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会馆公所

近代上海的会馆公所是各方来沪的同乡或同业者建立的联络乡谊、互帮互助的民间社团组织。有学者统计，到1911年，上海共有公馆会所150多个^[2]，是清代全国所有城镇中，设立会馆公所最多的一个。一般来说，移民人数多、来源地域广，是会馆公所大量建立的基本原因，恋故乡、重乡谊的传统心态是建立会馆公所的文化因素。但近代上海的会馆公所却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会馆公所的一些鲜明特点，这体现了近代上海城市的特殊内涵。

一、近代上海会馆公所的特点

我国传统的会馆公所一般分为三类：分别是科试会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科试会馆是我国科举制度的产物，京城设立此类会馆居多。这种会馆每临科举考试前后，负责招待同乡士子食宿，向应试弟子提供应试卷资，设置捐册和观光堂题名榜名单，将同乡中的高官姓名张榜展示于会馆。题名榜是对会馆以往成绩的一种炫耀，又成为进一步激励同乡士子的上进机制。科试会馆起到一种激励同乡子弟和拉拢同乡关系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官僚性。

移民会馆是客居他乡的客家人，在移居地建立的主要以联络乡情、团结原籍乡人建立的社会组织。这种会馆多以乡土神庙形式出现，节庆祭祀，演地方戏，凝固乡缘，抵制移民地区土著人的排外，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在台湾、东北、广东、四川、江西等地都有移民会馆。这类会馆是农民迁徙的产物，或可成为农民会馆，一般来说封建性较浓。

近代上海的会馆公所属于工商会馆的性质。工商会馆是到外地经商的工商业群体，在经商置业地建立的同乡联谊场所和组织。建立的初衷是依靠同乡商人团结互助、以对应在外地经商生存和发展的困难。这与移民会馆的目的有相似性，但由于组建个体的身份不同、所处环境的生存方式不同、处理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不同，以及事业理念不同，与移民会馆区别开来。工商会馆都是建立在工商业贸易相对发达的地区和城市。近代上海会馆公所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明显的工商贸易组织特征。

（一）近代上海的会馆公所多数是工商会馆

1931年的《上海商业名录》记载有近代上海创建的68所会馆^[3]。这些会馆都是各地同乡工商业者建立的，没有一所是封建官僚主持的科试会馆，也没有客家人建立的乡人移民会馆。这与北京和传统封建政治统治中心城市的会馆公所相比，是一个鲜明的特点。这是上海发展的历史状况决定的。

上海明朝始建城，当她还是一个边远的地方小县城时，北京作为京师就是全国科举应试的中心了。近代以前的上海与南京、苏州甚至松江相比，在政治地位上都没有任何可比性。南京是苏皖两省的科举汇试点，苏州是封建时代的商业贸易文化名城，松江府也是管辖上海县的地方中心，当时的上海仅是黄浦江边的一个航运贸易转接地，经济发展刚刚起步。近代以前，上海从来都不是省城以上的政治中心，与科举考试的士子汇聚无缘，所以上海没有出现过科试会馆。

近代上海是一个商贸移民城市，与历史上的乡民迁徙不同，移民近代上海的都是从事工商业为主的各籍人士，他们以经商做工营生创业，目标是生意兴隆、广扩业域、融入当地，所以也没有建立以与土著人分别的客家人移民会馆。虽然近代上海的会馆公所具有移民会馆的某些文化特色，但是工商会馆的时代适应性是移民会馆的保守特质所不可比拟的。

（二）近代上海会馆公所发展迅速

近代上海会馆公所的建设速度远远快于其他城市，与近代上海的发展繁荣相辅相成。

近代以前，上海被称为“小苏州”，说明苏州的城市地位是高于上海的。开埠以后，上海发展迅速，会馆公所这类社团组织的数量也很快超越苏州，成为全国会馆公所最活跃的社会舞台。近代上海与苏州会馆公所的发展比较很能说明这一特点。

上海于明朝时尚无一个会馆公所，上海最早的会馆公所——关山东公所，出现于清初顺治年间，为关东和山东商人合建。在清嘉庆以前，上海仅有6所商人会馆。而苏州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经分别由广东商帮建立了岭南会馆，福建官商建立了三山会馆；天启年间广东东莞商人建立的东莞会馆等。清康乾两朝时期，苏州建立会馆29所，至嘉庆之前苏州建立的会馆公所达32所之多，远远多于同一时期上海会馆公所的数量。

开埠之后，上海的会馆公所数量很快增多，不久就超过了苏州会馆公所的数量。据不完全统计，从清同治朝至民国时期，上海建立的同乡商人会馆公所就有50多所，还有大量的同业性商人会馆公所未包括在内。同一时期，苏州的会馆公所才建立12所。^[4]由此可见，近代上海会馆公所的发展同城市的发展是同步的。

（三）近代上海会馆公所久盛不衰

近代上海的会馆公所不但数量多，而且其发展态势随时代进步、长盛不衰，并没有受到后来纷纷建立的同乡会组织的太大影响，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作用。当很多城市的会馆公所，如南京、苏州、甚至北京的会馆公所在近代呈衰落趋势的时候，上海的会馆公所持续保持着重要的社会地位。

随着近代上海工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各籍商人后来在上海不断成立同乡会组织。同乡会组织是同籍人士的交流互助组织，但它没有会馆公所那样稳固的经济和物质基础。很多同乡会还要依靠同乡会馆公所的经济支持、办公场所的提供等帮助。如潮州旅沪同乡会在上海的活动，就取得了潮州会馆的经费支持。

清末至民国期间，外地很多大城市的会馆公所先后衰落，而上海同时期的会馆公所却继续发展，新的会馆公所继续建立，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稳定作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北京的大批科试会馆改为同乡会，变为同乡办事机构，凝聚力下降，其他地区的此类科试会馆大都消失了。民国期间，包括苏州、扬州、南通等这样的商业城市的工商会馆也因战乱或被军阀部队驻兵占领而衰落，有的地区的会馆公所因长期无人管理而荒废，例如江都的潮州会馆就荒废了。上海同时期仍然新建了很多会馆公所，如：1912年福建晋江、惠安两县旅沪商帮联合建立的晋惠会馆，1915年建立的洞庭东山新会馆，1915年建立的扬州公所，1919年建立的淮安六邑会馆，1919年建立的浦东公所，1922年建立的吴江公所，1936年建立的河南会馆等。

战乱时期，有的会馆公所发挥了非常明显的社会协调作用。如民国期间，江苏南通的潮惠会馆被军队占据，南京的潮州会馆救援无效，致函上海的潮州会馆请求支援。在上海潮州会馆的协调之下，南通驻军最终归还了潮惠会馆的房产。

近代上海会馆公所长盛不衰的基本原因在于：一是经济来源持续不断，各籍商帮在近代上海都有大的发展，加上会馆自身的房产或土地经营，实力雄厚。二是近代上海没有经历其他地区那样频繁的战争兵燹。三是近代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会馆公所的社会作用有客观需要，会馆公所的凝聚、协调、沟通等作用在近代上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四是会馆公所的乡籍情感的象征作用在近代移民城市不可或缺。五是会馆公所的组织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更新。

二、近代上海会馆公所建立的历史原因

近代以来，上海的会馆公所这种商业社会的民间社团大量建立、不断发展，有一些基本的历史背景。

上海开埠在客观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着各方商人，特别是巨商大贾前来投资经商。“鸿商善贾，廉五贪三操计，然筹策者，蹱接肩摩，日无虚晷”^[5]。在沪据有一席之地，以便日后不断发展遂成为各籍商人的普遍愿望。传统上，建立会馆公所是客籍人士置业客居之地的必然选择。“仕宦商贾之在他乡者，易散而难聚，易疏而难亲，于是立会馆以联络之”^[6]，“组织公所，研究商情，为同业力谋公益”^[7]。

近代上海是充满机遇和风险的社会，促进了客商的联合。特别是面对外商的倾销及掠取原料的竞争，他们组织会馆公所，力谋抵制。《山东会馆创立碑记》中说：“今者，商务日兴，……上海繁富，蹈重瀛，挟巨资，以谋倾我商业者，不可胜数。奇技淫巧，起徒手至巨万者。皆是也。而吾乡之商于斯者，犹循旧规，力与为敌，以朴为经，以勤为纬，倘能矗立于中外互市之秋”，“今会馆之成立，群策群力，力谋恢张，揽利权之要，而驰域外之观”^[8]。而来自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商人也因商业上的利害关系，竞争加剧，按地区按行业进行组合的公所也逐步建立起来。同治年间，浙江乍浦的靛业商人来沪，因初来乍到，草创之处，受到上海本地靛商的激烈竞争和排斥，后来“幸有负才望者出而创立鄞江会馆，设规矩，定章程，方才立住足”，“主宾咸然悦服”^[9]。川沙的土木业与宁波绍兴的在沪木工业因抢夺生意，彼此摩擦有年，甚至双方发生斗殴。最后以各建公所，划定范围，平息了事。南京、苏州在沪玉帮业因争抢地盘，交斗争讼长达七、八年之久，最后也以各建公所、划定范围，相安无事。上海的会馆公所就是在中外商业竞争中，为了“团结同仁，捍御外侮”，抵制外国经济侵略，以及“联络同业之声气，维持同业之信用”，以“独标一帜于商战剧烈之世界”^[10]普遍地建立起来的。

鸦片战后，由于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沿海沿江地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开始遭到破坏，来沪谋生者络绎不绝。江浙地区本来地狭人稠，赋重税多，人民生计艰难，此后，失地、缺地农民有增无减，大批劳力被迫离开农村，流向城市。一部分人来到上海，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浙江《四明公所创立碑记》中说：“四明襟江带海，地狭民稠，乡人除耕读外，多出而营什一之利。”^[11]《上海徽宁思恭堂缘起碑》中说：“宣歙多山，荦确而有田，商贾于外者，什七、八。”然而来沪谋生并非易事，“童而出，或白首而不得返，或中途违折，殓无资，殡无所，或无以归葬，暴露于野。盖仁人君子所为而伤心，而况同乡井者乎？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最重，宣歙人尤多。”^[12]同乡、同仁有见于此，乃“共切桑梓之谊，创立一会，专为本籍同业中之贫苦者给棺柩，死亡者施赈恤，安魂妥魄起见”^[13]。为了赈恤旅沪贫病孤苦的同乡，于是起而组织地区性的会馆公所。

上海会馆公所的大量创立与国内政局的变动不居有直接关系。清同光年间创立的会馆公所最多，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引起的大量难民涌入上海有关。1860年后，太平天国经略东南。江浙两省大部分落入太平军之手。各地地主、官僚、商人，其中也不乏农民、手工业者纷纷来沪，侨居避难。《创建上海江宁七邑公所碑》记中说：“当是时，都人士流亡襁负而来者，络绎于道，顾地为华夷互市之区，五方杂处，重以流民，因而街市之间，肩摩趾接，居室则嚣杂湫隘，荒地亩輙百余金，老死者至不得殡厝处。它族或购屋作殡房者，又靳不相假；乡之人仿为之者，辄苦集资不充，才买地数畝而已。”同邑人士颠沛流离、落难沪滨的凄惨情景引起同乡有力者的无限同情，于是起而组织江宁七邑公所，集资购地，施棺掩埋，或运榇返乡安葬。又如同治初年，苏州失陷后，洞庭山各商因避难来沪者日增，以“固有之惠安、固仁、体仁三堂合并，公建莫釐三善堂，为同乡会聚之所，寄棺之处”。镇江旅沪流民，在兵燹之后，每遇疾病，死亡暴露，也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建立了京江公所。

西人在上海强行建立租界，流氓歹徒，匪盗充斥，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园。杀人越货，时有所闻，绑票勒索，日以复加。处在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里，各地旅沪人士，无论为商为贾，还是为工，总有惶恐不安之感，唯恐遭到不测，于是主张团结乡里，抱团自保。《四明公所长生同仁会创立记》说：“长生同仁会之设立，意在保固身家”，“一人罹难，合会伸援”。《典业公所公议章程十则碑》中指出：“倘有被痞棍欺诈情事，关碍大局者，务宜推诚助理，毋相观望。应需使费洋钱，同业公帖一半。”^[14]《潮惠公所创立记》中也说：“重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瘢，隐倚神坐，动成疮痏。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遭株累，皇皇若有大害。重乎厥后，既同井邑，宜援陷阱，亦能代表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临以明神，盟之息让。”^[15]

三、近代上海会馆公所的组织创建和演变

近代上海会馆公所作为商业社会的民间团体组织，是按地域商人或地域行业商人组织的社会团体。会馆是侧重地域性的组织，如，山东会馆、江西会馆、常州八邑会馆等；公所是地域与行业并重的组织，如，四名公所、京江公所、水木业公所、典业公所等；也有名为会馆、实则公所性质的组织，如，钱业会馆、茶业会馆、木业会馆等。所以会馆、公所的名称一般是共用的。会馆公所的开办与组织结构均按一定程序安排和创制。

发议。地域性的会馆公所，多由“从宦于兹土者”“董其役”。如建汀会馆是由当时任上海知县的建平人林谦普提议创立的，常州八邑会馆是由寓居上海的武进人盛宣怀独资捐建创办的。属于行业性的会馆公所则由同业中资力厚实、信用卓著的店主发起，集体捐资建立。

集资。会馆公所创办的经费由公共集资，或由同人捐助、同业摊派，或按货抽厘。也有“殷者效财，能者效力”，由几个资本家出资筹建的。如台州公所就是由民族资本家朱佩珍等捐资创办的。

创办。会馆公所都须建设日常办事机构——议事厅，此外还设有正殿、祠堂等厅堂。正殿置放上海道和上海县批准创立的勒石碑刻，祠堂供奉神佛，是祭祀活动场所。

推举董事。会馆公所日常事务“悉归号商经理”，各号商推举董事轮流经理馆务。经理制度有司年、司月之别，不同的会馆公所或由店号按年当值、或由按月当值。董事由位尊望重的公正绅董担任。董事不是专职，各有生意，义务主持馆务，“并非专意在此而取薪俸者”。会馆公所设有几名丁友，负责照看馆所，兼管日常卫生、安全、联络等事务，也会设有会计管理财务。

制定章程。会馆公所都立有章程，内容一般包括：财务管理、生意经营规则、经费筹措办法、馆所产业管理使用制度、宗教祭祀活动、经理的权限职守、排解内部纠纷及案件诉讼、成员规约等。章程一般勒石厅堂间壁。

报呈官府批准。会馆公所的开设须得到官府的批准。呈文上海道或上海县，详述会馆公所开办缘由及其宗旨、创始人的姓名等。批准后，批文勒石碑刻，会得到官府的法令保护，还可以获得会馆公所房产、塚地免征课税的优惠权利。

正式成立。正式成立日，会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全体成员，包括家属都参加庆祝活动。敬神祭祖，宴请地方权贵显要及其他会馆公所的负责人，以敦睦乡谊、联络社会。

上海的会馆公所在鸦片战前，就其性质来说，属于封建商业社会的民间团体，领导权掌握在少数仕宦绅商手里。鸦片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随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其区域性色彩逐渐减退，按行业按系统联合的趋势日益增强。到20世纪初，近代上海的会馆公所大多演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团体，其领导权掌握在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上层手中，并加入民族资产阶级组织的商会，接受商会的统一领导。

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涨，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工人阶级日益觉悟，以乡土情义维系的会馆公所日趋衰落，并为同业公会所替代。但会馆公所的衰落只是相对于其他社团的发展而言的，这种社团组织并没有在近代上海的社会舞台上消失。30年代后，同业组织发展很快，据1936年民国政府统计，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约有236个^[16]，但会馆、公所在转换体制中仍然存在，这说明会馆公所的乡土联系，仍然有适应近代上海移民城市社会特点的重要特征。