土为安。另外，出外谋生实属不易，会馆便是提供客居他乡游子最廉价食宿的场所。

随着泉漳在沪商人的发展，渐渐觉得日晖桥距离当时的上海县城太远，往来多有不便，于是由泉漳旧属龙同海三县在沪51家商号、船主集资，在大东门外今复兴东路与东门路之间、十六铺码头对面的咸瓜街建造了一座会馆，取名泉漳会馆，而日晖桥的建筑仍存其旧，作为一处别墅，因其在咸瓜街南面，故称“南会馆”。同治初年，南会馆也经营得颇具规模：有一殿，供奉观音，殿前殿后有假山池塘、花草树木点缀，西面有一厅，专作奉祀历年对会馆馆务有功之人。左右两侧建有平房，以备客死异地同乡寄柩之用，东面有空地一大方，作为义冢。19世纪40年代，泉、漳来沪经商谋业的络绎不绝，不少人择城外石路（今福建南路和福建中路）开设南货水果店，于是会馆又在“北门外二十五保五图圩地，建造泉漳北馆一所，供奉观音大士神位”。⁽⁶⁾同治初年，该处被划在法租界内（今址金陵东路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因其在咸瓜街以北，故称“北会馆”，也有“泉漳别业”之称。小刀会起义发生后，法国人一怕停柩不卫生，二怕旅沪闽人强悍，易滋事，故强使清政府勒令会馆搬迁，会馆虽极力抗争无效，只得放弃这数十亩地。

二、整体的衰弱与泉漳会馆的发展特点

上海闽商的整体衰弱从上海开埠开始，而以民国建立以后形成定局。民国时期许多资料表明，无论是在经营的行业类型及曾经垄断的行业中，他们都已失去了开埠前后的优势，甚至在一些曾经独占的行业已不见了闽商的踪影。

福建与上海的交通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利的。闽商在上海的踪迹，可追溯到宋代以前。最初，他们更多是经营东南沿海贩运贸易兼及来自南洋的物产，俗称花糖洋货商（当时的洋货指海味等南洋来货）⁽⁷⁾福建同乡团体泉漳会馆、点春堂和建汀会馆商人基本上从事这样的行业，逐渐地在船运、海味什货、蔗糖、茶叶、靛青、国产纸、果橘、炒货、檀香等行业都占据重要地位。⁽⁸⁾还兼营杂粮、棉花的南北贩运，形成与粤商并驾齐驱局面。闽商在上海的经营行业，一般可根据出身地的不同作一个大致的分类：泉、漳两府商人大多为船商，以贩运为主，种类主要有海鲜、木材、漆器、砂糖、洋什货等。他们往往载糖、靛、鱼翅到上海，小船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凉暖帽子、牛油、金腿、惠泉酒等，贸易数量巨大，利润丰厚。福建莆田是中国优质桂圆、荔枝产地，莆田、兴化商人几乎垄断这一行业，以后才有本帮和浙江籍商人介入。桂圆檀香业从咸瓜街逐渐发展，延伸到郑家木桥一带（即福建中路），并有南北市之分。南市咸瓜街一带桂圆店专营船帮批发，门市亦售。北市郑家木桥一带桂圆店则以零售为主。建宁、汀州的闽西商人，主要经营纸棕各业，兼营砂糖等。福州产橘，福州商人多从事果橘业。上海曾是糖的集散中心。福建是中国蔗糖生产重要地区，上海糖业的创始经营者最早以福建商人最多，宁波帮次之。再次为镇江帮与本帮。这里的区别是，实际经营批发者多为宁波帮。一般来说，福建、广东各帮以“号家”名义在糖产地采购贩运，然后提供给糖行批发，并不直接销售，而糖行则不直接赴产地采购，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32年。⁽⁹⁾1927年以前，上海糖业亦有南北两市之分，南市帮之组织为点春堂，专营糖类，基本上为闽商。北市帮为集益堂，兼营其他如油粮北货等。亦有产地各帮在上海设立字号代理推销经营的，他们分属福建的同乡会馆泉漳会馆、晋惠会馆和兴安会馆等机构⁽¹⁰⁾上海城东十六铺洋行街（当时所谓洋行是指经营洋货的闽粤商号，洋行街后改名为阳朔路）是闽商的聚集地。乾嘉《上洋竹枝词》道：“圜寰居奇百货盈，遐方商旅满江城，洋行街上持筹者，多学泉漳鸠舌声。”说明了闽商经营的盛况。

上海开埠后，纺织业、航运业首当其冲。这时黄浦江上虽然帆樯林立，但大都是些外国船只了。纺织业的不景气，再度影响到航运业，情形每况愈下。另一方面新兴行业的不断涌现，江浙商人后来居上，粤商则积极开拓，重整旗鼓。如此，闽商在内外夹击中逐渐地退却。从现有上海档案馆馆藏行业档案和相关的史料可知，20世纪20、30年代，在海味杂货、桂圆、糖、檀香等行业，闽商仍占据着一定领地。在航运、染料、茶、炒货业、纸棕等行业中，几乎已看不到福建商人的踪影，其中闽商在炒货业中的进退可谓最极端的一例。上海炒货业曾为福建商贩最早开创，他们以挑担方式走街串巷流动出售，一度独占这一行业，⁽¹¹⁾以后炒货业逐渐从流动经营到设立固定商号，而商号所雇青工多为宁波籍，逐渐促成了宁帮炒货店在全市发展起来。1918年后，山东籍商人来沪经营炒货，势力发展迅速，形成宁波帮与山东帮并峙的局面，而闽商则完全退出这一行业。两次淞沪抗战后，山东人一跃而独霸炒货业。于是到三、四十年代，人们言及炒货业已不知有闽商了。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中的闽商⁽¹²⁾

在另外一些曾经占有重要份额的行业，闽商也逐渐呈退却的态势。糖业，早期上海食糖进口大部分来自南洋各地。在1920年前，菲律宾黄糖和爪哇砂糖是闽商九八行⁽¹³⁾兼营的传统商品之一，多由荷印华侨糖商直接委托在沪同乡代销或闽籍华商回沪开店经营。20世纪30年代起本帮与宁商的食糖经营崛起，闽商的业务大为减少。此后又因关税的不断提高及洋商占据上海食糖进口等诸多因素，许多行号转向或歇业。⁽¹⁴⁾海味杂货业，在开埠后30年间仍占优势，孕育了像叶鸿英⁽¹⁵⁾这样的富商巨贾。民国时期，也由于洋商的垄断和局势的动荡，30年代呈下降趋势。檀香业，最初由粤商经营，随着闽商九八行的兴起，逐渐由闽商所替代，上世纪末，檀香进口被怡和洋行把持，进入民国，华商经营檀香业虽有起色，但闽商已不占据主要地位。米业也是闽商兼营的重要行业。上世纪30年代初，由于对行情估计错误，大量吃进洋米，却逢1932年国内食米丰年，米价从每担16元跌至8元，“闽帮行家就接连倒了六七家。”⁽¹⁶⁾与此同时，在上海开埠后的新兴工商行业中，诸如航运、银行、洋布时装、纺织业、工矿企业、食品、造纸、火柴、玻璃等行业，闽商均无涉足。

从晚清到民国，在闽商整体退却中泉漳会馆显示了一条有别于同时期一些会馆、公所发展的轨迹。

最明显的变化是会员行业和身份的变动。在上海的福建会馆中，唯有泉漳会馆自始至终只接纳团体会员。从几次兴修泉漳会馆碑记可知，早期的泉漳会馆的团体会员大多为船户，即“行商”。道光年间与咸丰年间的两次重修，捐户中前者97家，其中有45家是船户。后者捐户84家中有71条船。⁽¹⁷⁾道光二年（1822年）碑示，会馆一度由“福建商船户”主持。⁽¹⁸⁾这些都说明，会馆一度以航运和贩运商为主。但民国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47年《泉漳特刊》所载泉漳会馆会员一览表，总计72家团体会员，大多被大量商行、贸易公司、工厂、银行、医院所代替。其中商行和贸易公司62家，占总数的87.5％；其余为工厂5家，银行4家，医院1家。保险公司1家；占总数的12.5％；显然其成员已由行商转化成坐商，行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虽仍以商号为主，但顺应近代化的贸易公司、工厂、银行也占一定比例，改变了单纯船户、商号的状况，这自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城市行业结构的变动，同时也显示了泉漳商人对上海近代化的一种适应。

泉漳会馆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既没有随着开埠后闽商的衰弱而破败，也没有因民国以后兴起了同业公会、同乡会而被淘汰，民国以后它的活动能量甚至超过同省的同乡会组织。与其他在沪经营较好的商帮相类似，闽商在沪的同省会馆比较多。一般而言，会馆的建筑与组织规模，常常体现出商人们的财力和经营能力。开埠后，由于经营范围和方式等因素，闽商在沪的地位和影响逐渐下降，一些福建会馆也随之衰败，如一度相当繁荣的点春堂公所和建汀会馆。建汀会馆是在民国初期停止活动的。而点春堂则是进入民国后逐渐成为同业公会聚集处，已基本上突破了地域限制。然而泉漳会馆却未见受这样一个趋势的影响，它安然渡过了晚清的动荡、民国的战乱，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代的公私合营才彻底终止了它2个多世纪的辉煌。它的建筑和产业规模完全证明了它的实力。泉漳会馆的主体建筑坐落于咸瓜街，开埠前已雕梁画栋，蔚为壮观，尽显泉漳商人之奢华。它破土动工的时间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¹⁹⁾又一说为乾隆十九年（1754年），1763年才完工。⁽²⁰⁾是一组庙宇式建筑，布局相当规整。第一进大殿供奉天后，也是正殿，殿前有戏台，两旁绕以香座。第二进大殿供奉关帝，庭前置一重达千斤的大鼎，此鼎在嘉庆八年（1803年）曲泉漳众商捐助，鼎上刻着捐款人的姓名。另外还有敦聚堂、议事厅等建筑，四周空地建屋出赁。除此之外，尚有许多分散在各处的房产，据道光十一年（1831年）立于咸瓜街的《上海县为泉漳会馆地产不准盗卖告示碑》，所载“司月”达51家之多（“司月”为各商号在会馆中的董事）。其“规模之宏远，气象之堂皇，横览各帮，洵无多让。”⁽²¹⁾见证了泉漳商人的富庶程度。会馆建筑在开埠前后曾经过三次大的整修，每次都有碑刻记载。第一次是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所载捐户达96家，可见其鼎盛之状。第二次是在清咸丰七年（1857年），为开埠后17年，虽因太平天国、小刀会起义，会馆受到重创，而且此时起义也尚未平息，在沪闽人处境并不顺利，但捐资重修者竟也有84户之多。第三次是在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距前一次已有36年。⁽²²⁾

此次并无记载捐助名单和规模，不过，我们可从7年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会馆所立的《泉溥会馆房产四址碑》可知，它的房产仅咸瓜街一处规模就不小，其余产业更是散见于上海县城的北、东、南周围约50处，且每处房产至少两上两下楼房，最多处达25间左右。遍置房产的目的，是要以房屋出租收益作为会馆经费。当然从中折射出的是泉漳两属商人在上海经营事业的昌盛，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仅泉漳两属的一个会馆，便拥有如此众多的产业，在沪上众会馆中也颇不多见。

从晚清到民国，泉漳会馆举办过许多公益事业，不仅在同省会馆中尽占鳌头，与其他省会馆比较亦绝不逊色。比较成功的公益活动是开办泉漳公学，时间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这是一所完备的小学，虽然规模不大，但完全采取现代的小学制度。它的创建仅距晚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1年，“癸卯学制”正式颁布3年。泉漳公学初设南园别墅内，同乡子弟来此修业，学费膳宿费皆减半收取。外乡学生虽也兼容，但就没有这样的优惠条件了。以后由于别墅地处郊外，周围又有义冢，对学生颇不合适。便迁到了咸瓜街会馆中。因为经费充裕，经历年扩充，小学一度办得相当不错，有一个时期，对同乡学子的学宿费用一概免收，以示优待。凡同乡子弟来就学，只需自备书籍文具而已。民国二十年代中期改称为“泉漳小学”，也容纳了很多外乡学生。1936年国民政府立案时，有六个年级，250人，教职员13人。⁽²³⁾会馆附设义学的也很多，但能如泉漳会馆那样的待遇，实不多见。由于小学办得颇有成效，接着就有了中学的设置，泉漳中学创办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校址在泉漳别墅内（今南园，龙华东路800号），为一砖木结构两层旧式楼房，学校分初中、高中两部，学生大多住宿。1936年，学生100余人，教职员工27人。有“免费生”、“工读生”等区别，对同乡子弟自然有很多优待，闽南学子远道而来就读的很多，学校一度人丁兴旺。不过其间也波折连连，这与学校同共产党组织关系密切有关。学校中许多师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8—1929年，校内建有教师党支部。1929年11月18日，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校内举行，会期9天。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李富春、康生、向忠发、项英等参加了会议，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上海的革命团体“左联”、“社联”、“青年文联”等也经常假泉漳中学举行会议。1939年，泉漳中学重建支部时，党员数达30人。从1929—1941年，泉漳中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输送了50名干部，被称为革命熔炉。1937年，泉漳校舍毁于侵华日军炮火，不得不迁入租界，1941年停办。

泉漳会馆的附属事业，除了培植同乡子弟的小学和中学外，还有一所医院，称“泉漳医院”。设立时间约在民国十年（1921年），院址在南市毛家弄一处自建的房屋内。原计划设立中西医两部分，后只成立了中医部。泉漳医院对同乡实行义务诊治、义务给药，不过就诊者寥寥无几，生意清淡。抗战胜利后，泉漳医院房产被人占据，后经诉诸法院，被判决收回，1948年1月，由法院派法警强制执行。泉漳会馆由于基金雄厚，所有的收益应付支出绰绰有余，所以还有余力设立一些救济项目。如对同乡中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经会员保举后，逐月领取一笔救济金，数额自3元到10元不等，领取期限视情况而定，有的终身享受，有的则规定年限，以他们是否有子女、子女是否自立为标准。对无力返乡、流落在上海的同乡，经调查属实，也给予一定的川资，遣送他们回乡。即使外界有求助者，也酌情捐赠。

民国时期对泉漳会馆影响最大的是抗日战争。1937年的淞沪抗战，泉漳的房产大部分被毁。抗战胜利后，会馆在振兴组织、恢复产业方面做了许多努力。最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10月，会馆董事会决议，在南园别墅重建“敦叙堂”。其经费除同乡踊跃捐赠筹措外，南侨公司、建元行、华通公司、福新行等先行垫付，所缺之数再由南侨、福新、荣兴、建元、裕昌等商号负责向中南、中兴、华侨三家银行各借2000万元，并当年还清。1947年4月6日，在南园别墅中央举行了奠基典礼。这天，出现了数十年来未见之盛况，国民党中委王泉笙、监委秦望山、厦门市市长黄天爵、沪江大学教授蔡尚思等出席了奠基礼，前往参加的旅沪同乡“不下千人”。同年，“敦叙堂”前后两殿建成。至解放初，这里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颇具江南园林的景致。

会馆还以募捐方式筹款，举办了“泉漳书报社”，组织“南园京尉研究会”、“南园图术研究社”等，聘用专门教师，会员包括基本会员、赞助会员、普通会员三种，定期开展活动。1946年11月，又组织“厦声体育会”，会址设在福州路89号424室光明商行。体育会员以会馆会员为主，目的是联络、团结同乡，培养运动精神。体育会组织了足球队和篮球队，邀请当时的体育前辈沈昆南、足球名将庄友仁为名誉指导，定期训练，与一些球队举行友谊赛。1947年5月间，应厦门体育会邀请，在同乡的赞助下，远征厦门，在厦门掀起了一股不小的热潮。

通常人们将民国以后划为会馆发展的衰弱期，然而泉漳会馆发展虽经晚清民初的政治动荡和淞沪战火的重创，其规模和影响仍居同时代会馆的前列。《1947年泉漳会馆地产收益一览表》显示：泉漳会馆具有地产收益的房屋72幢，空地四块，散布在南市各处。⁽²⁴⁾直至1952年，泉漳会馆全年房地产收益仍达旧人民币44000万元（约合折实单位8万余份）。⁽²⁵⁾会馆的活动能量也很强。1931年前，每年必有一些例行活动。每逢岁时祭祀，便召集同乡在馆内欢宴；清明扫墓，常在南园别墅聚餐，出席者还按名发给车马费。最盛大的集会是天后诞日，每逢此时，馆内必定请了戏班子，一边喝酒、一边看戏，狂欢场面延续三天。后由于斗殴事件发生，才停止演戏。九一八事变后，聚宴也宣告停止。1947年的《本会馆一年来大事记》⁽²⁶⁾全面显示出40年代末会馆的规模和社会地位。从大事年表中可知：会馆一年召开了12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平均每月1次，全体会员大会2次，并继续征集同乡登记入会，说明它的组织机构稳定，而且在有序地发展；一年举办了2次规模较大的聚餐会，并对会馆设施进行装修、筹划新公墓的开辟等，显示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对涉及18家公司的纠纷案调解成功、还就暨南大学处分同乡子弟事宜发表意见，年度救济过境贫困同乡2344人次，金额达1430多万元。⁽²⁷⁾凸显出会馆在同乡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泉漳会馆，即使在经历了战争后仍具有较强的恢复和维持活动的能力。这是同时期许多会馆都不可期及的。

三、泉漳会馆保持活力的原因

泉漳会馆的发展历史，至少说明了在闽商尽显颓势的大环境中泉漳商人仍显实力。说明会馆组织在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霜即使在民国时期仍保持着活力。其原因何在？

首先泉漳会馆是由商人缔结和运作的同乡组织，从20世纪40年代泉漳会馆留下的大事年表、会馆章程可知，协调商务，关注商情一直是泉漳会馆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上海这样的商业大都会中，它适应了商业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成为同籍会馆中生命力较强的会馆。比较各同乡团体的章程，泉漳会馆明确规定了商务事业，它专门设置了商务股，“处理调解会员商行间所发生纠葛事件，并主持关于同帮商务规例一切事宜。”⁽²⁸⁾它有对涉及18家公司的经济纠纷案调解成功的记录，而其他许多会馆只是商帮的“后勤”机构，不问商务。会馆也常作为代理人出面与同业公会或一些商业团体发生联系。如“糖商同业公会”中的福建帮，分属泉漳会馆、晋惠会馆和兴安会馆，糖商同业公会“与各帮号家如有订立协议事项”，即由这些会馆“代表办理。”⁽²⁹⁾

为了维持会馆生机，泉漳会馆也直接进行一些商业经营活动。1919年，杂粮油豆饼同业公会成立，会馆拨出一部分资金入股。上海杂粮油豆饼同业公会由豆业萃秀堂和米业仁彀堂发起，汉口帮之成志堂、镇江帮之暨远堂、广帮之慎守堂、泉漳会馆、三山会馆、晋惠会馆等八帮出资建立。会所在南市民国路（今人民路）377号。除此之外泉漳会馆的房地产经营也相当出色。月收入为277540元。⁽³⁰⁾

其次是会馆的祭祀功能，使它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聚集力。供奉、祭祀神偶几乎是所有会馆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能之一，但由于泉漳会馆成员从一开始就是以海商或渡海而来经商者为主，生命与事业很大程度上系于变幻莫测的大海，于是尤其看重对海神的顶礼膜拜。王韬：《瀛壖杂志》卷二记载：闽人所建的天后宫，“海船抵沪，例必斩牲演戏”，以庆祝航海的顺利与商业的兴隆。其祭祀天后的情景可想而知。上海的福建会馆、公所都有供奉天后的殿堂，故有时闽人会馆常被称作“天后宫”。泉漳会馆对神偶的供奉很能代表一般旅沪福建移民宗教心态。泉漳会馆是前殿供天后，因“吾邑人旅寄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这是最有关于他们的主体存在。第二进大殿供关帝，其意义在于：“吾邑人聚首一堂，而情本桑梓，爱如手足，更仰赖关圣尊神灵佑，俾使家家通达义理，心一而力同也”。⁽³¹⁾泉漳别墅则供奉“观音”，“以护幽灵，而资普济”。既有寄柩又有义冢，观音大慈大悲，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如前所述，泉漳会馆的主体建筑很精致，其结构造型既带有福建民居的风格，又类似于庙宇建筑。祭祀神偶的情结比较重。会馆建筑经费大多来自于捐赠，因此会馆的豪华精致一方面体现出会馆成员商业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会馆成员对会馆捐赠的慷慨异常，他们往往不惜巨资修缮馆舍，这种热情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神偶的供奉，这种宗教情感与实际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事业受挫即以捐赠图兴旺，事业发达就以捐赠还愿。这样不仅使福建会馆一般都富丽堂皇，而且经费往往也很充裕，可从容举办一些为同乡服务的实事。进入民国后，还能与同乡会并驾齐驱，甚至在为同乡服务方面，比同乡会更具优势。在这方面除粤商会馆及后来居上的甬商可以比肩外，其他省的会馆都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第三，泉漳会馆集中了上海闽商中最成功的部分，上海开埠后，闽商整体处于颓势中，而他们仍是上海经济生活中具有活力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捐赠成为会馆强大的经济基础，他们的加盟也增加了会馆的影响力。上海闽商可按地域大致分成这么几个群体：一、闽西永定、上杭、龙岩等地商人，经营以林木资源为主的土特产品，以及与此相关的手工业产品，如纸、书籍、茶叶、烟草、蓝靛等。晚清时期，其经营明显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及国内动荡时局的影响，很快步入衰弱期，建汀会馆由盛及衰到财产变卖便是一个例证。建汀会馆由建宁、汀州纸棕业商人所建，1883年已出现经费亏乏的迹象，⁽³²⁾民国初便停止活动，房产及义冢为同仁辅元堂收买。二、闽南经营福橘青果商人和果农。他们在上海的活动带有季节性，每年八、九月间果橘上市，这是果橘商的繁忙季节，他们在上海十六铺一带果橘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属闽商中比较殷实的一族，但未见大富大贵。三、闽南汀、泉、漳地区以贩运业起家的糖商、海味商、船商等。他们是上海闽商中最成功的部分。上海开埠后，就整体而言，闽商在上海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下降，而这一部分仍在上海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具有影响力。如1901年起在上海贩运大米获利的曾铸，曾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另有海味杂货业富商叶鸿英，泉漳会馆董事，他不仅在闽商集中的洋行街（今阳朔路）有着多家经营海味杂货业的商号，还陆续向上海其他行业的工商企业投资，并把生意做到了香港、日本和南洋群岛。除此之外，20世纪20、30年代，泉漳会馆还容纳了一部分在海外发展比较好，又回国投资企业和银行的闽商。1936年9月，泉漳会馆理事长曾万铺发起组织了“华侨联谊社”，其主要宗旨就是“引导侨胞投资发展工商业”。⁽³³⁾泉漳会馆的重要会员中兴银行、中南银行和华侨银行，都是华侨投资的银行。中兴银行是由菲律宾侨商黄奕住、李清泉等9人集资创办，注册国为菲律宾，上海是其分行。中南银行则由黄奕住单独投资开办，在天津、北平、汉口、杭州、苏州、无锡等城市都设有分行。1923年，与盐业、金城、大陆合组四行准备库，为“北四行”之一，具有相当规模。⁽³⁴⁾泉漳会馆拥有这样一些会员就有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使得会馆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在民国时期超过其他福建同乡组织。

第四，从晚清到民国，泉漳会馆与同乡会、同业公会并行不悖，甚至兼有同业公会和同乡会的某些功能，这与它的组织制度和机构的改良有关。会馆原本只有一份比较简略的议事规则，并没有完备的章程。组织机构并不健全，会务决断权一般操纵在一、二具有经济实力的商号首脑手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为了应付国民党当局对会馆、公所的登记，才有了一个章程，但并不完备。依据章程，会馆采取董事制，入会单位交会金500元（后改为200元，如是退会就取回）即为常年董事，董事一般由商号股东或经理充任，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享受本会馆一切事业设备之权”。⁽³⁵⁾董事长在董事中选出，称“司年”，一年一选，连选得连任，开会时为主席，平时执行一切议决案，审查出入财务，管理全会产业。享受交际与车马津贴，全年120元。其他董事称“司月”，仅每月递出账目，各“司月”轮流值月。此外还有几名被推定专门经办敬神事务的。

1939年，泉漳会馆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章程，这一章程详尽地阐述了会馆的宗旨、会务和规则，显示了泉漳会馆在发展中组织机构的改良和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员吸收面扩大了。最初仅限龙、同、海三邑、泉漳两属，此时已扩大到了“阁南、晋江、南安、惠南、思明、金门、安溪、龙溪、海澄、长泰、南靖、漳瀹、永春、德化、大田、云霄、诏安、永定、龙岩、武平、长汀、永安、连城、上杭、东山”等27个县旅沪同乡商行，皆有加入之资格。⁽³⁶⁾这样增加了会馆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二是制度的改良。会馆不再实行董事制，而是采取理事制，“设理事及监事，由全体会员大会用记名式投票选举之”每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选出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由11人组成，监事会由3人组成，任期一年，连选连任，但正副理事长连任不得超过4年。理事会每月开会一次，监事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如有特别事故，召集临时会议。会员大会或理事会开会时，须有会员或理事过半数以上之出席方得开议，并须有出席过半数之同意，方得议决可否。会馆收支预算项目由会员大会决定，会馆财产契据由正副理事长及财务理事共同保管，每年度收支账目都造册分发给每一个会员，账目公开。显然，会馆的组织制度比以前更具透明度、民主化。

综上所述，上海开埠以后，从现象上看，闽商的数量、行业经济中的地位、商人团体的活力等，整体呈现颓势，但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衰败，通过对泉漳会员的考察可知，其相当一部分仍具实力，他们与东南亚乃至海外市场有着广泛的联系，泉漳会馆拥有这样一些会员就有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使得会馆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在民国时期超过其他福建同乡组织，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其产业仍为沪上会馆之最。会馆功能的拓展与制度完善是泉漳会馆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泉漳会馆积极参与行业间的经济协调活动，吸纳同乡会的组织制度，这在众多的会馆组织中比较特别，这不仅拓展了会馆功能，扩大了事业，而且原来的祭祀、殡葬和助济同乡的功能也得到加强，在机构和制度方面都适应了上海城市化、近代化的步伐。具有海商渊源的泉漳商人对妈祖的崇拜使得会馆又具有庙宇的功能，使它始终保持特别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注释】

(1)本文刊于《史林》2003年第3期。

(2)高红霞：《旅沪福建同乡团体述略》，《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

(3)蔡杰东：《泉漳沧桑话》，上海泉漳会馆编辑部编：《泉漳特刊》1948年4月，第10页。

(4)《兴修泉漳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页。

(5)黄则盘：《上海泉漳会馆沿革及抗战时期活动》，中国人民政协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编：《泉州文史资料》第13辑，第63页。

(6)《上海县为泉漳会馆地产不准盗卖告示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3页。

(7)上海市工商联：《本市海味北货桂圆行业史》第一部第一册，转引自《上海对外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页。《上海市海味杂货商业同业公会概况报告》，上海档案馆S349‐1‐1。

(8)《上海市糖商同业公会简史》，上海档案馆S352‐3‐1。

(9)《上海市糖商同业公会简史》，上海档案馆S352‐3‐1。

(10)《上海市糖商同业公会简史》，上海档案馆S352‐3‐1。

(11)《上海市炒熟货商业基本情况报告表》，上海档案馆S347‐3‐1。

(12)此表根据上海档案馆馆藏同业公会档案整理。

(13)所谓“九八行”即：以代理南洋侨商推销南洋物产进口贸易为主，兼营代办国内土特产出口的南洋庄各行号，这些行号不自负盈亏，而是按代理进出口货值，取佣2％，故通称九八行。

(14)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18—420页。

(15)福建籍巨商，以经营海味杂货业起家，后投资上海多家企业。

(16)《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34页。

(17)《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5—244页。

(18)《泉漳特刊》，第8页。

(19)《泉漳特刊》，第10页。

(20)薛理勇主编：《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21)《重修泉漳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44页。

(22)《重建泉漳会馆捐款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9页。

(23)许晚成：《上海大中小学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店1935年版。

(24)《泉漳特刊》，第49页。

(25)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制作：《房地产史料》，上海建设网（上海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主办）犺狋狋狆：／／狑狑狑.狊犺狌犮狀.狊犺.犮狀／狕狋／犺狔狊犾。

(26)《泉漳特刊》，第58页。

(27)同上，第45页。

(28)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66页。

(29)《上海市糖商同业公会》，上海档案馆S352‐3‐1。

(30)《泉漳特刊》，第49页。

(31)《兴修泉漳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5—236页。

(32)《建汀会馆肇立龙冈会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77页。

(33)《上海市核准立案之团体一览表》，《上海市年鉴》，中华书局1937年版。

(34)《中南银行行史》、《中兴银行》，上海档案馆Q265‐1‐393、Q319‐1‐5。

(35)《泉漳特刊》，第9页。

(36)《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863—8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