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断的老上海中产生活

如第二章中所概述的，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发展取决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作为一个三方政权并存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非统一主权的城市，上海曾有的割裂状况直接影响着它的空间结构、社会阶层以及相嵌的社会关系。

通常认为，中产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在社会学家周晓虹(2005b)看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中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阶级成员主要的来源有这样几个部分:①原先乡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资本的士绅及他们的子弟，进入城市从事现代民族工商业成为所谓“新士绅”;②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外国企业和资本即所谓“洋行”也进入中国，他们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青年知识分子充任文职雇员，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批“外企白领”;③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中也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者;④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机构的日益扩展和科层化，也出现了第一批政府官员;⑤最后，伴随着现代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教授，以及律师、作家和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周晓虹还强调，在中国第一代中产阶层的产生过程中，作为大都市的上海是一个合适的孵化器。而这些中产阶级成员，尤其是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新中产阶层成员，成为当时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成为大多数上海市民效仿的榜样(对于1949年前上海中产阶级所做的具体描绘，可参见连连，2009)。而从1949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产阶层失去了滋生的土壤。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中产阶层开始了其重生历程(周晓虹，2005b，第3—5页)。也由此，与西方的中产阶层家庭所表现出的较高的代际的继承性不同，在中国，由于1949年后中产阶级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基本上是第一代(周晓虹，2005b，第7页)。

在近代上海，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些与中国传统消费方式和文化有很大差异的生活方式逐渐在当时的中上阶层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大中城市已形成一定的消费水平和规模，文化消费、休闲消费方式在当时社会中上层开始流行(郁方，2005)。譬如，留声机、电影、霓虹灯、火车、电报、汽车等新技术产品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与娱乐方式的变化;广告和时尚杂志等媒体则为人们呈现并参与建构了时髦、摩登的生活方式;电影院、歌舞厅、咖啡厅等为城市中产人群提供了在特定消费场所展开的看电影、舞会、喝咖啡等形式的社交活动，以此展现区别于传统中国消费方式的生活品位。再如，20世纪30年代的日历上所出现的身着传统旗袍玩高尔夫的时髦女性图片(葛凯，2007)，则生动地诠释了当时的摩登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