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都市中产的生活方式

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本书所考察的都市中产人群是一个泛指，包括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但具有更广泛意义的都市中等阶层。具体来说，他们属于以上海不同行政区域中的中、高档住宅区的居民为主体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一边界模糊的群体所共享的是围绕住房、消费体验的一种殷实的生活方式，包括拥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在我国当代一般而言所必须拥有的教育/技能训练水平、带来相应收入的职业，以及这些“获取性社会地位”(acquired social status)所必须的社会资本^[10]。但另一方面，与上述讨论相关的是，本书中对于都市中产人群的选择也蕴含了参照已有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界，对于中产阶级/阶层问题的某些讨论，譬如，对于考察对象的职业类别和教育程度等的关注(可参见陆学艺、李强、李培林、李春玲等的研究)。

社会阶层的归属不局限于人们与生产资料或其他形态的资本之间的关系，而且生产于人们消费形态或生活方式的选择当中。这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1984)在《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这部巨著中所阐述的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在之前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2001)一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呈现。在雷蒙德·威廉姆斯(又译雷蒙·威廉斯，2005)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汤普森将“阶级”(class)看作一个得到呈现并且(正在)发生中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或是类别(category)。这一对于阶级(class)的文化分析，有别于以经济术语或是固定结构划分的方式。他的分析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参考。这样的视角，也体现在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斯梅尔(John Small)所提出的“一种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即“(阶级)是一种过程的结果，一个集团在此过程中理解自身的世界，用格尔兹的话说，即造就其成员看待和理解自身和他人行为的意义网络……这些个人和集团既逐步建构他们的社会经济实际，同时又被社会经济实际所建构”(斯梅尔，2006，p．10 11)。与此相应，在布尔迪厄看来(1989)，“惯习”(habitus)——有结构力量或作用的已被结构化了的结构(斯沃茨，2006)——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结构(具体体现在某类社会实践的场域)辩证关联的中介桥梁，而生活方式成为惯习得以通过人们的行动和选择而表述的领域，成为考察不同场域中结构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互动的分析对象。同时，特定的生活方式不仅为某一阶层的人所享有，更重要的是为该阶级的人通过其实践行动而构成，并成为一表意体系，被人们用以表述他们的阶层区隔。这两个方面——阶层归属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式所表达的阶级归属——之间并非一一对应。换句话说，对中产生活方式的考察不能等同于对中产阶层的归属划分，同时也不应把后者(对中产阶层的归属划分)作为前者(对生活方式的考察)的因果条件。

“中产生活方式”作为考察阶层意识和区隔的场域，具有微观层面的个人实践和宏观层面的社会转型的现实联结，其核心是“私有化”或“私人化”(privatization)。在当下中国，私有化并非仅限于市场领域内的逻辑和实践，而是充斥于社会生活和意义体系的建构等各方面。其中，住房私有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在当代中国，尤其是都市的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一。它不仅创造了房地产业、物业管理等在中国新起的产业或资本增值领域，极大地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加速并加深了改革中发生的社会分化，引发了新的消费形态和领域，以及人们在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广泛参与(Zhang，2010;Ong＆Zhang，2008)。更进一步，它创造了购房、装修住房、经营家居这个“自然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范畴。也就是说，通过家居和生活方式的营造，人们参与其阶层归属以及与其他阶层区隔的建构过程。

在私有化的情境中，当下中国都市中的所谓“中产生活方式”，往往一方面表达不同社会群体的归属和期待，另一方面也在强化并区别群体之间的差异。与此同时，什么是“适当的”中产生活方式又是模糊不清的(ambivalent)(譬如在已有的访谈对象中，在研究者看来已经属于中产以上的富有阶层，他们本人却对此加以否认，或是强调自己与中产的不同)。而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家”，在最实体的层面上将这样的想象和实践凝固在具体的场所，再加上家的营造，从而构成了对于特定生活方式的具体表述，由此也为我们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经验的研究提供了绝佳场所。

当下中国的都市中，通过住房、消费和经济自由主义所表达的相似的生活方式，在趋家性(domesticity)的情境下，作为一个文化社会的现象，越来越受到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华裔人类学家张鹂(Zhang，2008，2010)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通过阶级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 of class)的概念，解读昆明市围绕住房而发生的中产——一个无定形、杂芜但享有或追求类似生活方式的社会群体——的形成过程。集结这一群体的并不是一个共享的结构性的位置(职业或是与各种生产方式的关系)或是历史条件，而是通过住房、消费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所表达出来的生活方式上的相似取向(Chua，2000;Fernandes，2006;Robi，1996;转引自Zhang，2010)。采取类似的人群界定方式，新加坡文化地理学家鲍存彪(Pow，2009，2010)以上海的“新中产”所居住的“封闭式社区”(gated community)为例，分析这一都市中产的生活如何通过住房而得以体现。在他看来，住房的销售和选择物化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塑造并呈现为都市生活中的审美品位。由此，阶层区分被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被简约化为生活方式、消费形态、品位以及视觉愉悦，所遮蔽的是都市发展中的不平等和社会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