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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文本中的中产生活及差异性

时间:2022-02-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也由此,期待成为中产或是希冀获得中产生活方式的人们又依据由此所获得的想象,将这样的想象以及自我的体验和感受嵌入在家居营造的实践中。
两类文本中的中产生活及差异性_家居营造:上海都市中产的自我表达实践

从这几个不同小区的地理位置、房型构造、安全设置等外在的可视空间,我们既可见小区内的格局和设施,也可见不同小区的“环境”,以及它们所传递出的对生活方式的想象。这些空间的呈现传递出社会经济区别和实体意义上的区隔,以及我们所考察的所谓中产的内部差异性。这样的区隔,往往随着居住小区档次的从高到低,而呈现出不同的意义。越是高档的居住小区,越是通过先进的高科技监视手段以排斥或是阻拦“外来者”和“陌生人”。而普通小区,因为其所处的特定的文化地理位置,则通过粉刷一新或是围墙高树以掩映在其周遭的环境中,隐藏它们的“突兀”和不协调。体现这些区隔以及它们所表达的意义体系,各种物质的和符号的元素相交织,包括了小区的空间布局、楼房的建筑风格、小区及街区的命名、小区坐落地点和周边环境等。它们以物质的形态,与上一节所分析的媒体文本再现相呼应,共同参与着对住房—家园的建构,共同编织着对“中产生活方式”的想象。

这一章呈现并分析了媒介文本和现场考察的小区这两类文本,并试图联结这两者,以勾勒“中产生活方式”物质的和象征的维度。具体而言,房产广告和媒介报道中所建构的中产生活方式,为人们展开对于都市中产生活的想象提供了资源,譬如,对于现代、西式风格或是绿色环保、审美情趣或是个性时尚的追求等。也由此,期待成为中产或是希冀获得中产生活方式的人们又依据由此所获得的想象,将这样的想象以及自我的体验和感受嵌入在家居营造的实践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首先考虑到的便是“家”的物理落点,即小区的地理位置以及周遭环境。从以上的描绘和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档次的小区所处的地段、周遭的生活或商业设施、物业管理服务等,都呈现了都市中产居住小区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

更进一步,这两类文本——媒体再现的文本和实体空间的文本——相互指涉,共同构成了关于当代都市中产的生活方式的宣讲和叙事。也就是说,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向我们表述了什么是当代上海居民所想象(或房地产发展商、地产资本经营者,以及通过政策杠杆而与他们携手“发展地方经济”的政府所希望居民们想象)的中产生活方式:拥有并经营一个家,一个温馨、体现个人理念、彰显阶层区隔、阐发以现代、高贵、隐私、绿色、实惠等构成的审美价值观的家居。由此,安家的过程,也就是在本章所呈现的市场语境和都市空间区隔的场景中,人们所展开的家居梦想、追求和经营的过程。它如何被居住者所表述,如何物化在了家居住所的选择过程中,这是下一章分析和论述的重点。

【注释】

[1]长宁区某高档住宅楼盘销售宣传画册的封面文字,原文即是英文表述。

[2]这是笔者某日走过上海闹市区街头看到的广告语。位于静安区某正在兴建的高档住宅区,四周用临时筑成的白色高墙以与周边商业区域隔开,张贴在墙上的巨大的宣传广告的文字内容。

[3]在英语的文献中,“中产阶级的形成”成为历史学家们(主要是社会和文化史学家;可参见Suh,2002)研究的课题,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中产阶级的兴起是在19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一种历史现象。而当代文化研究学者对阶级的研究,包括对媒体如何呈现阶级或阶层的研究,都带有了批判学派的色彩,譬如,着重在:①阶级/阶层、性别、种族等社会分类体系的交织(intersections);②对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性或刻板印象式(stereotypical)的呈现,以及在这呈现中所体现出的话语暴力/权力的使用,将他们“收编”到去阶层、性别等的所谓中产阶级或消费者等社会群体中(可参见Gray,1989,1991;Meyers,2004;Lofton,2006)。这方面的论述,因此带有强烈的去意识形态霸权的遮蔽的取向,也有的研究者将中产阶层的呈现与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结构民主的公民性这样的主题相联系(可参见Kidd&Nicholls,1999; Hilton,2002)。

[4]譬如,有研究者认为,伴随《世界时装之苑》《时尚》等时尚消费类的“中产阶级”杂志的登场和流行,我国中产阶级的话语空间得以建立并扩张。尽管,在这一建立和扩张的过程中,在强化优越感的炫耀的同时,所遮蔽的是这一人群疲于奔命的另一事实(孟繁华,2005)。

[5]同样关注媒介话语与阶层的建构,更加具体地,有研究者(杨击,2007)通过对五年间的新闻传播学界主流刊物中研究中国新生阶层的话语的考察后发现,主流的政策话语直接主导了媒体有关社会新阶层报道的议程设置,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学界相关研究的议题和话语策略。其中,从话语机制的角度看,新闻业界的报道方式、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方式以及党政部门的政策条例的叙事方式都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整个“新生阶层话语”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三个层面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及其结果也是我们考察整个中国“新生阶层话语”的一个重要的检测要素。具体而言,从研究对象看,2002年对中产阶层报道的研究呈昙花一现之势,2003—2004年则是完全排他性的弱势群体报道研究,2005—2006中产阶层报道回到研究者视野当中,这些变化轨迹和主流话语从“弱势关怀”向“和谐社会”的转换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6]在霍尔看来,媒介表征与对已存在的事物的意义呈现是两种不同的现象。他认为,“意义是被表征的系统(即各种概念和符号)建构出来的(霍尔,2005,第21页)……它是经由指意(也就是意义的生产)实践而得以建构的”(第28页),并且各种表征本身就是事件的组成部分。由此,解读者所要做的是试着去理解各种表征如何建构了意义,而不仅仅是去测量所谓“真实的意义”与所呈现的意义之间的区别。

[7]在本书中,这三个定义都是“表征”,只是遵循不同的生产逻辑而形成的表征。将媒介关于中产阶层的表征置于这样的相互比较中解读,是为了更加凸显它的特征,以及它被建构的特性。

[8]依据李春玲(2011a)的分析,除了媒体话语所呈现的中产形象之外,政府和社会学者对于中产阶级的描述分别为:政府提出的中产阶级定义主要依据收入标准,在官方文件中,中产阶级被称为“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概念常常与政府的社会政策目标相联系。2002年11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六届中央全会上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这被认为是政府试图促进中产阶级发展的一个政策信号。社会学家们则认为,只有少数的中产阶级上层完全符合公众媒体所宣扬的中产阶级形象,大多数普通的中产阶级成员没有那么高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单纯依据收入标准所划分的中产阶级群体偏离了中产阶级概念的本质内含。此外,当代中国社会具有与西方发达社会不同的一个特征——国家掌控着最重要的和大量的资源,因而,源于政府科层系统中的职位而产生的权力是决定阶级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社会学家在职业和就业身份的分类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些其他指标,如教育、收入和消费等等。而由于采用的指标不同,由此对中产阶级的规模估计也产生了极大的差异。这些观察和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全面的概括。

[9]具体可参见:东方早报(2004),《上海中产全景报告》,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魏城(2007),《所谓中产——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对中国中产阶层的调查》,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10]譬如,2011年9月,《新京报》联合新浪乐居和讯网开展了“中产阶层置业调查”。在逾万人参与的这一网络调查问卷中,除了通常的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对于中产的界定之外,另一个重要问题便是“至少有一套房子”。关于这次的“中产阶层置业调查”,可参见:《新浪乐居联合新京报启动中产阶层置业调查》http://survey.house.sina.com.cn/result/61442.html;《和讯网联合新京报诚邀您参加中产阶层置业调查》http:// house.hexun.com/2011-09-05/133124127.html;《中产阶层置业调查7成网友受到限购影响》http://house.hexun.com/2011-09-09/133265944.html;等等。

[11]笔者查阅国家统计局网站,结果发现,在2005年1月20日,在该官方网站上曾刊登出如下公告:“近日,有媒体称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中产阶层数字化界定标准:年收入6万元以上’。该报道有误。国家统计局从未界定和发布中产阶层界定标准,特此声明”。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detail.jsp?searchword=%D6%D0% B2%FA%BD%D7%B2%E3&presearchword=%BC%D2%CD%A5%C4%EA%CA% D5%C8%EB&channelid=6697&record=11。

[12]主编高明在卷首语“第一次见面”中点明《私家》所要做的三件事,简单来说,即:①寻找好房子,而判断好房子的关键首先在于让居住者找到归属感和生活感,由此,这一期中首先关注的是“上海的6家高尔夫别墅项目,几乎占领了上海最美的自然环境”;②探寻居住者和房子的感情牵连,在这一期特别策划《我的婚姻谁的房》;③如何让房子变得更美好,“梦想家”们的房子为我们提供了样板。

[13]在该次房展会结束后的次年(2012)春,当笔者驱车经过上海几大高架,或是与江苏省相接的沪宁高速、G50高速的出城前的道路两侧,已经可以看到极其醒目的在该次房展会上推出的新楼盘的大幅户外广告。譬如,“海上湾”“朗诗·绿色街区”等。如此显著的散落在这座都市的不同地段的房产广告,或是张贴在高楼大厦的墙面,或是耸立在高速道路两侧,深深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成为随处可见、无处可逃的都市景象的构成元素。

[14]再譬如,位于大上海成熟别墅区徐泾板块的御品园林(Imperial Garden)——“品味加州,御墅人生”,所谓“南加州风格水岸豪宅”,是“繁华深处的一方净土,豪宅森林中的高贵绅士。将生活艺术化,将艺术生活化……专为品位不凡的层峰人士御赏”。广告文本宣称,这是由“位列美国建筑设计师行列前三甲,擅长南加州风格的著名建筑设计大师Robert Hidey先生,亲自担纲建筑概念设计。给尽是英伦,法式,意大利风格的沪上别墅界带来一股经典大南加州的设计风”。而具体到“客厅7.5米超大面宽开间设计、超大落地窗、三面超豪华观景餐厅、名副其实的烟囱、陶制的土瓦小品、粗犷的铁艺栏杆、广大面积的实木、风格迥异的手工抹灰实墙,漂亮精巧的半竹管形独有的房檐边际……不必跨州越海,远赴重洋即可360度全方位的领略顶级的纯南加州豪宅之经典,让品位与追求更飙至极”。还有一个例子是强调法式风格和法国精神的“银亿领墅”,发展商的宣传品中称它为“法国血统溯源、新江湾世界公民之路”,“位于作为豪宅版图的新领袖者的新江湾第三代国际社区”。“银亿领墅倾情独创法国精神社区,湿地之上的别墅献礼世界公民……以法国经典官邸与古城堡为建筑原型,在毕加索美术馆、罗丹美术馆、巴黎历史博物馆、法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中萃取精华元素,在巴黎世界闻名的建筑里,将‘老虎窗,廊柱,山花及装饰’等元素一脉相承,还原于银亿领墅的建筑中,运用德国莱姆石干挂技术将王室宫廷感气质完美呈现……特邀(世博会)原法国馆馆长方可先生担当社区大使……在未来社区之内也许会有更多的法国公民入住,他们将成为您最友好的邻居……中法文化交流的绝佳载体”。类似的广告话语还有“浦江华侨城,意式水城悠”,宣传的文本宣称这个居住小区以水岸大宅房源为主,以丰富的水资源,营造出水城威尼斯般悠闲、浪漫的意境。

[15]摘自2011年10月上出版的《上海楼市》,“海派别墅——开启精致人文之旅”,第129页。

[16]叙事是这样的:“流逝的年华,不变的归宿。1980年代,年少时代,一家人在石库门里的生活已过10年。虽弄堂狭窄、空间逼仄,那温馨的生活却记忆犹新;1990年代,欢天喜地地迁入了高高的公寓楼,漠然的邻里关系容积率的确(缺)失让人透不过气来; 2000年代,住进盛行一时的欧式联排别墅,迎接的是未知,与种种文化、生活差异的碰撞; 2010年代,公元1860年,年少时光已难寻回,却寻回了生活的记忆。我的世界,在这里。”

[17]类似地,万科集团在展会上推出的一系列楼盘,更是将各式西式、怀旧风格全部纳入在“万科,让建筑赞美生命”的口号之下。如:万科·琥珀墅——“英伦联排典范,让精工梦想照进现实,让房子成为舒适的家”;万科·清林径——“原创摩登联排,以赖特建筑设计风格为骨架,融汇时尚与经典,360度外立面精雕细琢,众多经典建筑形态融入自身建筑风格,充满了海派精致韵味”;万科·尚源——“约170平方米法式宽景联排,灵动的空间格局,拥有观景南向阳台、露台,超大地下室豪华空间和精致花园,带给你浪漫的法式生活享受”。

[18]广告语中这么写道:“生活方式,绝不量贩。入主正市中心,奢享臻稀大盘:南京西路黄金半径在15分钟生活半径里,享受着上海最具风情的时尚版图,东临苏州河两岸创意园区,南抵南京西路梅恒泰黄金三角,西达中山公园龙之梦商圈,北依繁华时尚大宁国际……”

[19]朗诗地产的广告文字包括,“它有自己的体温,它有自己的呼吸,它懂得控制干湿平衡;它是一次颠覆传统的创新,从没有一种住宅,拥有如此之多的科技;体验过它的人都说它很神奇,没错,它真的很神奇(加粗字体为原广告中所用)。“朗诗科技住宅运用十大科技系统,不用空调就能将室温控制在20—26℃。屋顶地面严密热阻隔系统、抗干扰隔音降噪系统、同层排水系统、高效节能外窗系统等技术集合在一起,保证了室内安静的声环境,将喧嚣的世界留在身后。居住其间,可轻松和空调病、装修污染、粉尘、细菌、二手烟、噪声说再见。”

[20]具体如:“五步一法”创新服务体系:从“认识客户”——“了解客户”——“帮助客户”——“理解客户”,进而“感到客户”和“成就客户”,最终实现客户价值的最大化。一站式服务,人人都是责任人:任何一名物业人员都是业主诉求的首要责任人,避免业主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奔波之苦。三十分钟响应。零打扰服务:安全员夜间执勤巡逻统一佩戴好耳麦;划定垃圾清运路线、垃圾清理时间;大噪声养护工作如割草、修剪绿化等噪声工作均避开业主休息时间,实现服务零干扰。

[21]具体为“83—94平方米精致小户,11 800元/M2起”,或是“轨交公园旁”,这样便捷的交通以及毗邻公园的生活环境,“一起坐地铁上下班,或是在公园度过一个闲暇的周末”,拥有“浅浅淡淡的生活”。从而,实现“安家大上海”。而在广告页上更是用“在上海,或许这是你的第1个家。留下来!为漂泊的心安个家”!

[22]具体而言,萎缩的空间包括:工业空间(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的工业空间在市区内外迅速萎缩),公共政治空间(一系列方便组织大规模的政治集会和游行的大型会场,如人民广场、中苏友好大厦、文化广场等以及各级政府机关和工厂内的新建礼堂,在城市的建筑空间中或被裁剪或被挪作他用了),和市井生活中的社交空间(以弄堂口、老虎灶、烟杂店以及小马路为中心的闲站和聊天的空间明显缩小);急剧扩张——新增加或是快速膨胀——的空间包括:道路空间(各种地上地下高挂的快速干道的兴建),商业空间(如鳞次栉比的购物中心、大卖场、连锁超市、各式办公楼、酒店宾馆等愈益标准化的急剧膨胀),资本和权力的空间(政府和国有垄断机构的办公空间不断扩展,不仅是占地面积的扩大,而且表现为建筑样式的豪华升级),以及商业住宅空间,这是扩展得最快、规模最大的空间。这些都市空间的重组,突出显示了“今日上海空间变化的一大趋向:尽快抹去昔日遗留的种种特色,给自己换上想象中的‘国际大都市’的标准相貌”(王晓明,2008年,第91页)。

[23]王晓明(2008)指出,这座城市的住宅空间的扩展,“造出了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一种以住宅为中心的组合空间的形式,这新的空间形式不断蚕食和改造原有的其他空间,大有一股要覆盖整个上海、至少也是其大部分地域的势头……从市中心往西南、北方和浦东方向走,到那些新的大型住宅区:整个地区的规划、完全是以住宅为中心的,其他所有的项目:地铁站、公交车站、超市、学校、餐馆、诊所……都成了住宅楼的随从……在几乎所有的重大的空间改造的背后,你都能看到以住宅为中心的组合空间形式的深刻影响”(第92—93页)。“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上海建筑空间的变化,是在不知不觉间,以‘人的工作’来定义‘人的生活’……现在,我们看到,城市的空间形态越来越住宅区化,住宅及其配套建筑的组合规划的逻辑,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整座城市的空间构成。昔日的‘人的工作’,正在被‘人的居住’代替……重新定义人和人的生活:富裕舒适的生活是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它的最佳落点是‘家’,‘家’的首要形式,是一座令人羡慕的新住宅”(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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